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背后的“秘密”

　　一本绿色的小学课本反放在桌上，注意看的话可以在定价的旁边发现价格举报电话。“以前教材的利润是很高的，但现在限价后你还要做这样的梦就太迟了。”花城出版社副社长关天说。

　　“教材的回收期至少要2～5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副社长陈兵说。

　　“教材的投入就像一个无底洞。”科技出版社副社长傅东伟说。

　　尽管说着这样的话，但作为广东省出版集团教材推广领导小组的成员，三位副社长也没忘记倒计时——离2004年2月18日还有多少天呢？

　　2月18日,教材出版者的生死时速

　　2004年2月18日是高中教材送审的日子，能否通过将决定教材能否在全国发行。2003年，广东首次编写全国通用的高中教材，在申请立项的14个科目中，通过了8科，分别为：语文、物理、信息技术、体育与健康、美术、艺术、通用技术、音乐(前6科为广东教育出版社的立项科目，后两科分别为广东科技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的立项科目)。

　　对于广东的出版社来说，这次无疑是一个好机会。2003年，教育部确立高中教材的实验区为广东、山东、海南、宁夏4个省。2004年9月全部的广东高一学生将使用新课标课本，而2007年则在全国铺开。

　　“立项只是拿到了准生证，但能不能生出来就要看自己的实力了。”关天说。但仅仅是立项已经是一场龙争虎斗了。

　　花城出版社音乐编辑室主任王永媛是教材编写直接的负责人，“高中的音乐共有6个模块，我们这次申报有4个模块通过，参加竞争的出版社有10家，但通过立项的只有3家：人民音乐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而科技出版社的《通用技术》全国也有10家出版社参与竞争，立项通过的出版社则有4家，“我们去年报了生物、化学和通用技术3科，但只通过了通用技术。”

　　2002年12月教育部下发《2003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学用书目录》中，规定“一本大纲，多套教材”。教材出版告别了“人教版”一统天下的局面后，开始出现十几套教材争夺一个市场的竞争态势。越来越多的出版社瞄准了这块市场。在2001年新课标教材开始第一轮实验的时候，当时只有人教社、北师大社、江苏教育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参加，2002年第二轮的时候已经有十几家出版社参加，到了2003年秋季，有新课标教材在投入使用的出版社已经达到了几十家。

　　一边喊着不好做，一边却拼命地去争取，出版社为何如此自相矛盾？

　　“苦涩”的成本

　　尽管出版社在谈起教材投入的时候频频叹气，但是早已身经百战的出版社自然不会糊涂。

　　到今年初，由广东承担编写的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多达23套，其中初中7科，为思想品德、物理、化学、地理、音乐、美术、艺术；小学7科(8套)，为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英语2套(开心学英语、新交际英语)、科学、音乐、美术、艺术。花城出版社在去年就在11家出版社通过了义务教育音乐科目的立项，并与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湖南文艺出版社最后通过了审查，可以在全国发行。科技出版社也已经通过了科学科目，今年9月可以正式发行。

　　“立项是最难的。如果不能立上项，一切都无从谈起。”科技出版社副社长傅东伟拿出一大本立项要报备的材料。立项需要出版社先呈交几个样章，由教育部基础教育教材审定办公室对全国的出版社的样章进行审定。根据教育部这次教改的精神，参与教材竞标首先要通过资格认证，申报资格认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各项费用在10万元左右。获得资格之后，就要开始编写教材，要组建作者队伍。“没有一流的作者，就没有一流教材，而一流的作者，酬金是非常高的。一般地，主编、副主编的酬金每月高达数千元。另外还有其他的投入，主要包括劳务费、调研费、资料费、会务费、设备费等等，其中，大量的支出是劳务费和会务费，随便开一个会就是10万8万。”

　　接下来就是送审。要制作样书，每本的费用为1000元；“这是一个更艰难的过程，工作量和投入都要大很多。通用技术立项只需要2份样章。送审就是要6本书。”傅东伟说。

　　从立项开始出版社就开始了专家资源的争夺“找对专家是很重要的，有时这可以对成本产生很大的影响。”陈兵说。他所在的教育出版社有着13个教材立项。

　　“如果到通过审定这一步，一本教材出版社的投入已经要100、200万了。”陈兵说。王永媛说。“我们的音乐教材通过了1~4年级，投入已经达到了200多万。”

