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周刊》：拿什么来拯救软件业？

　　本刊记者 徐亚岚 李晓蕾 何佳艳 江兰 刘艳

　　销售萎缩、利润下滑让看起来仍处于“风头浪尖”的中国软件企业第一次感受到了“泡沫”的可怕，即便会有一两个亮点也难掩软件业集体的失落。

　　中国的软件企业向来缺钱，他们的财富来源也往往不是软件业，更可能来自于系统 集成、房地产甚至股票操作。正因为如此，当中国软件市场也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增长全面放缓后，“市场大、政府采购、人才成本优势、国情、国际化”那些原来被看作是帮助他们做大做强的利器，似乎在一夜之间都化作了幻象。

　　喜欢造房子不喜欢造汽车的中国软件企业普遍规模小、实力弱、技术单薄是不争的事实，软件行业缺乏有效的机制也是不可回避的难题。怨天尤人也好，哭天呛地也罢，都无济于事。幻象的破灭正好让他们能看清潜伏在平静表象下的疾风暴雨，改变势在必行。也许当他们摆正了心态，有利的形势就在于那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褪去光环的软件业

　　这当然不是个别现象，很多人都难以相信仍在“风头浪尖”的中国软件企业们这么快就如同多米诺骨牌那样纷纷倒下了？

　　在不久前的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揭晓仪式上，有关人士透露，2003年中国软件类企业整体销售收入下降2%，利润更急遽下降57%，营业利润率仅仅维持在2%。这则新闻几乎惊醒了软件业圈里圈外所有的人，一直被誉为“暴利”的软件行业全盘遭遇滑铁卢？

　　神话总是在有着辉煌历史的企业身上率先破灭。2003年10月31日，曾放言“要做中国微软的科利华”的宋朝弟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那天，300名9个月没领到薪水的科利华员工将他整整围堵了一夜。托普的宋如华“脱身”比较快，他的“告别演出”也很突然。2004年3月19日，宋如华通过托普公司公告宣布，以两元钱将价值以千万元计的股权和托普软件(资讯 行情 论坛)以及托普科技两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拱手送人。这也可能是该公司继2000年宣称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的“人才大跃进”之后，托普最吸引公众视线的一次。不过那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就在当时，四川、上海、浙江等地的托普软件园被当地政府查封。如今的宋如华金蝉脱壳，留下的却是一个面临崩盘的托普系。

　　托普系危机带来的冲击尚未平静，又传来“方正科技(资讯 行情 论坛)转让方正软件80%股权，全面剥离软件业务专注于IT硬件业务”的消息。与此同时，各个上市软件公司的2003年年报带来的也不是喜讯，一些主流软件企业主营收入的增长并不能遏制利润大幅下滑的趋势，创智科技(资讯 行情 论坛)、天大天财(资讯 行情 论坛)的主营收入更是剧降。“原来的子公司重新合并为部门以减少成本。我的工号2000以上，但现在每天中午出现在食堂的员工不超过1000人。”一位在创智工作了3年，现在计划离开创智的员工如此感叹公司的变化。一直拒绝转型的金山公司，也在今年2月摇身变为经营“互联网服务”的公司，把未来压在网络游戏上。

　　今年3月召开的中国软件产业高层研讨会上公布的一些数据或许能为这些现象做一个脚注。赛迪长达5年的跟踪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欧洲、日本基本上控制了90%以上信息服务的市场份额，中国的软件和服务只占据大约2.5%的市场。即便是在过去的三年，中国软件市场的年增长达到了19.7%，但中国的软件企业始终没有摆脱成长的烦恼，产业规模和企业规模仍然非常小：48亿美元的软件市场规模在全球的排名中只位列24；美国的软件企业平均人数是300人，印度是145人，中国只有43人；印度大约有80个通过CMM4和CMM5的企业，而我们只有5家。

