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重化工投资格局

　　重化工行业所控制的巨额资本和滚滚而来的现金流，引导着企业家们为此赴汤蹈火。

　　发改委的总量审批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中国需要多少钢”的问题应由市场说了算。

　　民企进入重化工将使中国的投资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并从根本上奠定市场经济的坚 实基础。

　　重化工投资格局重塑

　　当摩根买下卡内基钢铁公司时，他写信给卡内基：“恭喜您成为现今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这个故事，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国已经到来的重化工时代必将充满诱惑。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也许不知道这个故事，但商人的嗅觉已经闻到了金钱的芳香：重化工行业所控制的大量现金和巨额的资本，以及由此带来的稳定的、长期的、高额的利润，正是自己汲汲追逐的梦想。

　　国家统计局的资料，理性地注释了民企进军重化工的缘由：2003年，工业利润向重化工业和电子行业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1—11月份石油、汽车、电力、冶金、电子、化工等六大行业实现利润总额3914.1亿元，占整个工业利润总额的54%。对工业利润增长贡献最大的行业也被这六大行业所包揽，新增利润均超过百亿元。

　　今年前两个月，利润集中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实现利润增幅最高的五个行业是：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6.7倍；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4.7倍；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增长3.1倍；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1.2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1.2倍。而新增利润最多的五个行业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上五个行业共新增利润238.9亿元，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60%。

　　利润驱动资本

　　重化工的高利润，无疑是需求大于供给的结果。在重化工时代以前，国内需求集中在“衣、食”方面，众多的民企进入这些行业，通过竞争，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为民众提供丰富的食物、衣服和家电。由于竞争充分，最终企业利润下降，消费者获得利益。进入重化工时代，国民的需求开始集中在“住、行”方面，而此时，中国大多数重化工企业仍然控制在政府的手里，民企被禁止或被有条件地限制进入这些行业，不充分的竞争与民众强大需求的猛烈撞击，造成了供给不足和一部分垄断企业的利润高企。

　　在国资委的控制下，中央“航母”主宰了中国市场的最上游：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集团垄断了国内的原油和成品油市场；中铝集团和中国五矿集团垄断了铝矿和氧化铝的生产；五大通讯集团掌握着庞大的通讯市场……

　　垄断必然产生异乎寻常的高利润。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就曾指责氧化铝的利润高达300%。按照刘氏的成本计算，每吨氧化铝的成本为1000多元。而最新的消息称，目前国内市场的氧化铝已高达4300元人民币／吨，进口氧化铝到岸价为510美元／吨，港口交货价为5300元人民币／吨。令人惊讶的是，直到2002年底，氧化铝的价格还在1300元(150美元)／吨左右。

　　短短时间内，氧化铝的价格何以如此天翻地覆？据业内人士介绍，在铝业生产链条中，下游的铝制品市场化程度最高，基本没有进入门槛；中游的电解铝行业目前共有140多家企业，民资占半壁江山；但在上游的氧化铝行业，全国则只此一家——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铝业)——别无分店。

　　而这家分店的生产能力，据中国铝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郭声锟称，今年氧化铝产量为650万吨。这个数目与全国1280万吨的需求相比，还有630万吨的缺口。同时，由于国内氧化铝进口实行登记证制度，氧化铝一般进口权由中国五矿进出口公司和中铝拥有，氧化铝进口渠道也十分有限。

　　两家国企的行业垄断，使铝厂不得不用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从这两家公司手中购买原料，国外的氧化铝供应商也趁机在这个没有规则的市场上大赚其钱，直接造成了国内电解铝企业大规模的经济损失，比如国内电解铝大省——河南——2002年因氧化铝涨价，损失了近20亿元。

　　面对氧化铝不断飞升的价格，刘永行认为：“需要引入竞争抹平它。”

　　刘永行的底气来自十六届三中全会所做的《决定》：“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盯住垄断，看它将要放松时，插进去，”刘永行说，“民营资本进入重工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特点是用国企一半的时间、一半的投入就可完成同样的事情。”

　　自信催促刘永行介入重化工。在刘永行头脑中，自己的事业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最下游的饲料，上溯到电热联产、赖氨酸、铝电复合，最终进入产业链的上游氧化铝。

