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保险专家孙祁祥谈银行证券保险关系

　　银行证券保险：关系千万重，和谐共发展

　　——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祁祥教授

　　本刊记者孙芙蓉

　　记者：孙教授，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当前，保险市场飞速发展，货币市场、证券市场与保险市场三个市场的结合，银行、证券、保险三项业务的融合已为各方所关注，我们想请您就这个话题深入谈谈自己的观点。

　　孙祁祥：银行、证券、保险三者的关系的确千丝万缕。这次中国财险与中国人寿海外上市，一石激起千层浪。国际上一些大的投资者踊跃投资,盛况空前，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好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看好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市场的潜力。他们出于一种战略的考虑，抢占市场先机。三家国有保险公司积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带动整个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可以预见，在中国保险业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进程中，广大投保人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货币市场、证券市场与保险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命题。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是联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重要纽带。尽管保险的资金融通和投资功能并非因证券市场的产生而产生，但它们对证券市场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因为保险积累的巨额资金主要是通过证券市场实现其资金融通和投资功能的。如美国的证券市场较为发达和成熟，系统性风险较低，同时，债券和股票以及票据等市场相对均衡，市场容量巨大，各种金融工具不断创新，可供追求安全稳健的保险资金进行组合投资。2001年，美国寿险公司向资本市场提供了32690亿美元的资金，成为资本市场上仅次于商业银行(68760亿美元)、私人养老金(41620亿美元)和共同基金(41360亿美元)的第四大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的利润主要包括两大块，一块是承保利润，一块是投资利润。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承保利润往往很低，甚至为负，投资利润则占很大比重。例如，1975~1992年，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瑞士六国的承保盈亏率(盈亏/保费)分别为-8.2%、0.33%、0.51%、-11.62%、-8.72%和-8.48%，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保费)分别达到14.44%、8.48%、8.72%、13.01%、13.29%和11.55%。这一组数据充分说明了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对保险公司经营的重要意义。

　　保险资金在证券市场上实现投资增值，由此保证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偿付能力，更好地实现其保障功能。相反，如果证券市场不发达，保险资金缺少投资渠道，只能存放于商业银行，难以满足其在期限和风险方面的特殊要求，从而直接影响了保险资金融通功能和投资功能的发挥。反过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各种投资工具的丰富，使得一些新险种的推出，这又大大强化了保险的投融资功能。

　　记者：国际上为什么会发生大规模的金融服务一体化以及银保融通，而这又为广大客户所接受，其内在动因是什么？

　　孙祁祥：金融服务一体化的进程通常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创造出具有对方特点的产品，如变额寿险和抵押贷款证券，这实际上就是金融服务的融合阶段。第二阶段，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通过子公司或持股公司的形式建立某种联合。第三阶段，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保险、证券业务，相互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再把自己定位为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而是定位于金融服务公司。到了这一阶段，金融服务一体化就算实现了。

　　我们以银行和保险的融通为例,银保融通的发展是有其特定背景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

　　从需求方面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欢节省时间、选择多样的“超市购物”，“一站式购买”(one-stop shopping)的观念逐渐流行。具体到金融业，人们越来越希望只到一家金融百货或金融超市，便可满足其储蓄、保险、投资等多方面的金融服务需求，而不必分别到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去购买。这种购买行为的变化，对传统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销售系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也为金融服务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需求基础。

　　供给方面的因素也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从银行角度看，首先，为了满足客户对“金融百货”的需求，银行希望通过银保融通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的金融服务，以留住客户。其次，银保融通可以提高银行现有物质资源及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银行介入保险业务，不需增加很多新的场所、设施及人员就可以完成，单位资源的产出率可以得到提高。第三，竞争的压力迫使银行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再从保险公司的角度看，首先，保险公司如果能有效地利用银行已经建立起来的销售网络，可以大大降低保险销售费用，提高销售效率。其次，保险公司可以利用银行客户的基础资料，发掘有利于险种设计及保单销售的市场信息，提高保险经营的成功率。银行由于拥有广泛的客户网络及相关资料而享有巨大的优势，保险公司通过银保融通可以分享这种优势。第三，保险公司通过银保融通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