　　Steven是一家总部设在中国的美资软件企业的副总裁，他所在的公司有近百名员工。2000年，公司总裁觉得中国的教育、基础设施都不错，而且劳动力成本低，在中国从事软件行业前途无限，于是从美国回来创业。四年过去了，现实的情况却比当时想象的难得多，曾有人说，对于软件企业而言，五年是一个坎，目前Steven的公司正计划大调整以面对或生或死的第五年。

　　其实，Steven觉得他们公司经营得还算不错，至少可以维持营收和支出平衡。“一个软件企业从创始到走上正轨是一个十分艰辛的历程。我目睹了很多与我们规模相近、几乎同时创业的企业，现在仍旧存在的已经很少。我们也面临过类似的局面，例如成本高昂、入不敷出，客户拖欠软件工程款、员工流失、项目失败、公司投资方与管理层矛盾等等。对于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来说，上面的任何一条困难都足以导致企业关门，而这些困难依旧有可能再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不是一个个案，目前通过认定(《软件企业认定标准及管理办法(试行)》)的软件企业有8582个，但年收入在一千万以下的有75%，他们都在为生存而挣扎，根本没有精力思考如何持续发展。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说，“最近几年大家可能都发现，做软件这行利润越来越薄了。由最初的暴利转变为利润率接近平均水平，这是每一个行业发展都必须经历的过程，毕竟靠泡沫托起来的行业长久不了。”中国软件业在过去也曾有着一段繁荣的时期，但却是非理性的，褪去光环，对于软件行业整体的健康发展未必只有坏处，这个行业能够更理性地思考软件本身的价值，以及能够给社会和其它行业产生何种推动作用。

　　击破软件业的五个幻象

　　市场大、政府采购、人才成本优势、国情、国际化这些中国软件企业做大做强的利器，在中国的IT市场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而全面放缓后似乎在一夜之间都成为了幻象。但无论如何，这种种幻象的破灭也许可以提醒业内外的人士注意，在“虚假繁荣”的现象后面，中国软件业是怎样的行事逻辑

　　吃不到嘴里的大市场

　　人人都知道“中国的市场大”。先别说这个大市场里的每一个企业都需要信息化，百分之一的比例就是一个惊人的数量。从一个软件的单机版应用到企业内部网络的建设，再到内外部上下游产业链之间的连接，从最普通的财务软件到复杂的系统集成，从CRM、MRP到炙手可热的ERP，几乎人人都能看到这里的机会，一时间，大大小小的管理软件公司、软件实施企业、第三方咨询机构如春笋般涌现了出来，搭上企业信息化的快车。

　　但如果翻开SAP、甲骨文等软件巨头的客户名单，再翻开中国软件公司的名单，其中的差距赫然在目。那些国际软件公司的客户都是大型企业，甚至以中移 动、中石油、中石化等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为主要目标客户，在华的跨国公司也多是选择了他们的产品，而国产软件却难以挤进大型企业客户的视线。即便是国产软件业的领军企业，也很难使它们的产品在性能上真正满足大型客户的需求。一位信息主管评价道：“国产软件的开发经常采取打补丁的方法，在原来的一个功能的基础上进行扩展，而国外却是按企业流程完全为客户进行订做。比较之下，国外企业的优势十分明显。为什么选择国产软件？大多只是因为其价格便宜。”

　　而核心技术的缺乏却又使得国产软件难以在高端的市场上有所作为，如操作系统、数据库，能够提供数据库的仅有甲骨文、Sybase等数量有限的几家，操作系统领域就更是微软一家独大。而这些高端产品恰恰才是软件业中最为重要、利润也最丰厚的领域，那些被称为硬件集成商或是独立软件开发商得到的也只是一杯啤酒上面的泡沫，啤酒都流到了那些提供开发平台的跨国公司的肚子里了。

　　与此同时，国产软件寄予厚望的中小企业市场也并不是设想中的那样理想。尽管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数量达到了320万，占到了企业总数的99%，而事实上，看似巨大的中小企业市场其实并不大。与庞大数量相对应的是大多数企业的规模过小、投入有限、应用多变，而中小企业信息化市场的门槛相对较低，众多国产软件的进入看似是国产软件业的蓬勃发展，但同样也导致了同质化下的激烈竞争。

