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菊芳：保护内忧外患之下的中国民族医药产业

　　雷菊芳先后两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呼吁保护中国民族医药产业。这种努力一旦成功，她对这个充满财富生命力的特色产业的影响就会以“巨大”一词来衡量

　　本报记者 赵丰

　　雷菊芳女士在第二次将有关保护中国民族医药产业的建议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时，她还是不知道自己的声音会不会被淹没。她只知道自己又尽了一次责任。

　　“不能因为声音弱就不说，”她说，“结果是一回事，而做不做是另一回事。”

　　在去年3月的十届全国人代会一次会议期间，作为人民代表的雷菊芳也曾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内容与今年基本相同的主题建议，但后来得到的回复的大意是“再研究”。

　　在雷看来，她做这件事是分所应为的，因为她本人就是一位中国民族医药资源的开发者和利用者，只有不多的人能比她更深切地体会这个领域所面临的威胁和危险。因为担心重蹈中药业的覆辙，她已经成了中国民族医药遗产未来利益的拯救者。她表示决心年复一年地代表这个产业向有关部门呼吁，直至取得积极的成效。

　　信念

　　现年51岁的雷菊芳是奇正藏药集团的董事长，2003年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她看起来平和而朴素，朴素得好像不属于这个时代，有报道曾经描述说“你甚至可能把她看作一个刚从农村出来的大嫂”。

　　一些熟悉雷菊芳的人形容她是一个虔诚而执着的人，很容易地就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她崇奉佛教文化，并把“向善利他正道正业”的理念当做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被认为铸就了奇正藏药的诚信精神，这不单使奇正藏药集团在过去的11年里成长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民族医药企业，也给雷带来了近3亿元的财富。

　　据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的统计，至迟在2001年，奇正藏药集团的年销售额就已经在全国100多家民族医药生产企业中排名第一了，而排在它后面的，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青海晶珠藏药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责任公司、青海金诃藏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西藏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在3年以后的今天，全国的民族医药生产企业已经增加到了约160家，而且，由于利润的挤压和诱于民族医药的财富潜力，东部地区至少还有三四十家医药流通企业打算从事藏药的生产。

　　尽管整个民族医药产业目前的年产值仅为25亿元人民币，但雷菊芳始终认为这份先人留下来的遗产因为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资源优势，将来一定会成为西部的支柱和走向国际市场的优势产业。她说：“这样一个充满生命力而又幼稚的产业是需要呵护和支持的，更需要知识产权武器的保护。”

　　和西药新药不同，民族医药的配方由于出自于古代药典，因此专利申请之路往往难行。民族医药企业目前做的一般只是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剂型进行物理改良，比如使其更便于远距离携带之类。

　　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奇正消痛贴”。这种像伤湿止痛膏似的外用药，曾经获得过香港华人发明博览会金奖和日内瓦世界发明博览会金奖，被认为是目前在市场上最有影响的藏药，每年都能为生产企业带来两亿多元的收入。但即便如此，它也仅仅是一种以冻干技术改变原来糊状药膏形状的工艺创新杰作，药品的功效则没有什么变化。

　　奇正消痛贴的成功完全源于雷菊芳的物理学专业背景。在自办企业之前，她曾是中国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她在那里干了10年，所研发的“真空室表面洁净处理技术”获得过中科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忧患

　　事实表明，雷对于中国民族医药产业的担忧源于两个方面：外国强手的窥伺与国内政策壁垒的坚固与否。

　　这两个方面显然富有辩证关系，尤其在产业还处于幼儿期的时候——它自身的抵抗力弱，需要一种保护以避免外力的伤害。

　　在公司业务不断拓展和财力不断增强以后，雷开始有机会与海外同行打交道，包括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会议。

　　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刺激了她。2001年，她参观日本最大的汉方药厂时，发现其董事长的办公桌上竟然放着一本中国大陆出版的《藏药手册》。

　　“和我看的是一样的，”她说，“当时他指着那本书问我里面什么最重要，我只能告诉他是冬虫夏草。”

　　事隔3年，那位董事长叫什么名字雷菊芳已经记不清了，但她知道这家药厂在20年前曾出钱支持过中药典籍《中华本草》的编纂工作。

　　雷菊芳说，这个日本人那次对她说：“对我来说，中药已经无秘可保了，现在惟一的秘密是藏药。”

　　这些话被雷菊芳写进了她准备向此次人代会提交的题为《启动知识产权之盾保护民族医药精品》的建议里，这可能会为她的呼吁增加一些力度。“重要的东西人家都掌握了，我很震惊。”她说。

