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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佳航
2003年6月10日，九家国内大型生物工程与医药企业和拟建成中国最大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北京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基地”签署了入区投资协议，合同投资额度10亿元人民币。但时至今日，这些作为重点督办的项目，无一项目开工。在项目开工前必备的15个重要审批手续办理过程中，最快的赛而生物也只办了6项，有的连1项审批都没办好。这是国家发改委
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报告透露的。
“北京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基地”(以下简称基地)设在北京市大兴工业开发区，2002年10月北京市政府将该基地定位为北市现代制造业的产业高地，北京南城发展的经济发动机，大兴发展的重点经济功能区和示范区，力争形成具有强大产业创新和综合配套能力、具有较强辐射和带动作用的、中国最大、世界著名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一年过去，为何建设如此缓慢？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李保民博士牵头的专项研究报告认为，基地存在管理、服务效能低等问题，目前主要表现在建设征地久征不下，规划久批不定，立项周期漫长等方面，不能满足国内外企业的需要，不仅影响这些企业的入住，而且对以后招商引资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报告认为，管理、服务权限不够，“封闭式管理”难以实现，是导致基地效能低下的主要原因。目前国内40%的开发区管委会拥有同级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少数开发区管委会还拥有同级政府的社会管理权限。开发区管委会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和开发区行政管理机构，一般都拥有征地规划、项目审批和劳动人事等同级政府的管理权限，随着开发区的发展，这种授权还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扩大。开发区一个部门兼多种职能，可以在体制和机构设置上避免“条块分割”，保证开发区管理体制的精简和高效。但是，北京生物医药基地沿用了原北京大兴工业开发区管理体制，没有征地、规划、项目审批权力，也没有土地、规划、项目审批等区政府职能部门的办事机构，管理、服务权限非常有限，不能为企业及时有效地提供所需的服务。
基地的另一个致命伤是一直没能形成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难以协调各利益主体关系。报告认为，首先，开发区管委会、开发经营总公司的利益缺位。管委会、总公司一方面要负责按规划高标准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为了招商引资、培育税源的需要，将土地以低于开发成本的价格出让给入区企业，同时还要承担绿化、道路维护等非盈利性的公共物业部分的费用，这必然带来大量的“政策性”亏损。现行体制下开发区没有财政返还和财政补贴，管委会、总公司贷款开发建设，却没有盈利项目来源，负债经营。
其次，对基地所属镇政府缺乏利益平衡。随着基地的建立，基地所属镇政府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企业都被划走，失去了原有的工业税收和农业税费，利益与损失大小不等。利益的不平衡导致目前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在征地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各镇政府讨价还价，基地所需土地久征不下。
其三，对基地所占土地原有农民缺乏利益平衡。一方面，管委会要为征地付出巨额的征地费用和农民安置费用，加大开发成本，提高地价，影响基地的快速建设和招商引资；另一方面，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虽然得到了补偿，但由于就业能力弱，出于对长久生计问题的考虑，农民不愿意出让自己的土地，不仅给征地和农民安置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还容易引发社会问题。
报告建议，在基地初建阶段，征地、拆迁、农民补偿和安置以及入区企业的立项审批等工作十分繁重，采取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政府主导型开发形式，并建立利税分享机制，建立征地和农民安置的利益长效机制。目前基地的建设主要靠土地开发出让金和银行贷款进行，仍属于开发区传统的“空转起步、滚动发展的方式”，开发建设的资金压力很大。针对这一现状，开发区应建立多层次的投融资机制，如土地入股，如TOT、BOT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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