　　信息化的收益如何衡量，而花了钱却看不到现实的收益是国内企业常常会有的疑虑。在这样的意识驱动下，中国企业信息化仍然倾向于购买硬件设备，而软件只能作为硬件产品的搭售，几乎赚不到钱。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外的软件巨头们服务的价值却远高于硬件设备。2004年中国软件产业最大规模的前100家企业的排名中，位居前两位的华为和中兴都是以设备为基础，硬软结合。在现实面前，国产软件不得不承认，只有硬软结合才能更好地生存，做纯软件或许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在令人振奋的信息化大市场的激励下，一些大型企业的内部衍生出了一类新的软件公司—在企业IT部门基础上建立，主要服务于自己集团的业务，并积极向外拓展试图形成完整于行业业务的“另类”软件公司，如宝钢旗下的宝信、双汇软件等，这些软件公司也成为了中国软件业发展的一支力量，使本已很有限的市场空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政府“救济”不能做大企业

　　现在看来，中国软件企业的最大机会似乎就是政府采购。在中国软件应用市场结构中，政府采购的增长速度最快，已经成为中国软件产品年采购量最大的一个行业，政府采购、电子政务似乎给国产软件带来了无限增长潜力。而下面的一组数据也给了人们更强的信心：2002年政府行业的软件采购额为44亿元，2003年已经达到了5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2%；2002年政府软件采购比例占整个软件市场的12 .8%，2003年这个数字则是13.6%；而国外政府采购一般会占到全国软件市场的30%，政府采购的潜力十分惊人。2003年初《政府采购法》出台，政策优惠使国产软件企业们欢呼雀跃。几年来在政策的倾斜下，国产软件在政府采购中几次大获全胜。易观咨询也明确地提出，电子政务市场中，厂商推动需求的力量远小于政府需求拉动的力量。

　　然而，这样的政府采购真的能够促使软件业回暖吗？各地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政府采购更偏向于本地软件企业。“上海政府扶持上海的企业，北京政府可能就扶持北京的企业，到最后没有一家软件公司能够长大，”业内人士尖锐地指出。而散兵游勇式的作战方式也使国产软件企业们饱尝了同质化竞争之苦。

　　此外，采购之后却仍然无法有效地应用使得政府采购对国产软件的促进作用大打折扣。在获得采购的软件上，常常出现国产软件与其他的软件无法兼容、使用性能极不稳定这样的问题，无奈之下，政府部门只好把这些软件重新卸下。事实上，拿单仍然只是最初步的胜利，决胜的关键是能不能在实际的办公应用中成功击败国外软件，获取更有利的地位。但技术能力的欠缺决定了国产软件必然面临这样的尴尬局面。而政府采购的机制也存在着更大的问题。政府采购是把双刃剑，政策优惠能给予国产软件企业一定的生存空间，然而，一旦让国产软件企业们养成了依赖的习惯，就会丧失在公平市场中搏击的能力。政策倾斜救活了困境中的国产软件，但金山等中国软件企业在政府采购上的捷报频传背后，也掩映着这样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这几年如果不是靠政府采购，国产软件可能活得相当艰难。”软件业的成长不能只靠政府支持，政府没有能力扶植所有的企业，于是只能在这家采购一部分，在那家采购一部分，还要维持采购企业之间的平均，这样的支持很难产生巨头级的企业，上不去规模就难以实现国产软件的发展。有业内人士指出，“这样的扶植不但不能使国产软件长大，反而会培养出他们的惰性。”

　　当人才逐渐丧失成本优势

　　有人说，中关村缺什么都不缺人才，因为这里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智力最密集的地方。不少企业将公司设立于此，都是看中了这里的人才资源。一些国外的软件项目分包到了这里，也是看中了这里的人才成本优势。