　　藏药的原药材是一串外界熟悉的名称：红景天、翼首草、喜玛拉雅紫茉莉、藏红花、雪莲花……而生长于海拔4500米以上严寒、缺氧、强日照、无污染地带的雪域红景天，则一直被民间誉为“九死还魂草”、“长生不老草”。据说，辉瑞、强生等国外药业巨头都不乏对红景天的兴趣，而国内的一个著名合资医药企业则已经在加工这种奇异的东西。

　　在这个世界上，与中国人书同文的日本人，好像是最热衷于挖掘中国民族医药宝库的人。在全球的中成药市场贸易名单上，现在是日本排第一位，占去了90%的份额，韩国和中国则各占5%。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所治则治法室主任周超凡说，日本仅速效救心丹这一个品种的出口额就已经超过了中国所有中药的出口额，而速效救心丹的基本配方，则来自于中国的六神灵丸。

　　日本人的努力在2003年似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花钱为青海省的一家企业建了一所藏药研究院。这件事的后果几乎是可以想象的，不过中国民族医药界还是保持着相当的警惕。那年，在青海召开的“中日国际藏医药学术研讨会”上，甘南的藏医专家图布丹形容日本人说：“他们不是来研讨的，而是来挖东西的。”

　　雷菊芳回忆说，当时日方来了70多人，每一个问题都有五六个人在问，只是角度稍有不同而已。

　　“我们怎么能不保护好自己呢？”她说，“日本的汉方药如果进来，会把中国的民族医药企业全部打倒，那才是悲剧。”

　　来自国家内部的可能变化也在让雷惊诧不已。她不认为要求民族药品的配方解密是明智之举。

　　即使是现在雷也不知道政府是否真的就有这种要求，因为中药特殊品种处方的保密政策已经实行了20年，不过问题是奇正藏药集团的一种名为“仁青芒觉”的消化道药已经遇到了这方面的麻烦。

　　这件事就发生在今年春节之后。和西药不同，民族药品由于涉及组方、炮制的诀窍而往往在正式生产前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一定程度的配方保密。而且，虽然只是一种改良剂型，但仁青芒觉也像新药一样前后经历了4年多的研发、审评、注册、药理试验，共耗资200余万元。

　　“公司负责这事的业务员都不敢来见我了。”雷菊芳后来笑道，“因为他在节前还告诉我说一切都已经没问题了呢。”

　　雷没有在建议里复述这个故事，她只是一边证明这个可能的政策“正中某些窥视者下怀，将对中医药及民族医药等研究和生产单位造成极大的打击”和“在专利保护方面，基本上是西方科学体系的架构，大大有利于现代药保护，民族传统医学弱势依然”。一边质疑道：“按照这样的逻辑，可口可乐已在中国行销多年，是不是也应该检验一下它的成分，敦促其公开全部成分呢？”

　　天性昭然

　　不论实际收效如何，雷的行动始终有业内人士的声援。在炮制向人代会的建议之前的2月中旬，她从德国回到北京向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吐露了自己的想法。她说，当时诸先生虽然也流露出了对可能的结果表示无奈的情绪，但还是支持她说：“好，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些资料。”

　　诸国本提供的材料在雷的建议中形成了这样一段文字：

　　“中国有丰富的民族药资源，在12007种药物资源中，75%属于民族医药。截止到2002年底，民族药成药国家标准共906个，涉及9个省区的156个生产企业，其中藏药322个，蒙药216个，苗药154个，维吾尔药98个。藏药、苗药的开发较好，壮药、瑶药、傣药的科研开发相当滞后。”

　　显然，所有这些数字都能够帮助雷接近成功。尽管她自称不是一个善于说服别人的人，但了解她的人却认为，如果有机会接触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她就一定能达到目的。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感化政府官员并不见得比感化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更难。11年前，雷初入藏区的时候不仅看到了蓝的天、白的云和皑皑的雪山，也体会到了藏民对外族人的提防心理。北京一位曾从事过新闻工作的女士说：“你想，一个汉族人到藏区去深入藏药殿堂，那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这位女士1994年因公去西藏时结识了雷菊芳。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们成为了朋友。

　　雷后来不仅取得了藏民的信任，而且据上文提及的那位女士说她现在在藏区还受到了人们的“极大认同和尊重”，“她对藏族文化的敬重和虔诚抹去了双方的文化落差”。

　　雷菊芳最早是40岁时在青藏公路上搭乘一辆货车只身去的西藏。那是她在民族医药领域的职业生涯的开始。

　　现在，雷已经确立了自己在中国民族医药产业中的领导地位。不过在将来，她由于今天的所作所为而为整个中国民族医药产业带来的影响或会以“巨大”一词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