　　在这条产业链上，越往上利润就越丰富。据刘永行介绍，虽然号称“中国饲料大王”，东方希望饲料业每年的销售额也不过30多个亿。进入铝电复合环节后，按计划，仅两家铝厂到2008年就有115万吨的产量，如果按现在1万6千元的价格，就是接近200亿的产值。他占有51%股份的河南三门峡氧化铝项目，按年产105万吨、现在每吨4300元计算，年产值也近50个亿。

　　其中，处于产业链最下端的饲料业，由于市场化程度极高，单体利润率不断下降，毛利润仅为10%左右；电解铝行业平均毛利率是18%；赖氨酸的毛利率是53%；到氧化铝，则上涨到300%。

　　像刘永行这样，顺藤摸瓜，涉足上游重化工行业的民企并不是少数。

　　在草根经济发达的浙江，成立于1994年的萧山“恒逸化纤”，最初的主营业务只是外购化纤丝，然后织成化纤布出售。由于当地纺织业快速发展，其原料化纤丝十分紧缺。面对这种情况，1999年恒逸作出决定：投资4.5亿元兴建17万吨聚酯熔体直纺项目，制造化纤丝。

　　这在当时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因为当年有关部门为了抑制聚酯企业的过热，特地发出通知：凡聚酯建设项目，不分规模大小、资金来源，一律按项目性质分别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重大项目报国务院审批。任何地区、部门均不得审批聚酯建设项目，所有银行均不得为其提供贷款。知道即使上报也“不会批下来”，恒逸便以生产农用薄膜为由申请了设备指标，自行投资。

　　2001年，一期聚酯项目建成投产，恒逸集团也因此获利匪浅。销售收入方面，2000年为8.1亿元，而2001年达到15.2亿元，同比增长87%；利润总额方面，2000年为5000万元，2001年达到9800万元，同比增长96%。

　　2003年，“恒逸化纤”又看上了利润和规模更大的上游行业——PTA(精对苯二甲酸)，计划在宁波投资建设。

　　但像氧化铝一样，PTA也被垄断在少数国有大企业手中。据了解，目前，我国PTA生产主要集中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的旗下企业，他们的PTA几乎占到国产PTA的70%，另外30%则由合资的厦门翔鹭和独资的珠海BP-阿莫科等企业生产。而有消息称，截至目前，民企及非两大集团的国有聚酯企业(PTA的下游，包括涤纶)，没有一家正式获得PTA生产许可。

　　“浙江恒逸试图上马PTA、刘永行进入氧化铝，既是为了从国企的垄断高额利润中分一杯羹，也是为了规避原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业内人士分析说，国家严格的审批制度，不仅让民企的长期战略难以实施，也造成了产业链发展的失衡。

　　事实上，展开中国的经济版图，我们发现这种失衡并不少见。在大多数行业，产业下游已经高度市场化，在最接近百姓需求的行业中，民企的比例几乎高达100%；在产业的中游，一般情况是国企和民企并存；但到了产业的最上游(大部分是重化工业)，则几乎全被国有大型企业所控制。也就是说，进入重化工时代，民企要想获得高额利润，就必须向上游挺进。毕竟，利润是指点企业家的“圣经”，追逐利润是资本与生俱来的天性。

　　民企遭遇阻碍

　　民企进军重化工的热潮，引发了政府的担心。不久前，发改委宣布，原则上不再批准新建钢铁联合企业和独立炼铁厂、炼钢厂，确有必要的，必须按照规定的准入条件，经过充分论证和综合平衡后报国务院审批。

　　发改委同时规定，除淘汰自焙槽生产能力置换项目和环保改造项目外，原则上不再审批扩大电解铝生产能力的建设项目。

　　而目前正在制定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也充满了对民企的不利条件。参与该政策制定的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院长杨德泽表示，该产业政策原来计划从总体上限制规模，对百万吨级以下的小项目叫停，但现在改变为“原则上不再新批项目”，并由各地投资管理、外贸、环保、土地、银行等部门多头堵截，其中主要是在信贷方面予以限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士透露，产业政策的积极推动者主要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国有大型钢铁企业。武汉钢铁公司总经理刘本仁表示，中国钢铁业的问题在于产品结构，产业政策主要会对那些依赖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产生影响，对于武钢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影响不大。