　　在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金融监管逐渐放松，银行、保险、证券之间的传统界限日趋模糊，这为银保融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能。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银保融通的实现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持续的技术进步增加了信息的可获得性并提高了交易速度。

　　记者：我们应当从国外的银行保险实践中借鉴些什么？

　　孙祁祥：从世界金融服务市场的发展看，银保融通和金融服务一体化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强。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文件要求银行、保险、证券三块严格分业经营，但在实践中，银保融通、金融服务一体化已经初现端倪。寿险公司与银行合作，通过银行网络销售保单已是普遍之举，有的金融集团麾下更是银行、保险、证券门类齐全，如光大集团，不仅有光大银行、光大证券，还有与加拿大永明人寿合资组建的寿险公司。这些有可能成为中国今后银保融通和金融服务一体化的雏形。可以预见，中国今后在银保融通及金融服务一体化方面也会有较大发展。但是，与银保融通及金融服务一体化伴随而来的一系列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

　　记者：请您根据对西方银行保险的研究，谈谈银保合作可能产生的风险与问题。

　　孙祁祥：银保融通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个：一是金融风险蔓延问题；二是搭配出售与垄断问题；三是监管规避问题。

　　金融风险蔓延是指一笔业务或一家成员公司的损失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金融服务集团。例如，一家银行拥有一家财产责任保险公司，如果该保险公司损失严重，银行则很可能将大量资本转向保险进行财务救援，从而使整个集团陷入金融风险。

　　搭配出售与垄断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家提供多种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在提供一种产品时，很有可能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强制搭售别的产品，例如，一家有权销售保险的银行，在向客户提供一笔贷款时有可能会附加必须购买某种保险等条件，这实际上是一种对消费者不公平的行为。而银行保险的融合使得金融集团的势力增大，也可能培养新的垄断。

　　监管规避也是银保融通可能带来的一个潜在问题。这里的监管规避指的是实现银保融通之后的金融集团有可能通过内部的业务转换，全部或部分地规避金融管制。例如，如果一个集团认为政府的保险管制要比银行管制宽松一些，就可能把一种储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转移到它的保险子公司去，这样，便可以避开严格的银行管制了。银保融通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记者：由于社会与自然的风险频率加快，赔额巨大，当承保的保险标的发生巨灾损失时，保险公司还能不能保险就是一个问题。除了传统的再保险外，证券市场还可以为保险公司提供什么新的选择吗？

　　孙祁祥：1983年以后发生的保险损失超过10亿美元的34起特大灾害事件中，地震灾害只有2起，其它32起灾害都是与天气有关的。还有人为灾害的事故，例如9.11事件导致数家保险和再保险公司停止接受新的业务。SARS类风险具有极强的跨国传播的可能性，其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对于这些日益严重的巨灾损失，单靠传统的保险、再保险体系是无法承受的，这就推动保险公司在传统体系之外去寻求新的风险转移方式。有一条新的思路是对承保的风险进行证券化，将其转移到资本市场上，即“保险风险证券化”的思路。

　　保险市场方面存在一定的推力，证券市场方面存在一定的吸力。双方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满足保险市场寻求新的风险融资的需要，另一方面满足证券市场产品创新的需要，保险风险证券化产品，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当然，这种产品设计比较复杂，就不在此赘述了。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运用保险证券化产品无疑具有很大的优势。但其发展要求有相应的外部环境，对保险公司与投资者来说存在大量新的风险，要求很高的风险管理水平与很强的识别能力。发展保险风险证券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对保险市场有一定的要求，而且对证券市场也有很高的要求。尽管在保险风险证券化的发展道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国外的发展实践表明，通过资本市场转移保险风险还是一种公认的有效的风险转移方式。因此，理论界需要超前研究。记者：保险公司在参与资本市场的运作时，会存在一些风险，请您谈谈可能会存在哪些风险以及如何进行管理。孙祁祥：保险公司是从事风险经营的企业，从精算的视角我们可以将经营风险分为四大类：一是资产风险，二是定价风险，三是利率风险，四是其他风险。其他风险包括社会、法律、政治、技术等风险，例如产品过时、税法及监管法规发生变化、保单所有人对保险公司失去信心等等。

