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局

　　记者杨文宇、郭高中、朱雨晨/重庆、北京报道

　　搬迁并不能搬走某些人对安全的漠视,也无法一下子搬出一个有效的制度

　　“目前,市政府对主城区化工企业‘退二进三’专题规划的红头文件还没有正式批下来。”

　　4月20日,在重庆天原化工厂氯气泄漏事故风波几近平静时,重庆市经济委员会投资规划处处长徐东林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份红头文件就是《重庆市主城区化工企业“退二进三”专题规划草案》。所谓退二进三,就是在企业厂区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

　　2003年底,重庆市经济委员会牵头与环保等部门共同制定了这份文件。规划提出,到2010年,重庆主城区的25家拥有化学反应堆的化工企业集体搬迁出主城区,另觅发展基地。

　　这些企业将集中进入重庆市的3个工业园区(长寿工业园区、万州化工园区、涪陵化肥工业园区),实现集中生产、集中污水处理、集中污染处理。

　　搬不动的天原化工

　　徐东林介绍,1939年天原化工总厂建厂。历史造成的技术和产品滞后,使得这个国有企业步履维艰,连年亏损,将原值2.26亿元的固定资产,缩水到了现今的1.3亿元。

　　上个世纪70年代就进厂的一位刘姓干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鼎盛时期后,1994年-2002年间天原化工厂就连年亏损。1998年职工的工资只能3个月发一次。虽然2003年破天荒地赢利130多万元,但比起高额的银行贷款,这点赢利仍然是九牛一毛。

　　搬迁对于化工企业来说无异于推倒重来,因为很多管道、反应器一旦拆卸就等于报废。搬迁资金对于这个如同风烛残年般的企业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徐东林则表示这个问题很复杂,重庆市政府对此的支持很有限,除在职工安置、税费、土地置换上辅以优惠政策外,搬迁所涉及的费用得由企业自筹。

　　职工的沉重包袱也是压得老天原搬不动家的重要原因。目前天原拥有职工3000余人,把家属计算在内,天原的整体搬迁涉及的将是上万人的生活、工作、求学变动。

　　65年的扎根,天原集团在重庆猫儿石已经形成一个成熟的社区:公路两旁密布了成规模的商业群,工厂搬迁就得再造一个社区,而这并非一蹴而就。

　　而另一个事实是,一旦新厂在建,就必须采用新工业技术,而天原的传统初级产品烧碱、液氯、烟酸、四氯化碳等很可能因落后被撤下生产线。淘汰产品就意味着淘汰无法胜任的员工。人员安置成了最复杂的考验。

　　这些环环紧扣的障碍,正是重庆这个老工业城市面临的难题。在阻力下裹足不前的后果就是,其他企业也和天原一样,弄到最后只能在原地维持生产。

　　拔不掉的民丰农化

　　“民丰农化就是个无赖!”重庆市环保局宣教处处长王勤冲记者几乎是怒吼,“这些年环保局一共处罚了他们13次,累积约百万元,可就是没用,到现在还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肯搬走。”

　　民丰农化污染案是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全国十大环境违法案件之首。

　　此前,民丰农化的铬盐销售量占据了全国30%的市场,生产规模全国第一,世界第四。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曾经斥之为“可怜的全国第一!难受的全国第一!”

　　1995年至今,每年重庆两会上关于民丰农化的提案不下10份,而且从未停止,到现在总数已经上百份,就是奈何其不得。

　　民丰农化2003年的整治方案确定,今年1月底关闭老厂生产线。但是4月8日,在一片“关停”字样的厂区里,《瞭望东方周刊》发现老厂中的红矾钠车间又在生产。车间内工人向记者解释,这是经过市环保局同意的,是为隔壁新厂做的配套工序,不会产生污染。

　　但是记者在环保局核实此事时,被告知“这事不清楚,要再调查才能下结论”。

　　4月19日,民丰农化集团安全环保部的黎小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已经有了搬迁计划,本来准备今年开工,现在在等环境评估报告的审批结果。但是国家环保总局要求先评估原留的铬渣报告,这是昨天我们刚刚接到的指令,所以搬迁计划可能还要缓一缓。”

　　民丰农化计划搬迁到重庆市西部的潼南县,也是目前重庆最穷的县之一。“我们将使用英国工艺,要求做到不排一顿废水和一顿废渣。”黎小华补充道。

　　重庆市政府的规划草案指出,重庆市规模以上化工企业有175户,密集在主城区的就有79户,占到化工企业比重的45%。这些企业年久失修,设备老化,国有比重大,产品初级,大多数沿嘉陵江长江而居。

　　徐东林提到,重庆是国内重要的天然气和精细化工基地,但是在新的城市发展中,政府长期以来缺乏对原有化工业的宏观调控,没有一个总体规划,使得企业的搬迁转产完全出于自发。

　　规划中,天原化工总厂的去向是2005年搬迁改造至万州化工业园区,在25家亟待规划的企业中,天原化工厂极具代表性。

　　全国的苦恼

　　事实上,城区化工企业的搬迁并非重庆独有的现象,而搬迁的沉重也困扰每个城市的首脑。

　　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减灾组成员、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郑大玮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专家就对北京的工业布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上世纪60年代,在东南脚朝阳区的南部和大兴的东北部新建了包括农药厂、焦化厂、日用化工厂等一批化工企业。这些企业对水和空气污染严重。农民与工厂发生纠纷。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市就城市发展战略进行研讨,最终形成了一致的观点,专家和政府都认为北京作为首都,不应该发展重工业和化工企业,原来已有的重工业和化工企业应该搬迁。

　　随后,首钢等企业停止了在北京的扩建,并且陆续向河北和山东搬迁。而农药厂也开始限制产量。

　　中国化工卫生安全协会一位专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北京开始从二环向四环五环搬迁化工企业。

　　事实上北京市企业搬迁最重要的是资金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国土地和房产市场回暖,多数企业都是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取得搬迁资金的。

　　与重庆天原化工总厂同命相连的是上海天原化工厂。抗日战争结束后,吴蕴初返回上海,在上海恢复了他的天字号企业,其中就包括在原址上海长宁区的上海天原化工厂。

　　这家企业在2000年因污染周围环境被停产整体搬迁,幸运的是,上海天原搬迁到了位于杭州湾的国家级上海化工园区,目前已经完成产业升级,其工业流程达到了环保要求。

　　上海市环保局一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在上海的内环线以内已经没有化工企业。

　　4月21日,重庆市经委相关官员表示,受天原化工总厂事故的影响,重庆将加快主城区化工企业的搬迁速度,2005年内完成不止18家企业的搬迁。

　　市经委这位官员称,不仅要加快搬迁进度,还会增加搬迁企业数量,“可能将搬迁的面扩大到主城区所有的化工企业”。

　　但是一些专家指出,搬迁并非彻底的解决之道。搬迁并不能搬走某些人内心对安全的漠视,也无法一下子搬出一个有效的控制灾难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