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铁工业规模扩张的几点思考

　　董贻正

　　2003年，中国钢产量以2.2234亿吨破天荒的记录在世界钢铁史上写下了可圈可点的浓重的一笔。还记得在1989年，小平同志曾讲过：“钢要到一亿到一亿二千万吨才够用。”当时冶金部戚元靖部长在学习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时，曾不断推敲小平同志指的是哪一时间段？是指中国钢的最高产量，还是到上世纪末？最后将其定位在“九五”末期。虽然，2000年 中国钢产量达到了1.285亿吨，但当时有关部门还在大张旗鼓地对钢铁行业进行限产，谁都不会想到3年之后钢产量竟然会超越2亿吨的高峰。

　　在1996年我国钢产量突破一亿吨时，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赞颂“亿吨钢铁壮国威”，“圆了几代人的梦”，“年产亿吨，世界第一，其功巨矣，其业伟哉”，等等。同时，也有一些文章对一亿吨钢提出了一些质疑：怀疑一亿吨纲是不是搞多了；担心会不会追求了数量，影响了质量、品种；更关心为什么产量上去了，效益下来了。这些对钢铁战线的员工来说，既是鼓励，也是鞭策。当时，我曾写过一组文章：《一亿吨钢：历史性的突破》、《如何看待钢产量突破一亿吨》、《一亿吨钢：经验与启示》、《一亿吨钢：新的起点、新的挑战、新的思路》。文中尽管我提到：“根据市场的需求，钢材还是会有适度增长的”，但我不赞同那些认为“我国在不远的将来，钢的需求量将达到2~2.6亿吨”的预测。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没有能够跟上形势的发展。现在，仅仅过了7年，我国钢产量又从1亿吨登上了2亿吨的高平台，而且还在向新的平台攀登。因此，在跨入2亿吨的门槛后，我们也应该进行一番冷静的思考，总结经验，修正缺点，以利再战。

　　满腔热诚地肯定产销2亿吨钢的巨大成就

　　年产2亿吨钢，不仅在世界钢铁工业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其增长幅度也是前无古人的。2003年钢产量较上年增长4065万吨，超过了1983年的全年产量(4002万吨)，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高速增长是在前两年分别增长2253万吨、3122万吨的基础上持续增长的，三年来钢的产量平均年增长竟高达3000多万吨，这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哪一个国家都没有过的。世界钢铁发展史上，以日本1969年钢产量的增幅最大，也只不过较上年增长近1600万吨，而且是三年内升升降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这种高速增长是在结构有所调整、质量总体上逐步提升、品种满足率有较大提高、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种资源消耗稳步下降、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劳动生产率明显提升的情况下取得的(当然，这不等于在这些方面没有问题)。对这些成绩，我们要满腔热情地予以肯定，以鼓舞士气，要看到这不仅是钢铁战线数以百万计的广大员工几代人共同奋斗的巨大成果，更是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的伟大胜利，是各行各业相互配合、支持所取得的共同的的胜利果实。有人认为，2亿多吨钢，是不是多了？是多了，还是少了，还得由市场说话。接近100%的产销率，以及连年进口钢材的居高不下，雄辩地证明了市场的强劲需求。如果没有这样的快速增长，能够支撑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吗？而且中国钢材的进口量恐怕就不是现在的3000多万吨，而是要成倍上升了。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当前中国钢铁工业的高速发展，并不是钢铁行业自身主观意志的推动，而是客观经济发展的拉动。对这一新形势，我们要有足够的估计。就我个人体会，主要有这样3点：一是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情况下实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同时并举，因此必然要加快工业化的进程，这就需要大量的钢材作支撑；二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是一个占有960多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其中农民人口又占70%，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土地广袤大国中，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同样意味着钢材需求量的增长；三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进行的情况下，中国由于其特殊处境，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重要基地，而制造业是大量消耗钢铁的。因此，尽管中国钢铁工业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但依然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这说明中国的发展必然有其不同于以往钢铁大国的规律，简单地套用外国的经验是不成的。

