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投巨亏28亿 灰色信托的生存拷问

　　本报记者 程志云 南京报道

　　处于德隆震中心的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犹如断线的风筝，飘摇坠落。风险部马先生更是深有感触。

　　马先生一直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两地，每次参加完上海法院审理后便匆匆赶回南京市 投资大厦总部。南京国投这个曾经显赫江南的金融机构，总部早已人去楼空，马是少数留下接待债主询问与善后处理的员工之一，还有的就是江苏省司法部门进驻查案的几个工作人员。

　　“南京国投实际上做的并非是信托业务，只是开展了普通公司都可以做的委托理财、担保等业务。”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

　　这是一种处于夹缝中的尴尬生存。在上次信托业整顿后，南京国投一直未获得央行的信托“批文”。德隆的到来曾为他们点亮重组的希望之灯，但这盏灯熄灭后带给他们的或许将是更长久的黑暗。

　　像南京国投这种身份不明的信托公司，并不在少数。

　　28亿元亏空

　　南京国投诉讼案如潮水般涌来后，马先生留任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到各地参加这些庭讼。不久前，蚌埠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起诉德恒证券一案在上海一中院开庭，要求德恒证券偿还5000万元委托资金，而南京国投因是担保责任人也被列为第三被告。

　　在株洲、在南昌、在昆明，三地的城市商业银行已相继在当地法院对南京国投提出诉讼，要求追讨贷款。亚星客车董事长李学勤为讨回7000万借款，甚至“以死相逼”，而南京国投同样与德恒证券一起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就在今年3月，南京国投还承诺以10%以上的高回报率为私人投资者委托理财。5月，德隆事发，这些投资者从各地涌向南京国投，挤满了公司的会议室。

　　“目前情况相当严重，司法部门已经介入审查，有无数企业和媒体来垂询此事。” 江苏银监局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而一位知情人士称，“南京国投目前上报的亏空额度高达28亿，董事长已被‘监控’。”

　　南京国投的马先生认为，之所以到今天这个地步，与公司属于没有登记的信托公司不能开展信托业务，最后成为德隆的“融资平台”不无关系。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南京国投为德隆融资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向银行拆借资金；二是委托理财；三是为德隆做担保。

　　该人士进一步称，南京国投之所以巨额亏空，主要是因为利用委托理财资金在股市上与德隆系进行集体行动。在德隆系股票巨幅跳水的背景下，南京国投也被深深“套牢”。

　　重组梦破

　　都是名份惹的祸。

　　几年前，南京市政府对是否重组南京国投产生分歧，曾有“去”和“留”两套方案。

　　2002年8月，南京市政府决定，在原南京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南京市信托投资公司合并保留的基础上增资重组，组建南京大江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文中仍简称“南京国投”)。按照早期规划，由德隆系的金新信托直接控股南京国投，公司注册资本4亿元人民币。2002年底，重生机会降临的南京国投向央行申请重新注册登记。

　　然而，央行却一直拒绝批准金新信托的控股行为和易名要求。知情人士称，德隆随后通过旗下四家二、三线公司入股，持有南京国投全部股份。但时至今日，南京国投的重新注册手续仍未完成，不属于央行认可的信托公司。

　　这位人士介绍，德隆实际到位的资金不超过2个亿，而且很快又抽走了，南京国投仅是一具没有信托业营业牌照的“空壳”。

　　但是，央行的“拒绝”丝毫没有给南京国投带来“不便”。

　　2003年上半年，南京国投曾组队到上海向信托业同行取经，为拿到牌照后开展信托业务打好基础。从下半年起，南京国投频频亮出“南京大江信托”的招牌，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关宣传活动。

　　这种乐观情绪甚至感染了地方监管部门。曾有江苏银监局人士表示，南京国投重新登记基本没有问题。因此，此后德隆利用南京国投作为融资平台，进行一系列贷款和担保，监管部门也没有过多的严格审查。