　　“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认为，总量控制应由市场来完成，当产品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价格下降，供求就会趋于均衡。如果由政府进行总量控制，由于政府掌握信息有限、不承担亏损责任，常常会损害市场机制和企业经营自主权，结果是弊大于利。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从企业的技术标准、生产规模、环保要求、结构布局进行调控，而没有必要进行总量控制，“中国需要多少钢”的问题应由市场说了算。

　　事实上，政府对总量的控制已在某些领域暴露出弊端。2003年中国出现的电荒，就是政府相关部门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在1995—1998年，中国实现了发电增长1亿千瓦的世界最快速度，而1998年实际电力需求增长仅为1%。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做出了“电力供应短缺宣告结束，出现电力工业相对过剩”的判断。1998年，政府开始通过审批权来限制电力投资。业内人士直言：“五年没有审批燃煤新电厂，由于计划部门的失误，造成我国大部分地区缺电，给国民经济造成巨额损失。”

　　前车之鉴的阴云尚未散去，发改委新的限制竞争的措施再次出台。2月19日，国家发改委网站上发布了《电力建设项目公告》。公告中的一句话耐人寻味：“请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各级电网企业，按国家规划电站项目安排有关工作，优先保证国家规划内项目的正常开展。”

　　“你可以看看发改委批准的电源项目，投资主体最多的就是五大发电集团，其次是地方政府资本，然后是外资，民营资本一个也没有。”南京一个申请电厂两年而不得的民营企业说。

　　对限制民企进入的做法，发改委能源局电力处梁波强调，集中开工带来的必然是集中投产，会在几年内形成新的暂时的富余状况，大起大落损害的是所有市场主体的利益。

　　重化工需要产业集中，但是，“产业聚集不能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而要通过市场竞争形成。”李佐军说。改革的经验也证明，一旦政府的计划失误，所造成的浪费更大、损失更重。而在一个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市场中，单一企业的失误更易于纠正。

　　除了对总量的控制，政府在重化工行业中的计划经济思维，还突出表现在“价格控制”上。其典型莫过于行政定价造成的电煤价格死结。

　　我国煤炭市场在1993年放开后，因为计划电煤的存在，长期存在着两套价格体系，一套是电煤价格，一套是其他行业用煤的市场价格。在电煤方面，又存在着计划内电煤价格和计划外电煤价格两种。和其他行业用煤价格相比，电煤价格最低。有业内人士甚至计算出，在1993年放开煤炭价格以来的11年间，煤炭行业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328亿元。

　　正是这种不满情绪的积聚，让2003年度的电煤订货会不欢而散：电力2003年安排的统配煤(及国家计划安排的购煤)合同在2.6亿吨左右，而直至会议闭幕，也只签订了近40%，即9200万吨。于是，“存煤告急、停机待煤”的现象在河南、湖南的电厂屡屡上演，煤电不足成为2003年各地拉闸限电的主要理由。

　　“除了政府宏观规划的不合理外，价格控制也是导致去年电荒的重要原因之一。”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目前的煤、电是一个畸形的价格体系，一方面是已经市场化的煤价，随时处在变动中；另一个终端却是由政府严格监管的电价，轻易动不得。

　　“这是中国目前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大谈市场经济的今天，只有产业中、下游实现了市场化，而在与国民经济关系最紧密的上游产业——重化工业——中，还实行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说。

　　重化工业的计划经济思维，最终在事实上造成了一个不允许私人企业从事的行业表。这些行业包括电信业、铁路、航空、航天工业及其他行业。在这些行业之外，私人企业被限制从事某些行业，包括汽车制造、电子设备等。

　　李书福在生产轿车4年后，才拿到了生产许可证的故事，已经成为民企版的“夸父追日”。

　　1996年，李书福用玻璃钢造出了自己的“奔驰”；为了拿到生产许可证，1997年，吉利投资几千万，与一家国企合资成立“四川吉利波音汽车有限公司”；2001年7月，吉利又拿出2400万元，与江南机器厂合资成立了江南吉利汽车公司。

　　但即便是这样，民企造汽车仍然“被人当成犯罪一样，好像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情。”李书福说，“1998年，第一批车下线，我搞了一个下线仪式，亲自去请了一些官员，结果除了浙江省的陈副省长来了外，其他官员一个也没有来，他们都害怕，认为我们是在犯罪。”