　　对于不同类型的经营风险，保险公司采取的管理手段应该是不同的。对于资产风险，应该主要考虑如何进行有效的信用分析和投资分析，如何进行投资组合，提高资产管理水平。对于定价风险，主要考虑在产品设计时应如何科学定价，在经营中如何加强核保管理、节约费用开支，提高价格厘定水平。对于利率风险，保险公司应采用一定的策略对资产负债的匹配问题进行管理。

　　关于资产负债的匹配，目前一种主流的思路是进行“免疫”(immunization)管理，即通过资产、负债的期限、品种的某种搭配，将利率对资产、负债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免疫”是保护保险公司避免利率风险的一种策略，它的思路是保险公司根据市场情况，通过调整资产或负债的有效期限来控制资产负债有效期限的匹配度，从而控制利率风险。如果资产的有效期限太长，而且保险公司预期未来利率会上升，那么就应该及时作出调整，缩短资产的有效期限，例如购买短期资产或者利率浮动的资产，否则，利率上升就会对保险公司的资本净值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资产的有效期限太短，而且保险公司预期未来利率会下降，那么也应该及时作出调整，例如通过购买长期资产、进行长期投资来延长资产的有效期限，否则，利率下降也会对保险公司的资本净值产生不利的影响。

　　要想有效地管理保险公司的资产风险、定价风险及利率风险，就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投资环境，让保险公司有多种投资品种可供选择，并且还要有比较合理的投资政策，使保险公司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及时有效地调整其资产负债结构，进行经营风险的管理。

　　记者：我在几年前就读过您的一些讨论保险投资问题的论文和文章，您能否根据新的的情况再谈谈您的观点，特别是保险投资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孙祁祥：我在几年前就呼吁:应高度重视保险投资问题。应当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同时强化保险公司适应市场的能力，实现保险投资多元化。我认为,第一，政府应当调整对资本市场的政策。从总体上看，要重点发展包括寿险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第二，逐步扩大保险公司进入资本市场的业务范围。对产险公司和寿险公司应区别对待，在这一方面，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对风险的精确估算，做出对寿险基金各项投资业务比例的具体规定。第三，逐步放宽投资政策，允许国内保险公司选择海外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这不仅有利于加强内资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而且可以进一步扩大其投资组合，降低风险程度。第四，逐步向外国保险公司开放资本市场。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加强交流与竞争，使内资公司直接从外国保险公司那里学习到一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而且有利于吸引外资。

　　由于投资渠道的限制，我国的保险公司普遍地存在严重的资产风险、定价风险和利率风险。这些风险在寿险业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知道，寿险公司大部分的负债都是长期负债，相应地，从投资管理的角度看，资产的结构也必须和负债匹配起来，才能有效地降低利率变动对寿险公司经营的不利影响。而我国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的情况是，负债仍是以长期负债为主，资产却以短期资产，特别是现金和银行存款为主，而且负债资产比例很高。可以想象，在我国保险公司目前资产负债结构很不匹配的情况下，过分限制保险公司的投资范围，负债风险是很大的。然而，如果我们放宽投资范围，允许保险公司像西方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那样进行广泛投资，保险公司又会面临大的资产风险，因为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仍是一个很不成熟、很不规范的市场，投资风险很大。

　　尽管我国保险投资政策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保险投资的选择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投资选择范围确定的依据是什么，它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什么关系，与一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阶段有什么关系，与保险公司的体制改革又有什么关系；保险资金的入市方式有哪些，间接入市与直接入市对保险公司有何不同影响，直接入市需要具备什么条件；针对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负债的特点，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资产组合，不同的投资组合对保险公司的风险和收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不断发展的保险投资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管，使得保险公司既拥有尽可能大的投资选择权，又保证一定的偿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