　　然而事实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一家软件外企选择将部分研发放在中国，其原来的打算是：美国的人力成本是75美元/小时，中国15美元/小时，可不赚疯了？等下了水之后才发现自己面对如下的尴尬现实：美国市场上印度人的价格现在降到了25美元/小时，加拿大人的成本是35美元/小时，与之相比，中国的人力成本虽然仍有优势，但中国员工平均的工作水平低，美国员工1小时完成的工作量，中国员工需要3小时。而且中美时差太大，员工普遍要加班，成本自然升高。隐性成本还体现在，中国员工英语水平低，经常误解客户需求，甚至得罪、丢掉客户。

　　人才结构与市场对人才需求的严重脱节，使得我国的软件人才从总体上无成本优势可言。软件产业不仅需要培养软件基础研究和软件开发的人才，也需要大量应用分析设计和软件项目管理人才，以及软件市场化所需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而后面的三种人才在国内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口。

　　针对这个缺口，媒体上经常有如此的报道：“某省/某市急缺软件人才一万，某院校紧急培训。”事实上，增设软件人才培训、软件人才认证等不仅使国内各大院校生源不断，更是为IBM、甲骨文等软件贵族在国内开辟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但是效果如何？目前中国急需的软件人才是处于人才结构的高端、能够进行软件整体开发设计的软件设计师与系统分析师，以及具有国际眼光的高级管理人才，这部分人将决定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方向和水平，也将决定中国未来在国际软件产业链的地位。

　　而这样的最高级人才，按照Sun中国工程研究院院长宫力的说法，“不是从书本中来，也不是从证书中来，只能从实践中来，从软件中来。”即便有这样的人才，也往往由于在国内找不到发挥的空间而流失，中国软件企业一贯的做法就是拉单子、做项目，根本派不上用场。

　　谈到软件人才成本优势，印度经常是用来比较的蓝本。印度在追求教育的心态方面表现得很执着，只要能够涉足软件这一行就把它当作终生职业，一般不会改行。这其中包括穷则思变的外因，在印度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能够成为软件工程师，不但收入将会在年薪一万或一万五千美元，而且社会地位会一步登天。印度通过法律、税收、资金、设施等方面的倾斜，为软件人才就业和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实行雇员持股、提高软件人才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等方式，使软件人才在印度本土找到强烈的归属感，从而减少印度本国人才缺乏的危机。

　　相比之下，中国的软件人才在接受教育的时候，很少有把开发软件作为终生职业来对待的，这固然与中国赚钱职业多的外部环境有关。这却形成了高校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热衷“轰动效应”。这种浮躁心态也许应该算是整个软件产业心态浮躁的源头。

　　结构的失衡还导致软件产业存在着严重的大材小用问题。许多软件企业大量使用本科生、研究生等高级软件人才从事初级程序员的工作，不仅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也削弱了我国软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国情并非永远的城墙

　　或许是为了安慰自己，在寻找与外资软件企业相比自己所具备的优势之时，“了解中国国情”一直被中国软件企业普遍看作是能够赶超外资企业固有的机遇。

　　于是，在国内软件企业推出软件新品时，“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国人做事方法”开始成为产品的一大亮点，被赫然写在广告宣传语中；而“国外ERP软件在会计报表、薪酬计算等方面都不适合中国国情”也成为了管理软件厂商对用户反复强调、要求其慎重考虑时所列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渐渐地，说多了此类话语的国内软件企业们也开始搞不清状况，昏头转向之后坚定的认为“国外软件厂商对于中国国情不够深入的了解会使各种不确定因素暗藏于系统规划的全过程，进而丧失市场机会”，而“对国情了解”似乎成了确保国内软件厂商能够竞争成功的可靠模式。

　　“国情”确实给中国企业带来过机会，例如，在1998年，财务报表因为增加了现金流量表，软件也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这些都是绝对的“国情”，是不能讨价还价的。用友、金蝶于是成为了国内软件市场的宠儿，但国内会有几个用友、金蝶呢？更何况中国也曾发生过软件公司向企业推荐自己的产品时，因过分强调“国情”反而落选的故事。