　　1999年，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视察吉利的时候，李书福曾要求：“请允许民营企业大胆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家做轿车梦，大众在上海的投资累计46亿，而我只需要26亿就可以造很好的轿车，几十亿的投资我们不要国家一分钱，不向银行贷一分钱，一切资金民营企业自负。”

　　可是，为民企造汽车开绿灯，当时还没有这个先例。面对重重障碍，李书福喊得最多的是“中国人自己出钱怎么就不能造汽车了呢”？

　　“这种垄断的后果极为可怕。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失去了发展国有品牌轿车的最好时机。”业内人士认为，正是由于轿车行业由国企垄断，没有民企参与竞争，最终导致了国有轿车行业的羸弱。两个很好的佐证是，国有品牌普遍认知度不高，中国汽车市场90%的份额被跨国公司蚕食；另一方面，李书福进入汽车业后，到现在共三年的时间，再也没有另一家民营企业拿到轿车生产目录。

　　和轿车一样，房地产也是重化工时代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在房地产行业，尽管表面竞争激烈，但在激烈竞争的表象下的，却是事实上的不充分竞争。

　　业内人士以北京为例，尽管SOHO中国、万通、今典等为代表的民企十分活跃，但京城地产界真正的巨无霸，却是以北京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北京住宅建设开发总公司等为代表的国营房地产公司。他们以自身的国有背景，帮助政府完成了很多危改项目，政府因此在土地资源上对其多有优待作为回报，最后形成了令其他发展商艳羡的土地储备。由于便宜的土地获得方式，国营房地产公司获得巨大收益，并因此在北京的房地产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左右京城房地产业的走势，也使其有更强大的与政府谈判能力。

　　今年北京新出台的4号令，虽然堵住了33号文留下的4个协议出让土地的口子，全部改为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在土地交易市场公开进行。“但实际上，前一段时间(33号文以后)北京市通过协议出让的面积多达1亿平方米，同时出现大量腐败。”业内人士指出，北京较好地段的土地大多名花有主。

　　为了找到土地，阳光100不得不在地产网站上大做广告。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范小冲表示，发布广告寻地是一个无奈之举，因为此前公司花费两年时间都没找到合适的土地。“政府手中也没有土地，我们找政府也没什么用，”范小冲说。北京大多数土地都被有各种关系的企业私下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拿走了，而起源于外地的阳光100虽已将总部搬到北京，但公司业务专注于开发、盖房，“拿地不是我们的长处。”范小冲说，公司内部甚至没有设置其他大多数房地产公司都有的专门负责拿地的人员。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土地，阳光100开发的节奏被大大延缓。

　　“相关部门对民企进入重化工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弃垄断。”一位关注中国经济的学者认为，垄断和行政干预造成的高额利润，最终将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并以牺牲整个重化工业的前进活力为最终代价。

　　“我国的产业行政垄断造成了极高的制度成本，无论从效率角度还是从公平出发，打破产业的行政垄断是非常必要的。”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刘志彪说。

　　民企推动前进

　　其实，回顾国企与民企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进退”，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民企进入重化工的深层次意义。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只拥有一种企业：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企业)。通过对企业产权的完全控制，政府左右了国家的经济生活。

　　但国企与生俱来的效率低下、政企不分的弊病，注定不能完成中国富裕、强大的历史使命：从1957年起，中国人均收入和消费已停滞。1978年，占总人口数28%的2亿7千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3.6平方米，大大低于1952年平均4.3平方米的水平。消费品严重短缺，从主食品、副食品到日用必需品，如布料、燃料、鞋子、肥皂、火柴、卫生纸等，都是凭票、凭证定额分配。

　　滥觞于1978年的改革，则是民企不断冲破限制、与国企进行竞争，并最终极大丰富了民众生活的过程：有资料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新增产值的70%左右是由民间投资创造的。目前我国的食品、造纸和印刷行业产值的70%以上，服装、皮革、文体用品、塑料制品和金属制品行业产值的80%以上，木材和家具行业产值的90%以上，都是由民间投资创造的。我国目前出口的许多大宗商品，如服装、玩具、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一些高新技术产品等，基本上也是由民间投资生产的。

