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滇庆：东北振兴银行应放弃国有控股

　　见习记者 尤依露 上海报道

　　1月21日晚，大年夜，与中国时差12小时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正是阳光明媚的清晨，华人圈中春节的氛围依然浓烈。作为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的经济系教授，徐滇庆参加了当地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和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召开的春节联欢会。“除了看节目、聚餐之外，我最关心的事情便是东北正在筹建的振兴银行。”徐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与电邮采 访时表示。

　　据报道，东北振兴银行“初步确定资本金规模为50亿元，由中央财政、东北三省地方财政以及民间资本联合出资，其中，中央财政和东北地方财政控股，而东北三省的地方财政出资比例相同”。对此，徐滇庆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国有银行弊在政企不分

　　《21世纪》：你怎么看东北振兴银行的筹建？

　　徐滇庆：东北振兴银行的筹建，也是一种尝试吧，应当不拘一格地通过多种试点来取得金融体制改革的经验。可是，对东北振兴银行不妨好好推敲一下。如果发现不妥之处也许还来得及调整，起码可以为打算随之而来的渤海银行、淮海银行等提供些借鉴。

　　最近的消息指东北振兴银行将由政府控股，目前国有控股银行的数量并不少。除了四大银行之外，还有一大批股份制银行，都由政府控股。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讲，似乎没有必要再增添几家性质相同的银行。

　　《21世纪》：也许东北振兴银行可以规避过去国有控股银行的弊病呢？

　　徐滇庆：但为什么要让它从一出生就先天不足呢？众所周知，民营化、市场化是国际金融领域的潮流。在许多国家，通过引进民间资本将国有银行转化为民营银行。目前，四大银行正在积极准备上市，目的就是要改变产权结构，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近年来我国的金融改革方向是符合国际金融市场潮流的。如果要创建新的银行，理应建立民营银行，而不是回过头去再搞几家国有控股的银行。

　　《21世纪》：你还是没有指出国有控股银行的弊端何在。

　　徐滇庆：理论和实践反复证明，只要是国有控股就很难做到政企分开。经济改革2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政企分开是一切改革的要害。

　　刘吉在1995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标题就是《政企分开，政企分开，政企分开》。他一连串用了三个政企分开来强调其重要性。刘吉指出：“政企不分是当前中国一切重大弊病和问题的焦点。这些弊病和问题过去一直是，现在越来越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羁绊。必须抓住当前有利的时机，锐意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搞活国有企业，这些弊病和问题才会迎刃而解”。无数事实证明，只有政企分开才能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1世纪》：国家开发银行是国有独资，它的业绩就很不错，为什么不能再复制几个像国家开发银行这样的国有银行？

　　徐滇庆：如果能够找到优秀的银行家，又有很强的官方背景，能够摆脱政府的干预，国有银行也能办好。我们可以找出许多优秀的国有企业来作例子，比如上海的三枪、宝钢、河北的邯钢等。但是，这些个例代表不了整体。总的来说，国有企业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只有三分之一不亏。国有商业银行恐怕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东北振兴银行的振兴之道

　　《21世纪》：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开放民营银行，却开放了东北振兴银行？

　　徐滇庆：“政企分开”已经纳入了十六大文件，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有可能南辕北辙。

　　在过去三年当中，学者们提出了不少创建民营银行的方案，可是金融当局表现得非常谨慎。可是要组建国有控股银行，说干就干。东北振兴银行，以及拟议中的渤海银行、淮海银行等很快就得到了金融当局的认可，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新的金融机构都有很强的行政背景。由于这些银行的经营理念和旧体制基本一致，很容易就得到了金融当局的出生证。

　　但是，这些银行一旦靠行政力量问世，就很难摆脱行政的影响。新的国有控股地方性银行有没有能力拒绝为地方政府圈钱？有没有制度创新的能力？有没有足够强的市场竞争能力？这些都是他们所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验。

　　《21世纪》：有没有可能在成立了东北振兴银行之后再逐步实现政企分开？

　　徐滇庆：对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来说，实现政企分开并不容易。正如刘吉所指出的那样，“每个单元要素改革的推进必然要受到旧的政企不分体制的系统制约，可谓步步维艰。或者不知不觉被拉回老路，甚至行不通还得改回来。即使一两个单元要素改成了，而整个大系统未变。在初期，一时难以看出显效；在中期，两种体制‘双轨’对抗，效益可能反而下降。最后，改革就可能消没在‘渐进’过程中，或者中途夭折”。

　　如果不能实现政企分开，不要说是国有控股银行，就是股份制银行也很容易倒退，向国有独资银行模式靠拢。许多股份制银行在成立不久先后出现的“工农中建化”。他们的经营模式日渐趋同于国有商业银行。甚至连金融业内人士都搞不清楚某些股份制银行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理念上的区别。

　　《21世纪》：我国目前有11家股份制银行，在“政企分开”方面走得有多远？

　　徐滇庆：在股份制银行中，民生银行表现较好。可是，民生银行董事长经叔平老先生说：“不知道怎么搞的，病毒就传进了民生银行。眼看着坏账就上来了。”民生银行花了很大气力，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才逐渐建立起来一套政企分开的制度。

　　1992年10月成立华夏银行的时候，10亿元注册资本，国有控股，目标是为首钢筹资。好在后来彻底改变了方向，改组为一家普通的股份制银行。

　　倘若新组建几家国有控股银行，必然以官方的行政指令为主，改革的程序是自上而下，改革的行为主体仍然是政府官员，改革所依靠的力量被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里面。显然，这样的改革很难做到政企分开。新建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将同时受到来自于中央和地方双重行政干预，在某种程度上，离开市场更远。很可能穿新鞋，走老路，依然跳不出计划经济的桎梏。即使这些银行按照当前思路建立起来，将来还要改回来，从国有控股改为民营银行。在改革过程中，肯定要付出相当高的成本。何苦这样折腾？

　　《21世纪》：看起来，创办一些国有控股银行很容易得到上级批准，是否可以这样说，创办国有控股银行要比创办民营银行容易得多？

　　徐滇庆：真正的民营银行起步艰难，但是却能够回避各级政府的干预，建立较好的现代企业制度。筹建国有控股银行先易后难，而真正的民营银行试点则先难后易。显然，创办民营银行比较容易实现政企分开。如果拿10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来看，民营银行很可能后来居上，超过这些具有官方背景的银行。

　　《21世纪》：你对新组建的东北振兴银行、还有将要组建的渤海银行、淮海银行等有什么建议？

　　徐滇庆：拿到一张区域性银行的牌照，对于振兴东北来说是件好事。但愿拟议中的新银行不要走太远，迅速改变方向，在没有制造许多不良贷款之前，放弃国有控股，按照民营银行的方向实现改革。要把注意力放在制度创新上。要真正建立一个产权清晰，内控机制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试过了这些跨地区的股份制银行之后，就该把金融改革的注意力集中到真正的民营银行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