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遗会透露中国世界遗产普遍面临旅游威胁

　　记者 林蔚 本报苏州7月5日电

　　各地官员蜂拥而至，中国申遗大队排到下世纪的门槛

　　正在进行中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引发的热情是空前的。此次大会，不仅在参会人数、议题数上破纪录，还是该会有史以来会期最长的一回。今天，会议已经进入第 8天。

　　8天里，一个最集中的景观，就是蜂拥而至的各地官员申遗团队。以观察员身份列席的地方官员，照规矩只能参加开幕闭幕活动。但在这些天的会期中，他们积极出现在从遗产展到会议茶歇的各种大大小小场合。

　　开幕式当天，来自各申遗地的宣传资料已经遍布会场、展厅和代表下榻的所有宾馆。遗产展上，各地官员纷纷充当临时解说员，试图跟每位代表推介当地地貌风情的独特魅力。这是一次中国申遗地的集体亮相，各地公关不遗余力，为将来的申遗预热。

　　我国未来几年的申遗项目均已敲定先后名次。2005年，中国的申遗项目为澳门历史建筑；2006年，轮到河南安阳殷墟……列入国家世界遗产预备清单上的各地遗产，已经排到100多号。按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官员郭旃的说法：“如果按《凯恩斯决议》一国一项的规定，中国的申遗大队已排到下世纪的门槛。”

　　尽管如此，中国各申遗地代表还是都坚信自己申遗的独特性，并在正举行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抓住机会，全力冲刺。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作为自然遗产提请紧急提名。四川方面的官员表示：鉴于“熊猫及其栖息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特殊性，且大熊猫属于抢救性的自然遗产，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建议四川省采取紧急提名的方式申报。因为抢救性遗产不受《凯恩斯决议》限制，可通过特批的形式进入遗产名列。

　　福建借文化自然双遗产武夷山的秀美，大力推介福建土楼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称其“独一无二”，是“神话般建筑”。广东开平碉楼、云南哈尼梯田、甘肃天水麦积山等，谁都不甘人后。

　　更煞费苦心、不惜投入的，是主办方苏州。两年时间，近60亿元人民币投入，粉墙黛瓦小桥流水，6000盏宫灯装点城市，精心安排两天旅游路线，连会议的茶歇时间，都安排了美丽的绣娘和悦耳的古琴。正在将古城打包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苏州，明显以此作为向裁判展示的契机。

　　流露着申遗渴望的中国，希望世界的眼光能尽量多地在此逗留。

　　“一国一项”的《凯恩斯决议》对中国有害还是有益

　　中国代表团已提请评议《凯恩斯决议》，他们期待着“一国一项”限制的松动。

　　2000年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出台的《凯恩斯决议》规定，已有遗产地的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一项世界遗产，而没有入选的国家一年可申报三项。《凯恩斯决议》的初衷，是为改变世界遗产结构、分布“不平衡”状况：《世界遗产公约》的177个缔约国中，有47个国家至今还未有景观上榜，66个缔约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目在3个或3个以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试图借此拉近“世遗穷国”与“富国”间的差距。

　　但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令《凯恩斯决议》遭到不少国家的反对。最充分有力的一个证据就是：中国目前的遗产数为30个，但冠亚军西班牙、意大利，遗产总数是中国的两倍多。中国方面认为，作为文化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应报遗产数远不止于此。

　　有人说，中国是《凯恩斯决议》的最大受害者。

　　经过两年实验期，今年正值《凯恩斯决议》政策的重新审核年，中国代表团提议重新讨论此项决议。中国的期望是：限制文化遗产申报数量，但对自然遗产和双遗产的申报不予限制。

　　参加过多次世遗会的昆明理工大学教授梁永宁介绍说，《凯恩斯决议》每次都是世遗会的讨论焦点之一，“争论很激烈，中国、印度等国家主张取消，英国等欧洲国家反对”。虽然一直有异议，但据梁永宁的判断，这项决议不可能被取消，只希望能有所松动。

　　会议进行至今，关于《凯恩斯决议》所透露出的信息似乎不乐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透露，在有关世界遗产分布失衡的会议讨论中，重点是限制欧洲国家申报，将更多的机会给予尚无世界遗产的国家，并希望欧洲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今后能帮助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世界遗产的申报。有分析认为，此次会议对《凯恩斯决议》即使有所修改，也可能只限于欧洲申报部分。