　　一位原南京国投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南京国投重新登记的通路已经被完全堵死了，100多员工纷纷另谋出路。

　　灰色信托

　　没有正式的信托牌照，南京国投实际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与南京国投境遇相似的信托公司却不在少数。“监管层实际上忽略了此类信托公司的生存空间和社会能量。”一位资深信托行业人士毫不讳言。

　　截至目前，全国239家信托公司中，应彻底退出信托市场、摘去信托机构牌子的有150家左右，已对外公告摘牌的公司有118家。剩下的80多家信托公司将最终合并保留为65-70家左右。

　　“目前，已经重新登记的信托公司是59家，也就是说，仍有相当数量的信托公司处于边缘状态。”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执行副所长邢成说，“与南京国投一样，这些信托公司也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信托业第五次清理整顿以后，在地方信托公司的重组问题上，地方政府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即便是非常差的信托公司，不少地方政府也会想方设法将其保留下来，”一位资深信托公司人士说，“其中的关键就是债务问题”。

　　在1999年央行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方案的通知》中，大致明确了这些地方信托公司的债务问题或者由地方财政承担，或者新投资者买单。不少地方政府千方百计要将信托公司保留下来，即使找不到买家，他们宁可长期搁置也不想破产核销。“例如浙江的一家市属信托公司，过去是该市融资的窗口，为市政建设发了不少债券。尽管重组不利，但现在如果让它‘死掉’，就只好由市财政来承担相应的债务。这显然是地方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这位人士说。

　　而不愿意关闭这些信托公司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越来越看中自己手中有限的金融资源，期望他们继续为地方建设服务。”

　　昆明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是另一家正在重组并申请重新登记的公司，从2002年起，该公司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筹划重组工作。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云南省原有三家信托公司，按照当初一省一家的原则，省政府原打算将云南省国投和昆明市国投合并，但因为资产质量差异过大而没有实现。省国投最早完成增资扩股工作，2003年3月完成重新登记。而昆明市国投直到2003年初才拿到央行准许保留的批复，条件是必须完成增资扩股。

　　此后，昆明国投找了很多股东，但都难以持久，“最近又有股东从昆明国投撤资了。”这位人士说，主要原因是市政府股东与民间资本利益分歧难以调和。昆明市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民营资本做大公司，但另一方面又想严控本地金融资源，利用它为本地发展做贡献，这就让不少民营资本陷入两难之中。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相当一部分未重新登记、甚至是已经准予核销的信托公司赫然位列上市公司十大股东名单之上。

　　最后的大限

　　今年以来，信托公司重新登记的速度明显放慢了。同时，银监会的审查力度也更为严厉，银监会非银司司长高传捷在4月11日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合肥监管会议上称，将严控信托公司的重新登记，至今没有一家新的信托公司重新登记。

　　银监会“冻结”重新登记给这些处于生死边缘的准信托公司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困境。

　　“在开展业务方面，这些未重新登记的信托公司和监管层的分歧相当大。监管层希望信托公司老老实实地重组，在重新登记之前不要开展业务。”邢成认为，信托公司没有金融牌照，就不能开展任何业务，只能按照央行规定，清理过去的贷款等历史遗留问题。

　　一位尚未完成重新登记的信托公司人士却认为，这些想法并不符合实际。不少信托公司一直努力进行重新登记，并上报材料，而且业已招募大量员工，如果不做业务怎能维持公司生存？

　　目前颇为混乱的状况，北京一位信托资深人士认为与监管层在一法两规之后没有出台相应细则、对于这些公司的定位并不清晰有关。

　　直到现在，仍有一些地方政府努力保留手中的信托公司。而另一方面，监管层也不会无休止地等待。 央行2002年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清理规范信托投资公司业务问题的通知》中规定：清理与规范工作应于2004年1月底前全部完成。而在2003年11月的一次“窗口指导会议”上，银监会将信托公司处理负债业务的最后时限推迟至2005年12月31日。该人士猜测，很可能这就是这些尚未完成重新登记的信托公司的最后大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