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发展合法钱庄

　　□《亚太经济时报》本报记者 韦常春 2004年6月18日

　　“民间金融必将合法化、规模化，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6月15日晚上，河北大午集团总裁、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孙大午继续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与记者聊了一个多小时。

　　49岁的孙大午，是探讨中国民间金融问题时难以回避的一个人物。2003年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孙大午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衍生的关于民间金融和民企融资的难题颇具争议。已很少参加学术活动的他，今年第一次接受报社记者的专访，发表了他对民间金融问题的最新思考。

　　亚太经济时报(以下简称“亚太”)：在宏观调控政策之下，广东和国内一些地区的民间借贷利率最近出现飙升的趋势，您对这种现象有何看法？

　　孙大午：金融垄断必然造成金融稀缺，民间借贷利率出现短期的局部的飙升是正常的，压抑越久稀缺越大，反弹也越厉害。但民间借贷利率长期的大面积居高不下，则是宏观政策存在大问题。说白了，就是垄断的金融体制环境，因为没有竞争，没有活力。

　　亚太：在当前宏观调控的大环境下，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活动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人会不会增加？

　　孙大午：不知道。这要看执法的层面。现在不是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吗？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

　　亚太：民间借贷活动长期以来都处于灰色状态，您认为民间金融活动如何合法化、规模化地进行？

　　孙大午：民间金融活动的合法化、规模化是早晚的事情，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民间金融活动的出路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现在金融行业不是在提倡对外开放吗？但同时，金融业应该也对内“搞活”，即应当让民企首先或者提前进入金融业，增强中国金融企业的竞争能力。老外都能进来了，民企为什么不能也进入？这个道理，跟中国在入世前对内开放某些行业的道理是很类似的。

　　亚太：您认为国家应该如何对待民间借贷活动？国家应该如何在培育民间金融活动的发展的同时，又保证其不出现高利贷等负面影响？

　　孙大午：宽容和规范。“草根金融”是现代金融制度的前身和基础。如果国家允许民间金融活动公开运作的话，高于银行同期利率四倍的空间，是可以弥补地下金融高利贷的负面影响，即市场无形的手会调节金融产品的价格。因为低于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4倍的利率进行的民间借贷活动，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如果民间金融活动公开、合法化地运作，利率水平不超过当地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就不会存在高利贷之类的负面影响。

　　“民间金融优势不可磨灭”

　　亚太：当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化、规模化时，其原有的灵活、交易成本低等优势，会否随之而渐渐磨灭？

　　孙大午：民间金融活动的优势是不可磨灭的。因为，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化、规模化之后，就会产生竞争，而竞争将促进优胜劣汰，促使适者生存，从事民间金融活动的人们提供的金融产品好，服务态度好的话，它的优势会非常明显。另外，现有体制内的金融机构都是“主人缺位”的，没有谁来负责，他们不是真正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而民间如有30个“钱庄”，就会有30个“主人”，民营企业家是把自己的身家押在民企上面的，所以他会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会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在市场竞争中搏斗，这是“体内循环”的传统金融机构所难以比拟的。

　　亚太：从事借贷中介的人，有没有可能在“阳光”下赚钱？

　　孙大午：借贷—高利贷—钱庄—银行，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金融发展的路径。从事借贷中介的人，会慢慢发展成为“钱庄”的创业者或经理人。从事借贷中介的人，包括那些从银行贷款出来再转贷给其他企业、从中赚些利息差的金融掮客，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有着经营性质的中介机构(人或组织)，他们从事的这种民间金融活动是合理合法的，将来发展下去，将成为合法化的“钱庄”之类的经营实体、独立法人，他们的角色自然就变成了一个类似于企业管理者的创业者或经理人。农信社不也是一个从事金融业务的经营实体吗？

　　“金融体制改革宜从上至下”

　　亚太：在西方国家，金融民营化是其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家只是对民间金融加以规范化。而西方的金融民营化的经验对于中国来说，有否什么可以借鉴的？

