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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力／文
本报和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合作进行的“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的评选已经走过了三个年头。作为一个媒体人，亲历这样一个从零开始的评选三年走过的历程，我感受良多。如果说三年前我们对“最受尊敬企业”这样一个概念还只停留在它要有利润、要善待员工、要热心公益的阶段，那么今天，我们对最受尊敬的理解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我
看来，“最受尊敬企业”不仅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者、主力军，同时应该成为中国新文化、新道德和社会新价值观的建设者。
三年虽短，但中国与世界都在改变。我以为这三年一个最大的转变是我们对“经济增长”这一仿佛天经地义的主流话题的思考，在经历了25年的经济成长之后，我们越来越发现，经济增长会解决很多问题，但不是全部；GDP仍然重要，但不是全部；财富依然为我们津津乐道，但也不是全部。我们还需要公平、民主和法制的社会，需要清洁的空气和水，需要健康快乐的家庭、朋友的忠诚乃至平静的心灵。
在过去的三年里，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谈论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崛起。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GDP的增长、外商直接投资还有人民币汇率。我的同事许知远在他的新著《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一书中说：在过去三年中，人们最感兴趣的命题是中国的崛起，及这种崛起将怎样改变世界。但没人能够准确描述崛起的清晰定义，中国的崛起被简化成经济上的成就。
2003年中国的FDI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学家在不同的场合热情洋溢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纪的某一年我们将超过美国。
但是在这三年里也有一些变化正在发生，对单纯GDP崇拜的批判是去年SARS之后我们最重大的反思之一。从SARS开始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现代化。我们发现了在持续二十多年经济增长中被忽略和掩盖的东西：环境、资源、贫富差距、艾滋病，还有男女比例失调。
更为严重的是道德。我们身边出现了劣质奶粉、假彩票、假酒，还有硫酸泼黑熊事件、河南平舆黄勇案以及马加爵。经济上的起色并不意味着道德与快乐一定能降临。我担心，如果没有文化和价值观的成熟与成长，我们的经济崛起岂止是不完整的。
企业是过去25年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它们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它们要不断变革、创新、超越与发展，另一方面它们还肩负着和其他人一道为我们的社会建设新文化、新道德和新价值观的使命。
说到价值观，现在没有人否认核心价值观乃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我最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他们将IBM、GE、惠普等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表述中的关键词与其他一些企业进行了比较，发现前者更多地提到尊重、正直、高尚这些字眼，而后者多是创新、客户、敬业等词汇。这其中的差异我想可能是意味深长的。
最近我听说有近100位企业家为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治理沙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对社会负责的公益基金。我惊喜地发现，今天最受尊敬获奖企业的企业领导人有许多恰恰就是这一公益活动的发起人。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
1998年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二年9月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他在书的一开始就说：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他认为把发展仅仅理解成GDP、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是狭隘的发展观。他说，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人的自由。我以为阿马蒂亚·森的看法与我们现在所提的“科学发展观”有诸多相似之处。
追求可持续的发展，还需要大家心灵的转变、思想的更新和有益的忏悔。需要我们如何从习惯说“最大最强最好”逐渐转变成说“足够大足够强足够好”。其实“足够”已是不易，这个世界上真有多少能称“最”的东西呢？《中国企业家》杂志最近一期的封面文章写的是六位企业家的生意与生活，我发现他们多是生意太累、生活太苦。调查表明，有90%的企业家处在“过劳”状态。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劳逸结合，注重身与心的健康，让彭作义、杨迈他们的悲剧不再重演。
上个星期，法国戴高乐机场的屋顶坍塌，砸中了我们的同胞，这个偶然事件所包含的隐喻是深刻的。中国的崛起不仅是13亿人自己的事情，还是全世界的事情；中国的崛起也不仅是物质上的富有，还有其他许许多多。有一位管理大师说，你一生所卖的商品，其实只有一件，那就是你自己。我觉得我们最终能够有什么样的成功取决于我们做一个好人的决心与能力，是不是大家都决心这辈子一定要做一个大好人。(此文为本报总编辑在“2003-2004年度中国最受尊敬企业颁奖典礼暨高层论坛”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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