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家拒卡风波孰是孰非

　　国际金融报记者 贾南 发自上海

　　这场风波其中的种种变故难免让人眼花缭乱，银行、商家、银联到底孰是孰非？它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实质内容？这场风波到底如何才能以最好的方式解决？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毕博咨询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施能自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陆雄文教授，请他们谈谈对此事的看法。

　　据最新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银行卡发行数量达到6.9亿张，平均每两个中国人就拥有一张银行卡。然而，与日俱增的持卡消费群体，在商家眼里却成了烫手的山芋：刷卡消费越多，给银行的手续费越多，负担实在难以承受；不接受刷卡吧，持卡者一般都是有实力的消费者，特别是像家电这类大宗商品，刷卡消费高达七成，拒绝刷卡无异于把“财神”挡在门外。

　　思前想后，商家只有向银行发难，迫使银行调低手续费率。一场关系到成千上万消费者的商战6月2日终于在深圳爆发，“战场”就在深圳众多大商场用于刷银行卡的POS机上，“拒绝刷卡”成为这些商场共同的行动。

　　而这场风波很快波及到其他地区，上海永乐家电、好美家两大连锁企业6月15日“揭竿而起”，把“罢刷”的矛头直指发卡量最大的工商银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仅折腾了一天的永乐、好美家“罢刷风波”6月17日在沪上17家发卡银行的一片谴责声中又提前草草收场了。

　　银联定位公益性

　　记者：请您谈谈对于此次“商家拒卡风波”的看法。

　　施能自：我认为银联目前所扮演的角色需要转变。当时建立银联的初衷是很好的，希望把中国各种银行卡整合成一个平台，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出现了一些想不到的新问题。

　　现在零售业的毛利已经很低，也就在1%-2%之间，所以当银行卡要收服务费的时候，对于商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实商家希望的是有一个谈判的余地，能够通过商量和谈判把价格降低，商家肯定是希望和银联共同商谈一个让双方都认为合适的价格。现在之所以争执，实质就是价格谈不拢。这对于商家来说是非常被动的。这场风波最先在深圳爆发，有其地理原因，因为深圳离香港比较近，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如果商家认为银行卡的收费高了，那他们就要争。

　　记者：据我所知，国外银行卡的收费比中国还高，那他们和商家是如何协调价格的？还有您刚才更多地强调了商家压缩成本的需要，那银行的苦衷也很多，对于这点您是如何看待的？

　　施能自：首先，银行不从商家赚钱，而是从持卡人身上赚钱。至于国外的发卡机构是如何解决服务费问题的，其实是因为国外的发卡组织本身就有竞争，VISA、万事达等等，设置比较合理。当然发卡组织和商家也有谈判，所以你在美国就可以看到，有的商店是各种卡全收，有的则只收其中一部分。另外还有一些商店的做法是，如果消费者用卡，那就加收1%的银行卡服务费，让消费者来选择，其实国外很多商店会根据现实状况做这样的调整。

　　目前中国银联、银行、商家和国外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的信用卡正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银行只知道大量地发卡，但对于消费者的情况非常不了解，对于费用的控制和利润的来源也知之甚少。目前中国的刷卡行为还刚刚形成，对于银行来说，他的投资还没有得到一个良好的循环，其实现在对于银行来说，发的卡越多，可能要付出的投资也就越多。我认为在这场风波中，主角不是银行而是银联，在刷卡这个平台上牵扯利益较多。

　　记者：在“风波”的表面下，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

　　施能自：当初银联成立的时候，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它为银行卡的使用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和技术平台，应该肯定这种做法，它在资金供求等方面是一个很好的统筹，在技术上也避免了重复建设。而现在银联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平台，而成为了一个市场化运作的商业公司，需要考虑盈利问题。你谈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银联的定位和他本身的利润来源。如果是垄断，就要付垄断费。在国外至少有两三个技术平台可供商家选择，但在国内就只有一家。那么这就成为不在同一平台上的市场竞争，从而影响了价格定位，这些对于商家来说就不够市场化。