　　孙大午：先发展，后规范。西方金融民营化的经验，我觉得可以借鉴的是民间金融的自由化和银行私有化。民间金融的自由化，香港的发展经验就很典型。我去过香港，香港的街上遍布着各种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网点，资金借贷活动非常活跃，这种方式主要适合解决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而银行私有化，欧洲一些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经验很成熟，它主要对于解决中大型企业的融资问题有帮助。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

　　亚太：去年以来，中国5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开始酝酿，例如广东的民企牵头组建民营的股份制“南华银行”，虽然目前都还在筹备阶段，但此方向可谓迎合了金融民营化的趋势。民营银行能否表明中国正在逐步发展金融民营化？

　　孙大午：金融体制改革应该是从小到大、从上至下的，而非从下至上。沿海地区的市场环境较好，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中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农村，还处于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民营银行离农村和大部分地区都太远。例如民生银行(资讯 行情 论坛)在一个省只有一个大的办事处，中国有一万家民营银行都不够。而且，民营银行还是在国家经营的金融体制下运作，不放开民间金融就难谈金融民营化。再进一步说，金融民营化还不止银行私有化。

　　亚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曙光教授曾透露，某省曾经出现股份制民营城市信用社，这是否也是民企融资的出路之一？

　　孙大午：应该不会。道理跟民营银行的类似，两者都能促进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和竞争，但不是终极出路。股份制民营城市信用社在本地也有，但它没有特殊的优势。实际上，离农村金融活动最近的还是“放高利贷者”。

　　亚太：您多次强调可发展以村为单位、由富裕农民牵头建立的“农户钱庄”，其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孙大午：每个农民家庭，你可以称之为家庭作坊，其实它可以理解为一个经营单位，它都会需要金融产品，会产生金融活动。事实上，农村金融活动非常普遍。现在一个农村信用社的基层网点有150个户头就能支撑起来了，几百户家庭的村子还容不下一两个“农户钱庄”？所以，每个村应该发展至少1-2个“农户钱庄”。从发展的角度看，应该搞一些贴近农村、贴近生活的事情，让资金在农村流动起来。

　　亚太：如果地方的金融机构放贷时不存在“用钱借贷”、“送礼回扣”等“潜规则”，民企融资难的问题会否舒缓？

　　孙大午：不会缓解。再者，垄断的金融管理运作体制也很难消除“潜规则”。目前，银行离民企还较远。所以，其他融资渠道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

　　亚太：国家一直在提倡发展信贷担保公司，为什么雷声大雨声小？

　　孙大午：民企贷款难，不是企业的诚信问题，而是金融体制垄断化问题。例如前面所提的“主人缺位”问题。信贷担保公司主要是以担保信贷资格的合法形式出现的中介机构，与需要贷款的企业本身的诚信没有直接联系。如果是好的企业，没有感情、人事因素，有时就是很难贷到款。因此，发展信贷担保公司是一个伪问题，雷声大雨声小，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大午至今贷不到款”

　　亚太：您认为，当前民企有哪些融资渠道是行之有效的？您对上市融资的途径是否看好？

　　孙大午：民企融资渠道有多种方法行之有效，我认为记名借钱和员工持股是一类融资方案，借款、员工集资(入股)企业债券都比较贴近民企发展的现实。上市融资毕竟是少数企业的行为。在目前的体制下，上市融资，我还不敢看好，圈钱的多——很多不过是通过合法的手段搞非法集资。目前大午集团的资产有2.1亿元，其中包括固定资产1.7亿元，流动资金有五六千万元，但至今还是没贷到款。

　　亚太：国家越来越重视民企融资、农村金融问题，您对相关改革的方向和进程有何看法？

　　孙大午：从目前改革的幅度来说，没有大的变动。但改革的趋势是好的，而且也已经表达了很强烈的改革的信号——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发布了信号：“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改革方向和进程已有所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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