　　中国在短期内钢产量如此急速地增长，在数量上攀登了世界历史上未有的高峰。这也有力地说明了我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有了极大的提高；说明了钢铁工业自身实力的极大增强。且不说上世纪70年代前期的“三打两千六”的沉痛经历，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八五”、“九五”期间，钢产量平均年增长均为600多万吨；而进入“十五”以来，年增长量竟比前10年提高了4倍多。过去，即使是大型钢铁企业要每年增长几十万吨钢，也十分不易；现在，一个百万吨级的钢铁企业不用两三年就可以相当轻松地实现翻番。面对这些巨大变化，我们应该真心诚意地向为此付出巨大辛勤劳动和智慧的钢铁战线全体员工致以深深的敬意，向支持钢铁战线各行各业的职工致以衷心的感谢！

　　当然，作为这一行业的员工，更应正视自己的不足，不要为已有的成绩而沾沾自喜，更要清醒地看到前进征程上还会有重重艰难险阻，而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自满、懈怠以及观念的僵化和停滞。

　　要警惕当前过度的规模扩张所带来的问题

　　中国到底需要多少钢？可以研究，可以探讨，这样可以启发思路。但从世界经验来看，这里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对稍长时期的需求绝难取得一个共识的。甚至可以说，对长期需求的预测，从来就没有一个为多数人认同的数据。往往是经济形势好时，预测的需求量就高些；形势差时，需求量的预测就低些。像上世纪70年代末期，国际上多个权威机构预测1990年世界钢的需求量超过10亿吨，2000年将达到12亿吨以上。事实证明是高估了。2000年时，英国剑桥大学彼得?诺兰教授曾在第二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引用了两个钢材预测数据：一是21世纪头10年，全球钢的最高年产量将达到8.00~8.50亿吨；另一处则说：“在1997年经济危机之后，1998~1999年的世界钢消费量下降到6.9亿吨，预计到2005年应恢复到7.6~7.7亿吨”。这又低估得太多了，事实上2003年世界钢产量达到了破天荒的9.6亿吨。从美国、日本历年钢铁产量的统计，也可以看出这种预测的不可靠性。再拿我国来说，从1989年到2001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3%，但是前几年钢材需求不仅没有大幅增长，而且还出现了所谓“理智性限产”的情况；当时引经据典的说法都是钢的增幅要小于GDP的增幅，但现在GDP的增长速度变化不大，但人们普遍的观点却是钢材需求增长幅度要大大高于GDP的增长。几年前，有谁能预测到去年钢产量就要突破2亿吨呢？即使有人预测到了，又有谁能将这一预测数作为指导发展的依据呢？因此，在当前经济形势大好、钢材供需又出现卖方市场的情况下，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对钢材的需求肯定还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能否持续以3000万吨的幅度增长，需要审慎对待。千万不可把这几年钢产量的急剧增长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新规律，以为可以长期地、持续地保持这样的势头。这几年，拉动钢铁工业发展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投资的高速增长，而这种以30%以上增幅递增的情况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特别是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去年竟然增长80%以上，这绝非正常情况。“月有阴晴圆缺”，自然界的规律在经济领域也早被证明其正确性。

　　现在，人们所说的钢铁工业过热现象，并不是指当前钢产量多了，而是担心由于这几年钢的需求量剧增而引发的对钢铁工业的投资热，担心钢的产能扩张过快了。国际钢铁协会(IISI)前些日子就指出：中国钢铁投资过热，有极大的潜在风险。虽然在目前市场需求旺盛前提下，还没有出现严重的供给过剩问题，但如在建产能持续扩充，一旦市场发生较大变化，供过于求势必出现，甚至引发骨牌效应，爆发产业性危机。中国钢协去年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钢材市场需求预测及钢铁工业发展战略的若干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也已经以大量的、有说服力的数据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们通过多种途径，得出的结论是：到2005年，中国粗钢的生产能力是3.3亿吨，要比预测的市场需求高出6700万吨。这已经是留有余地的结论，就我所接触到的企业情况看，还有相当一些企业规划中的规模要比《建议》里列举的大，还有一批已经在具体运作中的新建民营企业根本就没有列入《建议》的调查数据中。但是，前一阵，有的文章以当前钢产量的供需大体平衡来否定规模扩张的事实，不恰当地强调市场需求还有很大的空间，甚至有意无意压低目前实际已经增长的产能，对人们善意提醒要注意钢铁工业“盲目发展”、要防止发生“大办钢铁”的趋势的言论则很不以为善；有人甚至认为，如果中央采纳了这些意见(指要防止钢铁工业盲目追求数量增长)，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不怀疑这些同志要求快速增长的愿望是好的，但我们更要深刻理解中央强调指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在实际工作中切实予以贯彻；否则，如果片面追求“快速”，其结果必然是欲速不达。现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等六个部门《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要求近期内对已建、在建、拟建钢铁项目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这对当前钢铁行业的盲目扩张的无序状态必将起到有力的抑制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这次中央决定清理，继续听任其自行发展，到2005年，建成的能力一定会远远大于3.3亿吨。一旦这些产能都释放出来，就必然会形成严重的供需失衡。而且，可以肯定，由于铁矿石资源、水资源以及其他能源和运输条件的严重制约，要么一部分在建能力通过清理急速刹车，要么到时成为无米之炊，有相当一部分能力放空，大量的投入却得不到应有的产出。对这种情况，也有同志认为，市场经济情况下，某些产品供大于求是正常现象，有利于市场竞争。但凡事都有一定的“度”，超过了这个“度”，事情就会走向反面。