　　假如能够通过的话，剩下的就是推广和发行的问题。

　　傅东伟拿出一张《科学》推广计划书，上面列出了广东省各县市的名字，“接下来我们就是一个一个县区地跑。”去年的非典期间，正好是教材推广期间，傅东伟说当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一帮人仍然在外面跑，“当时酒店里几乎就只有我们。”

　　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要求，从2002年秋季开始，在实验区内，各个学校有权自主选定教材。所以现在的推广是要“具体而微”地做到下面去，“一般是县区的教研部门有权力。”

　　“对着地图插红旗”。“像我们这次做推广，总共有124个县区，而其中有76个已经是实验区了，那我就只能从另外48个那里打开缺口。”

　　所以行内的人都知道有部分的推广费用是要用到教育部门去的。“有些人明明在前一天说得好好的，可是后来就变卦了。所以有时形势也逼人啊。”有一位从事教材推广的人员对记者说。

　　有业内人士承认，存在的东西，多少都有它的合理性。关系也是市场因素，“我在这个区域里关系做得好，我因此而获得这个市场，这就是一种合理性。在这种合理性之下，教材质量往往不是进入市场的第一要素，更重要的是看你会不会运作。”

　　当一切准备就绪，该是培训老师的出场了。对于出版社来说，这又是一大笔的支出。“省一级的培训基本上是出版社的事情，区县级我们也要提供帮助。去年我们搞5000个教研员的培训，培训期有1个多月，花了100万的培训费用。培训也是竞争条件之一，你不培训教育部门就选其他出版社。”教育出版社陈兵说。这个培训费用不仅包括授课专家的费用，有时候还包括听课老师的往返吃住费用等等。

　　苦尽甘来

　　虽然以上付出颇为“苦涩”，然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出版社撒完成本后，收获的是什么呢？

　　以花城出版社为例，2003年秋季投入市场的《音乐》目前在广东的发行量约有36万册，占广东省音乐教材市场的30%。可是关天说，“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利润，3年之后也很难说。原来教材的利润是高，但是现在国家减负、限价、教材的利润下滑得太多了。”

　　目前，教科书定价主要是以印张定价，教材零售价格＝〔印张单价×印张数量+封面价格+插页价格×插页数量〕×(1+增值税率)。对广东省而言，每本教材的印张(书本排版印刷的成本计算方式)成本是0.4元，教材的印张一般不会超过10个，那么，一本教材的成本就计算出来了：印张(以10计算)×每本的印张成本(0.4元)＝一本书的成本价(4元)。2001年秋季广东省的教材利润限价是成本的9%，国家发布《关于印发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教材出版发行实行保本微利原则。印张中准价的利润为印张成本费用的5%。

　　2002年广东省的利润限价是成本的5%。在这5%的利润中包括新教材的立项费、编写费、审查费、推广宣传费等等。而在过去，出版发行单位往往将这些新教材推广宣传费、培训费、劳务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列入教材成本。但现在，国家已经明令禁止将其他附加费用列入教材成本，才使得教材价格有所回落。

　　另外在发行费用方面，出版社对省级新华书店黑白版、双色版教材的发行折扣率为教材码洋的30%，而彩色版教材的发行折扣率降为教材码洋的28%。

　　“广东省的课本利润是全国排名倒数第二，”王永媛为广东省定价过低而苦恼，“广东的课本定价比一些内地省份还要低。以音乐为例，我们在广东的售价是4.1元，但在西安可以卖到4.4元，高出10%，3毛钱完全就是纯利。”

　　几乎每一家做教材的出版社都在说，教材是难啃的骨头。从市场来看，实验区的人数在大量增加，新课标教材出版社的增加幅度却更加惊人。每一个科目的使用版本和版本使用量都存在着巨大的变数，每一家出版社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面对不断增加的新教材介入者，每一轮的实验都将意味着一次不同程度的洗牌。“据说现在有规定一套教材只有5~8年的时效，如果课标要重新修改，那出版社又要重新投入了。”关天在谈话中一直对于教材的回收表示疑虑。

　　而租型则是另外一个战场。租型，是中国教材出版体制中特有的模式。教材的出版单位把胶片出好后，交给租型单位，由他们印刷和发行，他们则向教材出版单位支付租型费。由于租型可以拉动本地区的印刷、发行等，同时保证“课前到书”等，所以很多出版社在省外的发行都采取租型的形式。