　　事实上，不说其所强调的各种口号往往中看不中用，经不起推敲；就说随着外资厂商进入中国时间的不断加长，中国国情对其来说又怎会永远是难以搞懂的问题。更何况在“开发商了解国情”和“成熟软件产品”两者之中，让任何用户做出选择，答案都无疑会是后者。

　　此外，由于外资厂商总部通常都在国外，“市场反应慢、做事不灵活”也就常常成为其被国内软件厂商抨击的诟病之一。但是，随着国外软件厂商本地化策略的加强，产品在国内外的推出时间也早已不再差距巨大。日前，企业商务智能解决方案供应商Business Objects宣布其Businessobjects 6.5中文版本将在8月份全球同步上市，这就是一个例证。

　　国际化不等于外包

　　在上述神话一一破灭之后，当全球最重要的软件公司开始齐聚中国，国内软件市场出现国际竞争环境之时，“国际化”又成为了中国软件厂商们的新希望。随着“支持有实力的企业积极‘走出去’，通过海外上市、加工装配、带资承包等方式，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鼓励运营企业和制造企业联手拓展国际市场”成为新一届政府开始着重去抓的发展战略，“国际化”一词也开始被用友、金蝶、创智、东软等一批国内软件的领军企业在各种场合频频提及，甚至一度成为他们向外界解释自己一切行为与战略动机时必用的台词。

　　然而稍稍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在这些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中，都把参与外包作为了体现企业已开始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标准，甚至因参与了日本、美国的一些外包工作就宣称自己已在国际化合作中逐渐壮大，踏上了一条从成长到成熟的发展道路。

　　但是，走国际化道路难道仅仅就意味着简单的争夺海外订单吗？软件出口和参与外包就是企业开始国际化的全部内涵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国际化不仅仅是外包。它要求企业的员工素质、技术水平、经营模式等都能适应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而事实上，纵观整个软件界，又有哪几个国内厂商能真正经得起这几个指标的考验与衡量？据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专家李明树透露，2003年世界前五位软件厂商和中国前五位软件厂商的生产总值，有着好比一个巨人和一个襁褓婴儿的巨大差异。而外包只是一种获得市场的方法和手段，当然，也能帮助企业快速的了解并按照国际市场的要求运作。

　　其实，就像杯中的水满了自然会溢出来一样，中国的软件厂商完全没有必要整天把国际化的口号挂在嘴边。当你的企业真的拥有了可以和国际厂商同台竞争的实力，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溢出效益”自会把你带到国际化的路途当中。

　　寻找支点

　　当中国的软件企业碰到利润增长瓶颈，并开始抱怨中国的发展环境时，那些世界著名的软件制造商们却像飞蛾扑火一样依然选择了这里作为下一个事业扩展的基点。当幻象破灭之后，中国的软件企业如何走向明天？当然不可能有灵丹妙药，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是一项系统工程，眼下正有三个摆在眼前的机会，它们将在不同的层面上改善着中国的软件业

　　可以看出，遭遇“成长烦恼”的中国软件企业如何走向明天，能否转向成熟，已成为此刻它所面临的最大考验与难题。然而正如东软总裁刘积仁曾经说过的：“市场总是有机会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你给不给自己机会去活到明天。”现在想来，这句话的确意味深长而颇有预见性。

　　4月5日，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副司长赵波在“软洽会”上明确表示，今年我国确定了政府采购、产权交易等18项软件业的重点工作，并将力举拓宽软件产业投融资渠道、加快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建设及制定相关配套政策等8项措施，加快软件产业发展。而紧接而来的中小企业板获准推出、软件外包市场再度火爆及国家打击盗版力度加强，则从一定程度上深深印证了软件企业新的市场机会与发展跳板的真实存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若要使这些新的市场机遇不会再度成为又一轮快速幻灭的想象泡沫，中国软件企业首先要做的，还是使自己清醒起来，从急于求成和浮躁的心态中走出来，从单纯地注重发展规模及管理形式向注重核心竞争能力培养改变，从而真正将自己的资源在世界的产业链中变成价值。

