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电”和“市场煤”--电荒背后的利益困局

　　连续四年以来，一到冬季，电力用煤就紧张，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然而供需矛盾并未引导价格的真正波动“计划电”和“市场煤”之间的体制矛盾，因顾全大局而变得错综复杂

　　近日，在长沙，蜡烛脱销了。

　　这并不意味着长沙市民们在为圣诞节作准备——事实是：11月以来，湖南全省频繁的 拉闸限电，使蜡烛重新成为一种必备的照明工具。

　　冬季闹电荒

　　湖南，并不是今年冬季电荒的惟一受害者。12月1日，“人间天堂”杭州市拉闸限电量25万千瓦，38条线路断电，殃及几十万城区居民。

　　据悉，浙江已经在不同地区实行“开二停一”(开二天电停一天，以下类同)、“开五停二”或“开三停四”的用电计划。

　　据国家电网公司总工程师赵遵廉介绍，进入冬季以来，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地区的省市频亮缺电红灯。

　　国家电网公司分析了今冬缺电的若干原因认为，一是全国大部分地区进入了冬季枯水期，水电厂无法满负荷供电；二是靠煤炭发电的火电厂燃料贮备不足，全国火电厂冬季贮煤离预定指标还有300万吨缺口。

　　11月，华北的京津唐地区10个电厂、华东地区12个电厂、山东6个电厂煤库存量先后降到了安全警戒线以下。

　　这直接导致一些用电大省的供电受到影响。

　　发电企业缺煤的困境，甚至在中国的第一产煤大省——山西上演。

　　该省的侯马电厂、永济电厂和河津电厂的燃煤库存最近只能维持五六天的用量，已经低于警戒线——7天的用量。娘子关电厂和河津电厂甚至已停机储煤。

　　作为山西省一家大型发电企业，太原第一热电厂现在的储煤量只有七八万吨，这大概是它们一周的用量，而正常情况下该厂的储煤量应在20万吨以上。紧迫的局面使得该厂负责煤炭采购的人员无一例外全体出动，四处找煤。

　　“厂长下了死命令，找不着煤，饭碗不保。”该厂办公室的员工伍威对本刊说。

　　真假煤荒

　　“过去买煤都是先用后给钱，现在就算给现金，煤矿也不一定给你煤。”伍威说。在他看来，电厂争相买煤的局面让煤炭企业的腰杆显得特别硬。山西本省的发电企业尚且如此，一些外省的企业更因缺煤而叫苦不迭。

　　近日，国内7家大型电力企业，包括国家电网公司、华能集团公司、大唐集团公司、华电集团公司、国电集团公司、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能电力工业燃料公司，正式向国家高层告急：缺煤。

　　但是，作为山西省煤炭销售办公室主任，侯文锦却并不同意缺煤的说法。

　　“无论从产量上还是调出量看，我们都是大幅度增加的。”侯说。据了解，今年山西省的上报产量4亿吨，比去年增加4000万吨，实际数字可能达到4.8亿吨。调出量去年是2.8亿，今年的调出量1月到10月份已经同比增加了1400万吨。预计到年底要比去年增加2000万吨。

　　中国最大的煤炭出口港秦皇岛港存的煤数量，一直是中国煤炭市场的晴雨表，它的煤炭存量超过300万吨，就说明煤炭供应宽松；而实际上，它今年的存量从未低于350万吨。

　　根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调度中心的《煤炭经济运行简报》，截至10月底，我国今年累计产煤12.86亿吨，同比增长了21.41%，煤炭“社会库存处于合理水平”。该中心的有关负责人认为，煤炭生产基本能够满足需要。

　　这就奇怪了，煤的产量并不少，怎么会因缺煤而造成大面积电荒呢？

　　“计划”电与“市场”煤的困局

　　缺与不缺的矛盾，原来在于价格上的互不妥协。

　　“连续四年，一到这个季节煤就紧张，都成一个规律了。”侯文锦说。在这个紧张“规律”的背后，是一个煤、电企业之间难以化解的困局，其关键就是电煤的价格。

　　发电企业有70%左右的成本来自燃料煤，同时，对于煤炭企业来说，发电企业是他们最大、也是最稳定的客户。

　　由于煤炭企业普遍存在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的问题，国家于1993年放开了煤价，让煤价走向市场。但是煤炭作为基础性资源，在2001年以前，国家在电煤价格上留了一个“尾巴”，即电煤价格由国家计委确定指导价，之后由企业协商，政府出面协调。