　　“租型与直供的利润是不同的。在广东省外，租型费率主要是在码洋的3%～4%之间。”陈兵说。“对于出版社来说，3%已经是成本价格了，一般图书的租型费率基本上在7%以上。”

　　既然如此，何苦要来做教材呢？实际情况真象出版社说的哪样？

　　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年根据新课标和教材出版新规定而出版的新教材的定价，同为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定价是5.5元，4.75印张；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定价是6.6元，5.125印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定价是8元，7印张。显然，教材的最终定价都大大超出了成本价格。

　　即便广东的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教材，都能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和省有关部门的规定，单本教材利润有限，出版教材短时间内没什么利润甚至还亏本，但是就长远利益来看，仍是一块“肥肉”。随着新教材使用者的增加，教材的发行量会相当可观，如果能把教材出版稳定下来，对于出版社来说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

　　“教材的回收期间一般是在2~5年，投入例如推广和培训主要是在前面。推上去了利润就是递增的。一本教材如果推广成功，从起始年级开始用的话，小学6个年级就是12本了。”陈兵说。

　　以广东省为例，目前每年的教材发行码洋约为12亿元，发行量则过亿，即使以5%的利润率计算，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然而还不止于此。“另外教材的衍生品教辅也是一块利润。”核心教材受限利润有限，但是限制较少的教辅则有另外一个市场。

　　按照规定，每一本教材，可以配备一本教辅，是可以跟着教材直接进课堂的。作为教材的编写单位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虽然由于减负，现在的教辅基本上很少能进入教育厅的书目。例如近两年来，科技出版社的教材辅助材料的码洋就下降了将近2/3。

　　然而，对于出版社来说，走出校门走向市场的教辅更有利润。不进学校的教辅不受国家限价的约束，定价与一般图书无异。而由于教材出版社出版教辅的权威性，即使在社会上销售，销售量也很可观。有一间新华书店的经理告诉记者，每年销售的教辅是进学校教辅的几倍，利润自然也是几倍。

　　正是基于以上目标的支持，“现在虽然亏本，但坚持下去，也许5年之后能够扭亏，就算是做长线投资吧。”此话说得保守，但即便从保守的角度去看，对出版社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有丰厚回报的投资。

　　“码洋”：

　　“码洋”和“实洋”是图书销售中的两个专有名词，换成通俗的话说，就是以“定价”和“卖价”计算的图书价值。“码洋”是按定价统计的销售额，“实洋”则是按实际卖价统计的销售额。

　　折扣：

　　在与出版社有关折扣主要在出版社和发行渠道，例如新华书店之间发生。现有的规定是：出版社对省级新华书店黑白版、双色版教材的发行折扣率为教材码洋的30%，而彩色版教材的发行折扣率为教材码洋的28%。

　　教辅：

　　中小学教辅材料是指供中小学生使用的各种学习辅导、考试辅导等方面的图书。

　　2001年，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出台了《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其中规定禁止将一切形式的教辅材料编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学校订购、中小学校不得组织学生购买、发行部门不得向学校征订或随教材搭售一切形式的教辅材料。

　　同时规定教辅材料的出版实行总量控制。教辅材料出版单位每年须向新闻出版总署提出选题计划，经批准后方可出版。

　　教辅材料的出版坚持专业分工的原则，除出书范围含教辅材料的出版单位外，其他出版单位一律不得出版教辅材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编印、出版、发行供学生有偿使用的教辅材料。

　　教材出版制度变革：

　　我国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和出版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的需要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形成了统一编写、统一供应的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是，国家统一供应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全国通用教材由国家指定的专业出版社编写出版；教材供应依靠单一的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对教育事业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有了很大的改变，中小学教材一统江山的局面也开始被打破。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一纲多本的实行，其二，是改国家指定教材为国家审定教材。这一变化最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初步把竞争机制引进了教材的编写和出版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有60余家出版机构编写出版的各种教材通过了教育部的审定，列入了教育部印发的《全国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

　　2001年6月，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做出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决定》中把“形成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及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的格局”作为了十五期间基础教育改革的一项目标。为了使这一目标能够顺利实现，国家对课程教材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一、课程管理体制的改革，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二、建立与素质教育相适应的教材编写核准制度，完善教材的审定体制。三、改革中小学教材指定出版社和单一渠道发行的体制，试行出版发行公开招标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