　　中小企业板给了规模普遍偏小的软件企业拓展融资渠道的机会

　　企业规模普遍偏小是我国软件企业的重要特点。据统计，我国50人以下的软件企业数量已达到70%以上，而1000人以上的软件企业则相当少。但是，在这绝对数量颇为庞大的中小软件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确是具有良好成长性与较高科技含量的企业，其市场前景被业界颇为看好，却因融资渠道不畅、长期缺乏资金而无法投入更多去进行技术的研发创新。一直以来，这些中小软件企业都有着强烈的上市融资的愿望，却往往因主板上市门槛太高而望“市”兴叹。毕竟，中国证监会对企业上市的要求是一致的。没有漂亮的经营记录做支撑，没有庞大的规模吸引投资者的信任，也就只能在已数不胜数的等待上市企业的队伍中继续排队。

　　然而现在，中小软件企业们新的机遇到来了。5月17日，证监会核准在深圳推出中小企业板块，作为深交所主板市场的组成部分，该板块将重点安排规模不大，但极具发展潜力、拥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中小企业发行股票。而这无疑将成为我国众多中小型软件企业发展壮大所急需的更为便利的融资渠道。

　　面对姗姗来迟的机会，占据我国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们沸腾了。深圳软件行业2004年年会上，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副局长贾兴东兴奋地向到会的上千家软件企业呼吁，要求他们抓住深圳开设中小企业板的历史机遇，利用资本市场发展软件企业。而拥有200多名员工、8000多万元资产的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福君，在闻知深圳开设中小企业板的消息后，更是立即找到证券公司要求加快推荐上市。

　　更为重要的是，已受到市场各方关注与热烈追捧的中小企业板一旦推出，极有可能在短期供求关系及概念刺激下，在短时间内使股价迅速拥有较大上涨空间，甚至受到各路资金的大肆炒作而出现股票价格一步到位的情况，使企业顺利地快速融资成功，具备与大企业竞争的资金实力。

　　打击盗版无疑将刺激软件行业的发展，而社会也将认同，软件是一种资产

　　盗版一直是正版软件企业“心中的痛”，侵权盗版现象的蔓延，给尚不成熟的国内软件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无形中延缓了中国软件企业的国际化进程。而国家版权局新闻发言人王自强日前更明确指出：“中国已经是侵权盗版的最大受害国。”加之WTO组织对中国打击盗版不力的指责，“打击盗版”便以前所未有的大力度成为了中国政府及相关机构近来的工作重点。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至5月，全国共查缴各类非法出版物12000余万件，查获非法光盘生产线9条，使得从1996年累计至今查获的非法光盘生产线数达到188条。其中，仅在北京、四川、广东、湖南4个重点地区就出动执法人员1.2万人次，缴获各类盗版和非法电子出版物150万张。而在今年的4月26日—第4届世界知识产权日，各地更先后开展了沸沸扬扬的“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等活动。北京市一次性销毁了50万张盗版光盘及软件，广东海关集中销毁了1300多万张走私盗版光盘。而反盗版的声浪，在微软诉杭州上百家网吧使用盗版Windows，杭州市版权局令所有涉嫌网吧限期整改的事件中达到了最高潮。

　　其实，上述事件仅仅是我国打击盗版进程中的一个个片段，而远非终点。因为其在体现国家打击盗版力度不断增大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我国盗版现象的严重程度。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国务院已将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盗版列为了今年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专项整治重点之一，表示将通过市、区、街道三级监管体系，建立打击盗版的长效机制，并承诺将扩大刑事处罚的范围。

　　而盗版减少带来的最直接好处，无疑将是刺激软件行业的发展，因为企业和软件开发人员将可以从新产品的开发中获得更大回报，且以前版权拥有者每年遭受的超过15亿美元的销售损失也将逐渐减少乃至彻底消失。按照国家版权局新闻发言人王自强的说法，原本是最大受害国的中国还将成为打击盗版方面的最大受益国，“因为从2002年到2006年这5年间，中国的盗版率若能够降低10个百分点，IT的就业就可以增加100万人，财政收入可以增加97亿美元，而对GDP的贡献率更将达到1227亿元。”

