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改：浙江农业税明年迈出“免征”一步

　　浙江取消农业税只是宣布时间上的迟早问题。“2001年12月，当时的省领导就已经确定目标，浙江将在2004年或2005年取消农业税，并实现农民‘零赋税’甚至‘零负担’。”该省财政厅原厅长翁礼华说。

　　翁同时透露，实际上这还是浙江取消农业税的第二方案，当时曾有个第一方案，想在2002年取消农业税，后因各方意见不统一才改为第二方案。

　　翁礼华，前浙江财政厅厅长兼省地税局长，现任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浙江大学财经文史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浙江取消农业税方案的制定和操作者，他向早报记者揭开了这一鲜为人知的过程。

　　浙江农村税改“与众不同”

　　在亚洲最早种植水稻的地方———-宁波余姚市河姆渡镇芦山寺村，村民不经意中发现，镇农税干部不见了———这个7000多年前就种植水稻的地方，现在农民的主业仍是种植水稻。

　　“皇粮国税”也可以不缴？村民们难以置信。

　　事实确是如此，从2004年起，宁波市已全面免征缓征农业税。

　　“农业税应尽早取消。”翁礼华说，他在厅长任上即致力研究中国赋税改革，并在浙江实践他的改革思路。

　　2000年3月，全国农村开展税费改革以减轻农民负担，同年浙江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上虞市等5县(市、区)被选为浙江税费改革的试点单位。此前，作为中央配套改革的政策，屠宰税已经在税费改革地区取消。

　　浙江的税费改革则采用了有别于其他省区的做法。

　　一是稳定农业税负担，不开征农业税附加。这样，避免重新丈量土地、重新核定农业税计税土地、计税产量、民主评议农业税负担水平等工作，避免产生新的矛盾，有利于节减改革成本和社会稳定。二是稳定村民承担村级开支的负担水平，不开征农业税附加，以向村民征收村公益事业资金的方式解决村集体公益事业建设。

　　2001年，上虞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效显现了，与2000年相比，上虞农民人均负担从原来的187元降到78元，降幅达58.3%。

　　不仅如此，2001年，浙江把25个欠发达县的农业特产税也免掉了。当时新华社播发了这一消息，立即引起财税系统专业报刊的群起攻击。但翁坚持认为，农特税是1983年11月，国家为了确保粮食生产、限制多种经营的情况下出现的税种，不利于鼓励农民开展多种经营的积极性，更应废除。

　　第二方案的通过实施

　　2001年底，综合试点市县的改革经验，翁礼华草拟了《浙江省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建议在2002年把浙江的农业税、村提留、乡统筹、农业特产税等统统取消。

　　这在外人看来难以理解，浙江财政厅不是要“自削权力、自掏腰包”吗？

　　“错，我也是受自己的利益驱动，即在财政系统实现富有浙江特色的改革方案。”翁说。

　　这一方案最终因“太冲”而没有在省里通过。

　　于是他马上修改拿出了第二方案：先废除农特税、村提留、乡统筹等税费，到2004年或2005年再取消农业税。

　　但定下的税费改革方案还是与中央税费改革试点地区有很大的出入。

　　直到2002年1月11日，第二方案先在浙江省政府常务会议上通过，12日，省委书记办公会议通过，14日，省委常委会通过。随后，第二方案以省政府的名义上报国家税改办，但一个多月仍未获批准。

　　“我们有点急了。”翁礼华说。紧接着是2002年3月5日全国开“两会”。“早已团结一致的我们”在会上向有关中央领导反映了浙江想自主农村税费改革的情况，并突出了给农民减负。

　　“4月初，国家税改办一位副主任到浙江调研，也被我们说动了。但考虑到一些提法太敏感，我们在提法上更委婉了一些，如‘稳定农业税’等，让人一下子看不出与安徽等地的税费改革有多大区别。”翁礼华说。

　　改革方案终于在2002年6月8日由国务院领导签署了。10日，翁礼华收到了国家税改办的传真件。

　　“取消农业税就是这样被定下来的。”翁礼华说。

　　2002年7月，浙江开始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特税、村提留、乡统筹等税费均被废除，接下来就是到2004年或2005年取消农业税了。

　　翁礼华说，改革几乎没有阻力，那是因为浙江的农税征收队伍没有正式编制，乡镇一级都是兼职的，改革相对容易。

　　浙江的改革还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据了解，有些省区在税费改革期间曾派10多万干部下乡，丈量土地面积，调查常年产量。

　　据统计，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浙江农民总减负20.59亿元，人均减负58元，减幅达63%。

　　“到明年取消农业税，浙江农民其实已经实现‘零税赋’，村一级的管理费用，已不进入国家税收征收范围，由村民‘一事一议’自行决定，而农村教育集资以前均为一次性收取，现在也已取消，因此浙江农民到明年将是‘零负担’了。”翁礼华说。

　　浙江做法的时代精神

　　今年“两会”确定中国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专家认为，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第七次农村税费改革，将因取消农业税而使农民跳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农民负担将由此越来越轻直至没有负担。

　　据有关专家估算，1950-1994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大约取得了20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2733亿元，财政向农业投入5346亿元，前两项相加减后项，即国家提取农业剩余的净额达到了17487亿元。

　　2000年5月5日至7日，翁礼华悄赴安徽徽州歙县和黟县农村调查农民负担，当他看了当地的税费改革后，发现本应消失的农业税反而强化了。

　　　　“谁的利益都可以最大化，只有农民的破草帽不能最大化”。这次调查让他坚定了取消浙江农业税的想法。

　　浙江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顾益康称，取消农业税，政府既要“有钱”又要“有心”，有钱无心不能实现，有心无钱也难以兑现，农业税系地方税种，是否停征可由地方来确定，浙江的做法符合时代精神。

　　专家认为，取消了作为农村税费的支柱———农业税，各种乱收费就失去了搭车收费的载体，农民负担自然减轻，甚至消失。

　　翁礼华还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国家取消农业税后，乡镇财政势必弱化，甚至不复存在。从长远看，如果遵循我国行政传统和世界潮流，中国将可能实行地方行政两级制，即省县(市)制。

　　浙江省财政厅税政处负责人说，农业税是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而土地是集体和农民的关系；对于种粮大户，可通过征收个人所得来实现税收公平。

　　东方早报驻浙江记者 谢春雷 李冲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