　　这些年，不少钢铁企业对需求数量的增长，反应相当敏感，规模扩张的步子很快。但要看到，对一个产业来讲，数量的增长总是有极限的。我接触到的很多国企老总们，对此也都心明如镜。但往往是迫于形势，人家在大规模扩张，自己还是守在原位，怕对竞争不利。这里还存在对规模经济的片面理解。一般来说，规模大的企业有小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其合理的经济规模也在变化。因此，现在不少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规模都在翻番，几十万吨的增长到100万吨，100万吨的扩大到200万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重视规模经济，绝不意味着规模越大越好；而且对一个企业来说，规模的扩大也是有尽头的，而结构的优化和提升则是无穷期的。何况，规模扩大并不一定依靠新建或扩建，像钢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达到4000多万吨的阿赛洛这样的巨型钢铁企业，其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靠对现有企业的整合重组。这应该也是我们的方向。还要看到，即使一些规模不大的企业，同样可以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德国巴登钢厂的钢产量也就是200万吨左右，但却是世界著名的“高效率工厂”，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许多企业前去学习。国内的石钢、新兴铸管、邢钢也是规模不大、但很有特色，效益也好，他们的经验也值得借鉴

　　在清理项目时，要吸取前几年对钢铁限产的教训，真正让好心办成好事

　　在国家发改委等6部门发出的《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近几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出现了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的现象。一些地方不顾市场及外部条件，以各种名义大规模新建炼钢炼铁项目，并低价出让、未征先用土地，给企业各种不合理的优惠政策和减免税收，还有一些地方以外商投资鼓励类名义，违规审批炼钢、炼铁项目，造成钢铁工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铁矿资源不足，布局不合理，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意见》要求近期内对已建、在建、拟建的钢铁项目进行一次认真清理。这确实是非常必要的。

　　但也许是经验主义作怪的缘故，我对这一文件的执行前景，却有一番担心。想当初，钢铁限产的劲头不可谓不大、力度不可谓不强，一度国家冶金局中心任务就是检查、督促企业限产，局机关干部几乎是倾巢出动到各地去抓限产，但是由于限产“效果”不理想，国家经贸委主要领导还对当时的国家冶金局局长进行了严厉批评。对当时这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抓限产的做法，我曾著文表示担忧，担心这样限产的结果将会是“限大放小，限内放外”：就是大企业的钢产量被限制住了，而不少中小企业却乘机而上；限制了国内钢铁企业的产量，却使进口钢材的数量猛增。实际的进程正是如此。当时，宝钢、鞍钢、武钢、首钢等大型钢铁企业规规矩矩地按有关部门指令进行限产，但一些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则是我行我素，你下我上。2002年初我去山西某民营钢铁企业时，该公司的总经理对我说，他们就是抓住国家对钢铁工业限产的大好时机，上了新的钢铁项目，2001年，1000立米级的高炉和80吨转炉投产，正在进行第二座高炉和转炉的建设。去年这家企业的钢产量已经突破200万吨，目前正在进一步扩大规模。因此，对这次清理，究竟有什么措施能保证其成功？真正把该清理的清理掉，把该上马的有利于结构调整和提升我国钢铁工业水平的项目抓紧搞上去。这里关键在于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能否真正配合，上次限产的失败同一些地方政府的配合不够有密切的关系。往往由于“政绩”的需要、利益的驱动，相当多的地方还是热衷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去年我到某个地级市，一位市领导对我说，他对他们市里钢铁项目的盲目扩张十分担忧，但这些企业所在地的县级市领导却是大力支持，公然违反国家规定，随意批地，市里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意见》要求提高钢铁工业的市场进入门槛，特别是对能源消耗、环保治理都提出了明确的标准，还要求必须对外部矿石、焦炭、水资源和运输条件认真落实。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钢铁工业是能源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行业，事先不安排好这些条件的落实，建成后或者是成为无米之炊，或者是由于资源、能源的争夺，引起市场的无序竞争，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目前，由于我国钢铁工业规模的急剧扩张，已经导致世界范围内的铁矿石、废钢短缺，国内铁矿石市场价格不到一年就翻了一番还多，运输费用更是成倍猛涨。只要有矿、有焦，哪怕质量差些，也成为抢手货。因此，一些企业的矿石、焦炭质量下降，以致高炉炉况不顺、技术经济指标下降，这也是为什么自1978年以来，我国钢铁行业第一次出现吨钢可比能耗上升的重要原因。