　　但是从2002年开始，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开始真正进入市场化。

　　与此同时，五大发电集团在电价的电价却仍由国家控制，刚刚重组的五大发电集团由此不断感受到市场之痛。

　　为此，五家电力公司的领导还联名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由于2003年是电力改革的头一年，对煤价上涨消化能力弱，希望国家维持电煤价格不变。这显然是煤炭企业无法答应的，双方的价格之争也由此而起。

　　煤炭订货会一般在每年年底，由发改委组织煤炭供需双方参加。按照侯文锦的经验，双方在煤价上的分歧会在每年一次的这个订货会上达到高潮。

　　由于煤炭企业比较分散，以往与拧成一股绳的垄断性的电力企业讨价还价中，它们总是处于劣势，而煤炭企业在利益分配上与电力企业相比也相差甚远。

　　“山西省煤炭企业员工去年的平均工资是12000元，而电力行业则达到30000元以上。这透露出一个什么信息？价格应该按市场规律，不能国家办电，而让煤炭行业去承担这个成本。”太原东山煤矿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科长梁学斌说。

　　因此，在去年12月的长沙订货会上，煤炭企业就抛出了他们的提价方案：要求电煤价格每吨普遍上调5元，贫瘦煤等紧缺煤种每吨涨10元至20元。当时，电力企业方面以要价太高为由没有接受，最终，原定2.4亿吨电煤的合同只签了9000多万吨。

　　之后，国家发改委召集电网公司、五大发电公司、山西省部分煤炭企业开会。提出贫瘦煤和无烟煤涨价8元、大同优混煤涨价2元的建议。在发改委承诺通过调整电价的方式将煤价上涨因素转移的情况下，双方接受了这个建议。

　　然而，双方的争执并没有因发改委的出面而停止。形势无疑还向着有利于煤炭企业的方向发展。

　　11月13日以来，山西连续发生5次恶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省政府随即关停了所有小煤窑，使煤的需求更加紧张。

　　顾大局与体制障碍难题

　　到目前为止，很难说谁在这场博弈中占了上风。

　　“电厂要是停止发电，国家决不会坐视不管，肯定会出面解决争端。”侯文锦认为，这场争端很可能又会以国家调解的方式暂时平息。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已经要求，煤炭供需双方要加强协作，各产煤省区和煤炭企业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确保按今年合同兑现供煤。

　　前不久召开的“做好当前煤炭供应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强调，“对不顾大局，造成严重影响的行为，要严肃处理并追究责任”。

　　山西省经济委员会也于12月5日召集煤炭和电力企业开会，会中强调，要有全局观念，把供煤看作是一项“政治任务”。

　　这似乎沿袭了历次煤、电争端的解决模式。煤电矛盾由于国家的干预暂时得到缓解，但同时又为一轮新的争端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经过几年煤价放开的实践，煤电双方对市场渐渐有了认识，双方都有让煤价向市场和价值回归的愿望。

　　从这两年的具体运行来看，有关部门的协调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有限。侯文锦透露，国家发改委今年9月曾到山西调研，听取煤、电双方的意见，但至今没有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他担心，如果不能拿出一个好的办法，即将召开的2004煤炭订货会又可能演变为一场更加激烈的争吵。

　　太原市煤炭运销公司铁路公司副经理石清吉认为，煤炭销售最后发展趋势应该是供需双方直接见面，越简单越好，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规律共同商定。

　　中国的能源产业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之中，两种经济模式的并存和角力，使中国的能源链难以避免地出现了种种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副部长冯飞博士认为，具体到煤电之争，根本出路是消除制度障碍，转变政府职能和改革投融资管理体制。

　　“如果这些体制性障碍不消除，煤电之争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冯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