　　参与软件外包并获得优势是中国软件产品国际化的捷径

　　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采取国际化战略，已逐渐成为中国软件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软件产业国际化，每个国家也都有着不同于他国的独特发展模式。例如美国是以创新为基础的模式，主要特点是标准产品和标准化服务；日本是定制模式；印度是以国际市场为主的服务出口模式；爱尔兰主要做转口贸易；以色列主要做中间件产品；菲律宾则主要提供低端的技术性服务。

　　而在中国，通过外包进入国际市场，已成为国内软件行业佼佼者们的共识。刚刚于5月13日成立的用友软件(资讯 行情 论坛)工程公司日本分公司的用友软件董事长王文京表示：“软件开发外包服务是中国软件业国际化，特别是向发达国家市场进入的一个重要发展模式。至少在第一个阶段，中国软件产业的国际化要以开发出口为标准。”而在国内率先进入软件外包产业的中软董事长唐敏也明确指出：“发展国际软件外包业务是中软当前的工作重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只有在最短时间内把规模做大，提升中软的技术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才能逐步从软件外包服务发展到软件产品国际化。”

　　除用友软件强势进入日本市场以外，中软集团的第三家上市公司“中软资源”也已于日前挂牌成立，专做软件外包；而中讯软件近日也在中国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在中国香港主板上市的以软件出口外包为主的软件公司。软件外包之所以能成为众多软件领域中的佼佼者们一时间蜂拥而上的中心焦点，其原因是不仅能迅速获得市场，改善上市公司的短期表现，大幅提高收入为公司财务报表增色不少，更重要的是通过外包的“捷径”，中国的软件企业能够加入全球产业链，并改良自己的产业链。

　　用友软件工程公司总裁邵凯告诉记者：“今年用友工程将能拿下几千万日元的单子。”而据中软高层透露，2003年其软件出口额已逼近1000万美元。此外，因外包公司在项目的执行中可以分期得到现金，因此做外包对于企业来说就意味着可以保证资金回流。毕竟，对于一家企业来说，账上有多少现金才是最重要的。

　　而从长远来看，软件外包更有可能促使企业在实践中快速成长。“通过走向日本，实地学习，共同开发，可以学习到先进的软件开发技术及手法，积累起许多先进的管理经验，从而对我们国内的软件外包开发产生积极而有效的促进作用。”用友工程总裁邵凯这样表示，“而且，若想将用友的产品打入日本，就必须对日本当地的市场和需求进行缜密分析。成立日本分公司，可以在做外包项目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的调研队伍，为经过本地化后的用友ERP找到商机。”

　　由于中国软件公司目前普遍尚不具备争夺欧美外包市场的实力，想要依靠外包扩大规模的他们便大都挤在一条船上，争夺日韩的转包单子。据有关部门统计，大约有2000多家国内软件公司正在从事对日软件外包业务。用友工程总裁邵凯认为，这是中国软件企业开始找准自己优势的体现，“美国市场已几乎全部被印度公司所把持，欧洲市场又有爱尔兰、以色列等强敌盘踞。而由于地理、文化等方面的相近之处，从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外包大国—日本拿到外包项目更为现实。”

　　不过，软件业界中有人认为，日本不过是中国整个软件市场走向成熟的一个跳板。正如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曲玲年所说的，“中国软件应该有一个十年的发展期，三到五年内拿日本单子锻炼队伍，五年后进入美国市场，十年后和印度竞争，之后才有可能做自己的软件。”

　　是造房子还是造汽车？

　　是造房子还是造汽车？中国的软件企业普遍选择了前者。造汽车需要资金、技术，还需要时间，但留下的是产品，别人很难模仿，而造房子走的是“做项目”的路子，投资倒是收回得快，但新的项目来了又要重头开始，你能做别人也能做。业绩的下滑、利润的萎缩让中国的软件企业逐渐看清楚了危机，变化之箭拉开了弦