　　《意见》对今后钢铁投资建设项目规定了最低的进入条件，明确要求不准建设180平方米以下的烧结机、1000立米以下高炉、100吨以下转炉。固然，设备大型化对采用新技术、节能降耗、降低成本，有其优势所在。但制订产业政策，也有一个如何更好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方针，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的问题。像轧制建筑钢材用150方的小方坯，就没有必要配100吨的转炉。世界上100吨以下的转炉还有一大批，德国巴登钢厂的转炉就不到100吨，不是照样成为全球同类钢厂的“样板厂”吗？当然，这一政策的制订，可能也是想通过提高钢铁工业的进入门槛来限制其无序扩张，主观愿望无疑是好的，关键是实际工作上的可行性。譬如1989年国务院第一次发布产业政策的时候，就把二辊热叠轧板机列入停止或严格限制基本建设的产业、产品之中，以后又屡屡发文，要淘汰热叠轧薄板、特别是热轧硅钢片的生产。的确，大型钢铁企业按照产业政策的要求，前些年都把这类轧机淘汰了，但对行业而言，这些轧机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个场所而已，基本上全部转到小钢厂去了。现在，热轧硅钢片的产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随着机械行业电机产量的增长，市场越来越红火。虽然谁都知道冷轧硅钢片的性能好，电损少，但冷轧硅钢片的供应却长期跟不上来，而且还有一个价格差的问题。在市场的实际需求面前，这样的产业政策往往是苍白无力的。更何况政策不同于法律，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强加的命令都不起作用，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凭政策能管得住吗？这不是说不要产业政策，而是产业政策的制订要更好地切合中国的国情，要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否则，还是政策归政策，行动是行动，岂不更影响国家产业政策的严肃性。再说，与其在这些不大具备可操作性的政策上动脑筋，还不如在取缔地条钢这种危害国计民生的违法行为上来些真招，下些真功夫。