　　记者：您有什么解决办法？

　　施能自：从理论上讲，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当然是国家投资再建立一个银联，引入竞争对手使其市场化，但是这部分的花费成本以及重复建设等等，以目前的状况是不可能。那么从可操作的层面来看，我认为还是应该把银联定位为更为公益化的组织，应该把银联定位为经济发展的技术平台。我个人认为，政府应该多负担一点，先把银行卡市场化的前台和后台都发展完善之后，再考虑银联逐渐商业化。这样做有利于消费，有利于银行卡的发展。

　　我认为，这场风波的结果还是银商坐下来谈判协商，政府需要进行一定的干预。这是中国的特色，但我认为，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根据市场对银联进行重新定位。

　　施能自 毕博咨询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

　　消费者决定走向

　　记者：请您谈谈对于此次“商家拒卡风波”的看法。

　　陆雄文：目前所谓的“商家拒卡风波”就是商家拒绝消费者刷卡消费。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因为信用卡的普及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对于商家来说有一个利益比较的问题，刷卡有很多好处，比如不容易收假钞，不用存大量现金而请保卫，另一方面如果用信用卡来支付的话，商家需要向信用卡公司和银联组织支付服务费，所以商家要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权衡。很多的商家认为付给信用卡公司的费率太高，不如收现金成本更低一点，于是商家在权衡利益以后，决定要拒绝消费者刷卡消费。这是一个简单的利益权衡问题。

　　其实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普及信用卡也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来建设信用卡的消费环境，包括对消费者信用的甄别，建立信用档案，建立信用卡的基础设施，信用卡设备的安放等等。现在银行压力比较大，可能会降低一点费率来鼓励刷卡，但是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普遍用信用卡的时候，如果商家再不提供刷卡服务，那么消费者就不愿到这家店来买东西了，商家也会有压力。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这是在普及信用卡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

　　信用卡公司愿意普及信用卡，也是有利益驱使的。但事情的关键是消费者喜不喜欢用信用卡消费。根据我的研究，这两年在大城市，在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地区，消费者是很倾向于刷卡消费的，包括深圳，上海等。这样就给商家很大压力，短期看还不明显，长期来讲压力就会很大。

　　记者：在“风波”的表面下，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

　　陆雄文：我认为是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商业行为。这次“风波”体现了商家作为利益一方和发卡机构产生了利益冲突，这是市场行为，是双方力量的比较。在谈判的时候，如果消费者站在商家立场，商家就可以拒绝刷卡，如果消费者愿意用信用卡，那么力量就转移到了发卡机构。所以谁能赢得消费者，谁就得到力量。

　　第二个是整个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层面。普及信用卡对于提高市场效率是有好处的。对于国家来讲，政府可以监控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国家很容易得到银行的各种数据，从而知道实际社会商品消费的动态。从宏观经济来讲，国家是很有好处的。另外国家也可以有效的监控商家的商业行为，防止逃税。

　　在韩国，就是通过政府立法，规定商家的营业额或营业面积达到一定程度，就必须允许刷卡。其实有很多商家发现，随着劳务成本的增加，管理现金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对于消费者来说，不带现金消费也有诸多好处。其实银行卡是最方便的消费工具，不仅可以到商店支付还可以网上支付，安全而方便。在最近的一年中，中国消费者的银行卡意识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

　　记者：你有什么解决办法？

　　陆雄文：无论是商家还是银行，都是商业企业，他们都应该去争取消费者、教育消费者、鼓励消费者。谁拥有消费者，谁就有了谈判的力量。从发展角度来讲，信用卡消费是未来的一种趋势，银行应该教育消费者用卡，那么这个成本他们应该支付。如果政府要快速地普及信用卡的话，可以采取立法措施强制刷卡，从这方面讲，政府可以有所作为。

　　记者：能否介绍国外经验让我们可以借鉴？

　　陆雄文：我个人来看，解决还是应该依靠市场的力量。因为从美国的经验来讲，政府的推动几乎是没有的，解决的办法也是完全市场行为，完全是刷卡机构和银行卡组织和商家相互博弈和较量，相互谈判相互妥协的过程。所以现在我们的发卡组织应该积极地采取一些市场的行为。

　　陆雄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