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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尽管政府出面调停，深圳多家商场和“银联”就调低刷卡手续费的谈判最终还是破裂了。45家商场已提前贴出公告，将以刷卡机故障为由，在两天内联手拒绝刷卡消费。
对于企业之间商业性谈判的成败，按说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它是每天大量发
生的极平常、自然的事儿。但发生在深圳的这场商业谈判以及所导致的社会结果却很有些不平常、不自然，因为它突破了某种“底线”，违背了某些价值原则，故有待于人们从多个角度予以评判。
对于企业来说，仅仅做到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好像还不完全够，还要接受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价值评判，并由此形成某些潜在的约束。围绕刷卡手续费争论乃至对抗的双方，从自身经营需要以及利润的角度，也许各有较充分的道理，但他们所共同忽略的，恰恰正是超越商业利润的某种价值追求，以及由此衍生的自我约束。
虽然持卡人没直接参与争端，但就争端双方手中持有的“砝码”看，竟然是数量如此之众的广大消费者。据说，此次参与拒绝刷卡消费的零售商年销售总额超过300亿，占深圳市年零售总额的60%以上。而在深圳，刷卡消费的营业额是80%，节假日更达到90%。据此可以想见，由于这些商户拒绝刷卡，给广大消费者带来的是什么，给该市正常的商业环境乃至经济环境带来的又是什么。在刷卡问题上，消费者并无任何过错，有的甚至还是出于响应政府号召(不少地方政府都采取过号召、鼓励市民用卡的措施)，而此次他们却偏偏成为占人口少数的某些商家利益之争的“牺牲品”，乃至充当了“城门失火”中的“池鱼”。
尽管如今的企业与计划经济年代的企业在价值取向上已有重大不同，但纵观当今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企业在追求自身效益目标的同时往往都很注重社会目标，这几乎已成潮流，更何况我们的企业所处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大背景。所谓“社会目标”，它常常是一种超越商业利益的价值追求。社会目标的内涵也许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利民”，或者说有益于社会。
对于这次刷卡手续费之争，中消协有关负责人早有法律角度的价值判断：刷卡消费是银行与商家多年合作形成的一种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一经推出，即形成了银行、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合同关系。商家单方面拒绝使用银行卡，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也违反了合同义务。如果商家拒绝使用银行卡，广大持卡消费者事实上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发卡银行与商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地方政府的介入无疑是分内之事，无论出于政治角度、道德角度还是法律角度，按说理由都是充分的、有力的。但为何会调停无效？不能武断地认为政府无能或未尽职尽责，因为政府毕竟也要依法行政、照章办事。如今我们这个社会所缺少的，也许恰恰是对企业狭义的依法经营之外的社会目标的价值导向体系(政治导向、道德导向等)和行为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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