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转至更广泛层面

　　马弘

　　编者按：

　　从根本上说，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源于两个不同的金融主体为了达到各自的目标而分别进行的金融活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对立中存在着统一，把它们两者结合起来的共 同目标就是金融发展。

　　推陈出新的金融创新活动会打破旧的金融监管制度和秩序，为金融监管带来新的课题，带来新的制度和规范，从而推动金融监管水平不断提高；而在新的监管空间下，会为金融创新带来更广阔的空间和新的动力。这种良性循环的最终结果，就是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得到增强，监管当局的货币调控能力和手段得到提高，金融市场上各种风险和收益组合的工具越来越多，投资者用以避险或投资的渠道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效率提高，安全性增强，金融市场得到极大发展。

　　基于上述互动关系，我们认为，金融创新，绝不只是金融企业单一的努力能够完成，在此过程中，监管者的工作一样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刊出一组有关人士在7月7日本报主办的“以创新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希望以此引来更多有识之士共同关注这一课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有商业银行努力以商业标准提供贷款，不良贷款比例一直保持着较低的水平。

　　当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将从加强内部控制提高综合竞争力转到外部更广泛层面的改革，即产权改革。产权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构筑起增强银行市场竞争力的现代银行制度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在于一个实践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讲，改革是我们所能作出的最基本的战略选择。

　　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之一的战略目标以来，上海一直效力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并不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改造，努力提高上海的综合竞争优势，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重点的转移,其标志就是将上海的经济重点转移到收入能力更高和就业前景更好的经济活动上来。

　　按照这样的战略计划，到2010年上海国内生产总值的60%将来自于服务业，其中一半来自于过去讲的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其余将来自于包括运输、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科技含量较多的工业。而技术含量低下的制造业将从上海转移出去。

　　为了实现上海经济结构的这个巨变需要同时改造和发展金融服务及非金融服务相关的法律、会计、审计等中介服务业，以便使资源和技术能有效的转向高科技制造业、物流业、城市基础设施。因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金融中心建设的成功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上海能否充分实现其他各项战略目标。

　　上海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

　　上海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上海工业基础雄厚，出口成绩卓著，具有强劲的经济动力。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利用自身特有的人力资源,实行鼓励政策，建立经济园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于制造业、生产者服务业、房地产业、研发设施等领域。这种资本流入显著增强了金融业的实力和后劲。

　　第二，近几年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服务业、文化设施的发展，对国际商界的吸引力不断增加。

　　第三，上海对知识性劳动力的吸引力正在不断增强。

　　第四，由于近几年注重于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上海与其他国家以及本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已变得更加紧密，从而吸引了更多国内外企业来沪设立区域总部和全国总部。

　　同时，上海地处广阔而繁荣的长江流域。目前，如果把流动人口计算在内，上海已成为东亚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都会。再加上杭州、南京、宁波、苏州、无锡等，上海周边地区人口已接近6000万。随着现代高速公路网和铁路网的发展，从上海出发，最多只需两天，就能到拥有近6亿人口的市场。有人曾估测，这个市场可能占中国GDP的2/3。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日益开放，上海必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并受益于国家金融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分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成果

　　目前有一种说法，认为国有商业银行总部都不在上海，所以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将会非常困难。事实上，只要上海努力不断提升我前面提到的各种优势，上海在银行业方面的突出地位必将进一步增强。这是因为，现代银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尽管分行工作人员仍然需要接近客户，但现代银行业务日益注重集中决策。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每家银行的内部运作上，而且体现在银行的地理位置上。由于上海具备这得天独厚的市场优势，必将日益成为银行业关键职能部门的所在地，因此，不论银行总部是否设在这里，银行将日益选择将财务部门以及银行的其他决策中心设在上海，充分利用这里的技术能力和市场信息以及汇集效应等优势。

　　因此，我的一个结论就是，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不断深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必将分享更多的这方面的改革成果。

　　银行公司治理的方向

　　回顾10多年来中国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包括工商银行在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资产比例正不断提高，历史遗留的不良贷款率正不断下降。按照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说法，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30%来自于国有企业所造成的，10%左右来自于地方的行政环境和司法环境，还有10%左右来自于国家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包括关停并转企业，另约有20%左右来自于自身经营管理问题。

　　换句话讲，造成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很大部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即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以前。90年代以来，各国有商业银行努力以商业标准提供贷款，不良贷款比例一直保持着较低的水平。

　　当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将从加强内部控制提高综合竞争力转到外部更广泛层面的改革，即产权改革。产权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构筑起增强银行市场竞争力的现代银行制度。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紧迫性源自于2006年底中国对WTO的承诺，从而将全面进入各种类型的竞争。

　　至于银行公司治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曾专门发布文件提出了7种良好的公司治理的做法。而对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来讲，要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关键问题是要解决好国有产权的委托—代理关系。大体上,将会围绕这样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银行的股权结构需要多元化，并以此建立起完善的董事会结构。

　　二是在此基础上明确董事会的各项职责。

　　三是完善商业银行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