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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月来，深圳的银行与零售企业围绕银行卡刷卡手续费而产生的争执，引起了社会多方面的关注。虽然近日此事已得到初步解决，40余商家全面恢复了刷卡业务，但从这次银商之争的演变发展来看，它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层面，而兼具现代民主制度下的利益博弈的特点。
在这次事件中，双方争执的焦点是刷卡费的标准问题。商家希望银行将刷卡消费手
续费率在原有的基础上降低0.5个百分点。银行则表示可对各个商家进行业态细分，针对不同商家的不同经营状况、利润收入等具体情况调整手续费，但对商家降低手续费率的要求，始终予以拒绝。双方各执一词，谁都不肯退让。
从更深层次来看，此次深圳各方围绕手续费率而进行的争论、协商、谈判、妥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现代制度下的民主的博弈过程。
按照现代民主理论，在具有规范性的各种制度框架中，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往往因为利益归属而从属于一定的社会组织或团体，这些组织和团体被看作是民主制度架构的重要内容。在一个利益集团充分发育的社会里，民主的要义并不重在事事都要经过每一位公民的投票决定，那样，既没有效率，也容易造成“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语)。因此，重大事件的决策往往产生于两个乃至多个利益集团之间围绕利益分配而进行的一系列谈判和妥协，最终将达成特定的利益分配方案。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利益分化的多元性。
深圳的银商之争就充分体现了上述特点。我们看到，一方是处于垄断地位的银行及其背后的银联；一方是46家零售企业及其背后的行业协会。双方力量可谓旗鼓相当。就银行来说，目前央行对手续费有明确的规定，这个规定是照顾到银行运作实际投入的，手续费并不高。但是，如果没有商家的支持，银行卡就形同废卡。而在商家看来，营业利润的百分之几要给银行，自己变相地给银行“打工”，这是绝对难以忍受的。但是，缺了银行卡，商家又怕自己的营业额大幅缩水。正是这种利益格局决定了双方必须坐下来，通过谈判和协商，最后妥协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这就是一个制度化的民主的博弈过程。
如果我们把这次银商之争与4月份发生的银行卡收费事件比较起来，我们将会看得更清楚。在银行卡收费事件中，尽管银行面对的是一个10多亿的庞大的储蓄群体，后者力量看似十分强大，但由于这一群体是分散的，是以一个个体来与银行博弈，因此，相对于银行来说，他的力量实际上就非常弱小，银行也才敢于不理睬储户的抗议，强行收取银行卡费，而根本无须通过双方之间的谈判来决定。
在深圳银商之争中，我们还发现，表面看起来，这只是银行和零售企业两家的事情，实际上，它还涉及到相关政府部门和消费者，是一个多方博弈的“游戏”。所以，在前两者僵持不下时，后两者先后参与进来。但由于政府和消费者所处的立场不同，他们的态度也不同。政府作为仲裁者的角色，希望协调而不干预银商之争；消费者为了使银商之争不影响自身的利益，则希望政府强制干预以尽快解决银商纠纷。
此次之争充分说明，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发展，利益主体之间进行的利益博弈，实则是一个相互交换以至实现妥协与平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全赢的方案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经过改良的次优选择。为此，就需要整个社会建立起抑制利益独占性的平衡机制，确立自立自律和宽容共存的理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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