　　“截至2000年底，我国资产性财产总量已达到38万亿元，其中私有财产达到了57%。”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介绍说。

　　民间力量一旦激发，其迸发的活力就不容人小觑；刘氏三兄弟、鲁冠球、郭广昌、王传福等民营企业家的形象，已成为昭示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大旗。

　　然而，进入重化工时代，能否让民企进入牵涉到国计民生甚至是国家安全的战略行业？一位业界人士分析，民企的竞争力和效率远超国企，在上游工业的竞争可能会导致这些大型国企的衰落，遗留问题会相当棘手。另外一个问题是重化工业的上游已经触及了国家资源，这些资源应该怎样以合理合法的形式被这些民企掌握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两个原因，可能是导致发改委多次出台政策，限制民企进入重化工行业的根源所在。

　　事实上，这个困扰着中国政府的问题，也曾在几十年前困扰过西方发达国家。

　　20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经济的大萧条使西方政府的地位逐步上升，并将其领域一步步延伸到曾属于市场的领域。支撑这一做法的信念是：市场导致了无节制、随时可能会失灵、有太多的需求和服务市场无法提供等等。在英、法、意等国家，电力、石油、通讯等企业被收归国有(美国采用了经济管制的方法)，其最终目的是确保政府控制国民经济的战略部门——重要的工业和企业。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曾经在经济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国有企业渐渐暗淡。协调变成了笨拙的控制；资源配置变成了扭曲；政治干预变成了国有企业的慢性病。它们僵化，效率低下，由于在国内市场享有垄断地位或是对某种基本资源享有专有使用权，它们不必进行创新，也不必对来自消费者的信息作出反馈。

　　1979年，撒切尔夫人宣称：“英国经济最大的两个问题是垄断的国有化企业和垄断的工会。”撒切尔夫人的宣战，拉开了西方国家对掌握国家资源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

　　1982和1983年，英国政府出售了自己持有的北海石油和天然气的股票，1984年又向公众出售了超过50%的英国电讯股票，随后进行改革的还有英国煤气公司、英国宇航公司和英国钢铁公司等。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也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非常类似于今天的中国)。例如，如果把像石油这样的“战略”资产私有化，如何才能确保它们不落到外国人的手中呢？英国提出了“黄金股份”——“一种在私有化之后将由政府持有、并使政府能够阻止公司的控制权落到不适当的人手中的特别股份。”

　　撒切尔的强硬也带来了改革的阵痛。在改造国企的一段时期内，英国的失业率保持着上升的趋势。但事实证明，失业的增加是暂时的。到了90年代末，英国的失业率比欧洲大陆低得多。

　　“政府并不比市场知道得更多。”撒切尔夫人认为：“政府的任务，首先是保持健康的财政；其次，是确立适当的法律基础，使企业、商业、服务业和政府都能繁荣兴旺；第三是国防和教育。第四是提供机会；第五是安全网。”

　　“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世界各国的教训都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揭示出，政府过多地干预，常常扼杀民间非凡的创造力，使得经济没有效率和活力。”吴敬琏的这番话，可以看作是对“国退民进”理由的最佳阐释。尤其是，当我们已经看到民企在轻小集加领域的活力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益处后，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阻制民企进入重化工并创造更多的财富呢？

　　变革正在进行

　　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在重化工时代，民企发现了自己新的乐土。“民企进入重化工，最终将带来投资格局的巨大变化。”业内人士分析，随着重化工阶段的深入，中国重化工行业目前的以国企主导、股份制为辅、民企边缘化的情况，将逐渐演变为以股份制为主的大企业主导的情形。

　　有幸的是，我们正成为这种演变的见证人。

　　政府方面，1997年起，许多省市相继宣布“今后不再搞国有独资企业”。2000年，重庆市首先宣布：在工业领域不再新办国有独资企业，转而大力发展以私营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工业企业。一周以后，北京市宣布，从当年起北京市工业系统将不再批准建立国有独资公司。为保证国有资本有效退出，北京市指出，国有资本原则上以相对控股为主，特殊情况需绝对控股的，控股份额不得超过51%。

