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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针对银商刷卡手续费之争，中国银联有关部门负责人终于站出来说：“我国现行手续费费率是目前银行体系维持银行卡发展的基本标准。”也就是说，现行手续费费率已是维持银行卡正常发展的底线或保本点，完全没有降低的空间。这也许是银行方面态度一直强硬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众商户降低费率的强烈要求也不像是无事生非。关于商户的刷卡缴费之痛，已有详细报道：深圳市刷卡消费额已从2002年的70亿元增长到去年的165亿元，刷卡手续费同步增长了135%。而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仅为16.2%，仅及刷卡消费额增长的1／9。商业利润趋薄，缴纳的刷卡费越来越多，商家当然觉得亏。
众商户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闹出如此大的动静，因为这样做既可能得罪银行，又意味着销售额的损失。
没理由怀疑中国银联有关负责人说法的客观性，也没理由无视商家“叫屈”的客观情由。假如不走出今日银商之争的狭窄天地，不换一种新思路，不仅问题无法解决，而且银商之争有向更多城市蔓延的趋势。
笔者所谓的“新思路”，意即在银行卡正常运行以及发展成本账彻底算清(要下决心算其实并不难)的前提下，或者说狭义地算“成本收益”账而得出“倒挂”结论的情况下，重新评价其综合收益，并让其他“收益主体”也适当支付一部分成本。
商业银行是金融企业，银行卡当然应算一种商品或者说商业性服务。然而，它承担着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宏观义务，并收获着多种看不见的社会效益。
“金卡工程”于1993年开始实施；近些年，不少地方政府在银行卡推广方面，均采取了积极举动。看来，银行卡的发展还具有积极的社会宏观意义。
可以说，银行卡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它能减少现金发行与流通量，并大大降低现金管理成本。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推动金融商贸电子化进程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银行卡是信用经济的生力军。
假如说政府乃至整个社会也是银行卡发展中的“收益主体”，那么也应该为之付费。具体说，应该由政府代表整个社会在公共财政中合理支付一部分银行卡发展的成本。假如说当今尚处于暂时亏本而指望将来长期收益的阶段，那么，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因为仅靠银联或众商家的现实力量，大概都是亏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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