　　怎样看待民营钢铁企业的发展

　　还要看到，这次钢铁行业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和规模扩张，并不是国有大型钢铁企业带的头，相反，包括宝钢在内的一批特大型国有钢铁企业，还是致力于产品结构的调整升级等内涵式改造。这一轮规模扩张的特点是：民(营)促国(有)，小促大，(行业)外促(行业)内。相当一个时期，钢铁行业基本上是微利行业，现在却成了高回报率的行业，而股市等金融市场仍然还不那么景气，利益的驱动吸引了资本的流入，不少行业外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钢铁工业的积极性大为增强，像国内颇有名声的一家高科技企业先后投资新建500万吨规模的大型钢铁企业，兼并了300万吨级以上的老国有企业，而且还在继续谋求对其它钢铁企业新的资产重组机遇。这种情况，在过去是不可设想的。但钢铁工业这种高利润，肯定不可能持久延续下去。一旦情况发生变化，新的利益的驱动会对钢铁工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2003年2.2亿吨钢产量中，民营企业占了一定的比重。如果包括近期由国有转为民营的南钢、萍钢、川威等企业在内，初步估算，去年民营企业的钢产量已经超过了5500万吨，占全国钢产量20%以上。在这些民营企业中，颇有一些有实力、有影响的企业，譬如，江苏的沙钢去年钢产量超过了500万吨，河北的建龙、津西、山西的海鑫等钢产量都超过了200万吨，江苏兴澄特钢，在独立特钢企业中产量位居第一，去年钢产量达到164万吨。而且这些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都不低，兴澄、沙钢等企业管理水平在行业里也是有目共睹的。当前，民营钢铁企业的发展势头还在增长。除了众所周知的宁波建龙外，仅我从《中国冶金报》的报道和广告中，就看到已经或即将形成100万吨以上规模的民营钢铁企业有：河北武安的新金、河北东山冶金公司、河北的纵横、河北邢台的德隆；山东的潍坊、墨龙、魏桥；山西的晋宇、广东的恒大、双菱；福建的三安、龙岩；内蒙包头的大安等，其中有的规模要达到500万吨。这些企业，除了一小部分已列入中国钢协编写的《建议》中的第三部分“生产能力调研”表中，大部分都不在2005年3.3亿吨生产能力之中。可见，2005年的实际产能肯定将大于此数。当然，也不排除其中可能存在虚张声势的泡沫成分。

　　民营企业的大规模兴起，这是一件大好事，说明了我国的“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确实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非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近几年，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也使人们看到了它们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我曾走访过一批民营企业，对它们灵活的机制，精干的机构，高速的效率，以及一些经营者的执着精神，也深为钦佩。我接触的很多国有企业老总们，也都曾到民营企业学习取经，并且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借鉴了民营企业的长处，为我所用，促己发展。

　　但是在当前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采取了一些同国有企业不平等的“待遇”，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譬如：

　　·在税收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一些地方政府随意减免国家规定的税率和税费；在国有企业综合税率居高不下时，民营企业却享受着另一种意义上的“非国民待遇”。有的年销售额达到100多亿元的民营企业，其总税率只有百分之三左右，而作为中国钢铁工业历史最悠久、贡献最大的，因此也是历史包袱最沉重的鞍钢，至今其综合税率还高达10%以上。

　　·在建设征地方面，同样存在不平等待遇。有的民营企业可以极低的费用、甚至以几乎“零地价”购得成片土地，然后以土地证向银行抵押贷款。在国有企业需要通过层层审批时，他们可以通过当地政府的大力“协助”，轻易地把项目搞上去。然后再以“空手套白狼”的手腕，用承建单位的资金做到建设“正负零”，用制造单位的资金先把设备做起来。

　　·在执行《劳动法》的问题上，有的民营企业可以公然无视国家这一部大法。他们在挖国有企业人才时，是舍得花大钱，相当大方的；但是很多民营企业对众多工人，基本上是三班三运转，没有节假日，只有等到设备检修时，才能休息几天。有的企业甚至是两班两运转，每天12个小时。至于像医疗保险等“三金”这种社会保障制度，除了对招聘来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外，一般工人根本是无缘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民营企业在成本竞争方面有其极大优势了。

　　·在争夺人才方面，矛盾更为突出。民营企业这样的快速发展，人才短缺就成为其突出的矛盾。于是这些企业都采取高价聘请以及各种优厚待遇来挖掘国企人才，国企成了民企的人才库。人才流动，促使企业领导更加重视和发挥人才的作用，也使得各类人才得以更好地体现其自身的价值。但人才的无序竞争也给一些国有企业带来了破坏性的损害。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多少年的磨合，在挖掘人才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守则，他们的猎头公司都会按规则办事，同业间的“竞业禁止”，已成为必须共同遵守的法则，所以才会出现为了要挖一个人才，竟然把这家企业买了下来的情况。但目前一些民企的做法，是凭借不正当竞争，来削弱国企人才资源。这需要加紧制订一些相应的法规，使人才市场的竞争规范化。

　　更要引起注意的是，在这些“不平等”待遇的背后，往往还存在一些导致腐败的因素。因此，我们要警惕那种以扶植民营经济为由而行以权谋私之实的违法行为的滋长，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坚决的抵制和制裁。同时，各级政府都必须全面地贯彻两个“必须毫不动摇”的方针，在“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要忘了“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使各种经济成分都能在平等的环境下进行合法的竞争，以求得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