　　在信息化的大市场下，国产软件仍然举步为艰。在基础平台领域，几乎没有国产软件的踪影，而其他通用软件中能数得出名的仅有WPS、Netant、Foxmail等寥寥几个，应用软件也集中在安全和中文环境支持系统等少数几个领域，如CAD软件、财务软件、教育软件、电子排版系统、杀毒软件等。表面看来，是国际巨头的垄断夺去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是政府采购的尚未大面积铺开造成了国产软件的失利，然而外部环境并不能决定产业的现状，急功近利的心态才是国产软件业最致命的缺陷。

　　做应用软件还是做通用平台软件，后者利润虽厚，但却需要雄厚的技术实力，更关键的是，平台通用软件的开发意味着长时间、大量的研发投入，而收益却不是那么快就能回到手中；应用软件虽然利润和进入门槛都相对更低，但却能给中国的软件企业最及时的资金支持。在这样一个两难的道口，中国软件业的心态决定了他们选择什么样的路。

　　急功近利心态导致了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软件行业无法自成体系。反观美国、日本、爱尔兰的软件业，建立了从芯片到中间件再到其他应用软件的完整体系。美国软件行业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它拥有核心操作系统的关键技术，并在强大的通用平台软件的基础上，发掘了不断出现的新利润增长点。而日本消费电子产业的繁荣也和其完善的软件体系密不可分，正是软件核心技术的支撑，才使得对技术含量要求较高的消费电子能够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日本商业的标志。而中国的现实却是，产业链缺失，国产软件在上下游都受到国外巨头的制肘。

　　投机盛行的风气下，管理问题成为国产软件企业的一大难题。缺乏规范的运作流程，软件开发质量和周期都得不到保证，而对研发人员的管理又没有有效的手段，研发部门人员的流动常常造成企业核心技术的流失。万维易化总裁李炎不无感慨地说道，“国内软件企业自身的信息化都存在着信息化黑洞，软件企业给别人做信息化，而自身的信息化却是空白，不用信息化的手段来管理生产制造过程，怎么能知道产品最终是有保障的呢？”

　　在追求利润和做软件两个抉择的面前，中国软件企业最普遍的选择就是承包项目，真正以产品成功的企业很少。而以项目为主的运作方式导致的结果就是企业成长性的欠缺，占到软件公司总数65.9%的小型软件公司，靠项目来生存，但其软件销售收入却只有全行业的10.4%。“用做房地产的方式做软件是行不通的。”房地产以项目为生存基础，卖产品就是卖项目，而软件业却与房地产完全不同。尽管项目能够在短时间内赚取利润，但也存在着多变性。

　　一窝蜂式的投资热潮催生了软件企业的多元化之路。在“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激励下，中国的软件企业纷纷开始了扩张道路，系统集成、房地产、资本市场，都有软件企业的身影。托普曾经缔造了中国软件业的奇迹，但却在财报的持续不理想、市场份额极度缩小，大玩“空手道”的情况下丧失了主业，拥有27家软件园却不像一家软件公司。不专注、盲目扩张成了托普的代名词，但这却是所有软件企业都无可逃避的问题。

　　所幸的是，在业绩普遍下滑的情势下，一些国内软件企业的领导层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金山总裁雷军在2004年初公司战略调整时就提出，“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家中小公司。也许我们16年只走了别人两三年的路，承认这点对我们处理好各方面的管理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必须控制成本，精细化管理。”2003年手机分销业务巨亏、东芝取消其独家总代理权，在神州数码发生了“珍珠港事件”后，郭为从急切的业务升级回到了从容可均衡发展，以“三大板块”重新归拢了主业，“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坚定既定方向，把资源集中在三个领域做事情。”刘积仁也在媒体面前表态，在行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东软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国产软件的一批领军人物纷纷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中国软件业走到了必须进行新一轮抉择的时候。在这场选手众多、赛程漫长的马拉松赛上，先天营养不良的中国软件企业们虽然有的迟迟未能长大，有些跑上了岔道，甚至退出了比赛，但已占据了国内市场半壁江山的选手，却已开始积极寻求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