　　并非所有人都对限制申报的《凯恩斯决议》心存不满。

　　世界遗产专家阮仪三教授认为，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申遗，目的不在于保护而在于功利，《凯恩斯决议》的限制，或许是使他们清醒的一个重要方法。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教授认为，跟申遗相比，现在最需要重视的，应该是考虑如何使这些世界遗产得到真正的保护。“《凯恩斯决议》的限制，对中国来说未必不是件好事。我们需要好好地冷静规划遗产的保护问题”。他提醒说，应从上到下端正申遗态度。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文明很难比较，没有强势弱势之分。有些人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所以一定要在世界遗产中占多数，这种想法不科学。目前中国有30处世界遗产，名列世界第三，已经不少了，“我们绝对不应该加快申遗的脚步”。

　　“现在大多数申遗的地方，功利性太强，更多的目的在于拿到世界遗产招牌，然后开发旅游项目，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关注的不是世界遗产，而是经济效益。”这样的呼声，在如火如荼的中国申遗潮中越来越响。

　　人满为患、错位开发，再好的遗产也是“申”来就“死”

　　“中国没有一项遗产列入濒危。”这似乎是本次苏州世界遗产大会的喜讯。

　　对35个濒危遗产的审议，是世遗会的另一重点议题，而中国的世界遗产很幸运地不在其中。但潜在的危机不容忽视。

　　此次世遗会，中国有5处世界遗产在质询名单内，是受评估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虽然质询不代表警告，但确是因为收到有关保护方面问题的信息才展开。

　　而近年来，“事故频发”的中国世界遗产地不在少数。武当山遇真宫大殿遭火焚；南京明孝陵申请扩展项目成功仅一个月，明孝陵的“下马坊”就因宁杭公路拓宽面临拆迁窘境；武陵源、张家界更因过度商业化城市化而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警告。

　　媒体曝光，上级管理，违规的建筑建了又拆。风波虽然平息了，但是一进一出，对环境的损害、对资源的破坏浪费，这笔账却没人算。

　　梁永宁说：“世遗的基础是保护，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开发，光顾经济效益，人满为患、错位开发，这样的观念下，再好的遗产，也是‘申’来就‘死’！”

　　至于开发中“人满为患”、“楼满为患”的旅游威胁，更是在全国遍地开花。

　　“黄金周一出去旅游，到处只见人不见景”。因为游客众多而影响文化生态平衡的，就有丽江、敦煌等世界遗产地。这些旅游威胁往往被忽视，甚至被错认为繁荣的标志。

　　人们熟悉的，是这样一些数据频频见诸报端：山西平遥古城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旅游收入从每年18万元猛增到500万元，当年旅游综合收入高达4800万元；同年被列入名录的云南丽江2000年旅游综合收入达13.44亿元，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了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黄山申报成功后，旅游收入由每年数百万元增至两亿元……辽宁“一宫两陵”申遗成功后，当地媒体立刻欣喜地宣告景点旅游人数激增。

　　世界遗产的商业价值，已被充分认识。

　　葛剑雄对此忧心忡忡，“从我考察过的地方看，能做到完全保护的基本上没有，过分强调开发利用的问题比较普遍”。

　　葛剑雄举例说，他在韩国参观的某遗产地，对参观人数、参观路线等都作严格规定，参观区只允许无污染的特定车辆进入，且仅有一处小卖部，为游客提供一些简单的食物饮料。而在国内大部分景点，索道、缆车已是“必备设施”，鳞次栉比的旅游纪念品商店，更是把景区变成了商业区。

　　一直以来，都有专家呼吁对遗产地的参观人数采取限制手段。然而，当“世遗”成为“开发”的金字招牌，这样的建议往往就被经济利益的光芒掩盖。

　　各地蜂拥而起的申遗热情，很多是这样被刺激起来的。

　　重庆大足石刻、山西平遥古城和安徽皖南古村落的成功先例，以及申遗成功所带来的巨额经济效益，让各类石窟、古城、民居都跃跃欲试。不少地方，甚至为了申遗去造假，伪造古迹。

　　葛剑雄表示，听说梁祝要联合申遗。梁祝不过是个传说，现在各地都说自己那里是发源地，有梁庙什么的。文化遗产是非物质的，本身就不需要有现实的物质存在。为了申遗，做太多劳民伤财的事情，过火了。

　　“最可怕的是盲目申遗。”梁永宁称，现在很多申遗城市，连申报的标准都没有弄明白，就先投入大量资金，“这样的前期投入，只能通过申遗成功后大力开发旅游来补回”。

　　有人把中国的申遗称为“背着遗产奔跑”。一个可能拥有最多遗产的国家，一个经济正在腾飞的国家，寻找保护与开发的最佳平衡点，成了中国申遗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