　　在四大直辖市带动下，山东、吉林、辽宁等省当年也发表不再搞国有独资和已有国资限期退出的声明，而这些省份有不少是传统大中型国企密集的重工业区。

　　国企方面，国资委于2003年11月底召开“并购重组国际高峰论坛”，遍邀国内外大型企业、投资银行、中介机构以及专家学者，以主动且明确的姿态宣布了“中央企业退出”的决心：“我们欢迎外国资本和中国民营资本参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组、重组，推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我们相信，参与并购重组的各方，从投资者到中介机构，一定会从中获得相应的收益。”

　　民企方面，2003年俨然已成为民企的“进军重化工元年”。即使是政府限制，也不能消除民企对重化工的热情。有资料表明，今年前两个月的固定投资增长高达53%。而国家意图控制的一些行业，增长速度更加迅猛，其中钢铁工业投资增长达到172.6%，建材行业增长137.4%。

　　如今，民企对传统重化工的全面介入，已对国企带来严峻挑战，而这种竞争局面必将推动我国重化工真正做大做强。我们不妨大胆推测，在未来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将会出现不少中国民企参股或控股的大企业。

　　“国有经济要从一般竞争行业退出，只保留对极少数非由国家来支配不可的领域的控制。”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这是完成新一轮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

　　有资料表明，尽管“十六大”以来，尤其是新的国资监管体系建立以来，国家加大了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但从总体上看，国有经济布局过宽、结构不合理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

　　据统计，在我国608个工业小类中，国企涉足604类，占99.3%，大中型国企涉足533类，占87.7%。从重要行业内部结构来看，国有经济垄断经营“一统天下”的现象依然严重，阻碍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其中，石油、石化、电力、汽车、冶金、铁路系统的国有化程度仍分别为92.1%、96.3%、90.6%、72%、64.4%、83.1%，军工、金融、民航通讯均占90%以上。

　　“事实上，国有经济点多、面广、线长、效率低的问题依然严重，有限的国有资本不能集中使用，大量的社会资本投资无门，使中国企业很难做大做强，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分析人士指出，2003年中国500强企业，主要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其资产总规模、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仅为2003年世界500强的7.11%、6.12%、32%。利润总额比重大，很大程度上是垄断利润。同时，这些企业的效率极为低下。即使是在2003年世界500强中排名最靠前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简称中石油)，上百万员工，创造的年收入也仅为448亿美元；而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公司，近10万名员工，创造的收入却高达1824亿美元。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求的，必然是政府相关部门尽快给予民企与国企、外资一样的国民待遇，让民企成为重化工业中的“鲶鱼”。在国企与民企的充分竞争中，只有最具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存活下来。就像今天的家电业一样，正是因为极其激烈的竞争，才让国内企业最终打败了外企，不仅占领了国内大部分市场份额，还把中国品牌的家电卖到了国外。

　　更重要的是，政府相关部门要彻底摆脱掉重化工行业中的计划经济思维。否则，在缺乏充分竞争的重化工业，国企将最终不敌外企的冲击；而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国重化工业，其产生的巨额利润，也最终将成为豢养外企的中国点心。

　　要强大中国的重化工，股份制改造是必经之途。我们不难想像，股份制主导的重化工时代，国企和民企可以运用资本的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积聚巨额的资金，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同时，通过股份制改造，国企和民企将不再“一股独大”，作为公众企业，它们拥有更大的活力。当然，也只有在股份制主导的重化工时代，中国才会完全实现市场经济，并日渐强大起来。

　　以中石油为例，该集团公司现有资本4500亿元，其中持有中国石油股份公司90%的国有股股权，在保持绝对控股的前提下，如将持股比例降低10%，按目前市值可兑现金约500亿元。以此按50%绝对控股，在国际市场上就可以收购一个市值为1000亿元的中型石油公司。如将国有股持股比例由90%降到50%，按50%绝对控股则可以收购一个市值为4000亿元的大型石油公司。通过股份制改造，中石油能够大大增强资本控制规模和范围，并与世界跨国巨头一争高下。

　　同时，股份制主导的重化工时代，还将让普通民众享受到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带来的利益。撒切尔夫人曾热情洋溢地设想英国国有企业改制后的情境：“那是一个人民拥有自己的住房和股票、并与社会利害攸关的国家，是一个人民有财富传给下一代的国家。”抱负激励了撒切尔夫人，同样也将激励中国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