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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应否充分竞争？银行破产的社会成本可否控制？事实上，台湾10年前开放民营银行遇到的问题和争论，也正摆在今天的大陆面前
本报记者 张小彩
“在开放民营银行问题上，全世界大概也找不到比台湾更相似的例子——问题太相像
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徐滇庆教授说。
一直呼吁民营银行的徐滇庆，近日把10多位台湾金融专家邀到北京，座谈台湾开放民营银行的经验。中国银监会的官员也首次出现在民营银行问题的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副所长巴曙松、亚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天则所所长茅于轼等金融专家参加了座谈。
夏斌在发表评论时也说，在开放民营银行问题上，中国大陆目前面临的经济状况、外汇问题、金融管理者的态度等，与台湾“惊人地相似”。
开放的经济背景
据台北大学财政学系教授王金利分析，在开放民营银行的过程中，台湾当局事实上处于被动地位。
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学术界、舆论界提出开放民营银行，而“政府部门经常以银行数量已够、开放时机未成熟、金融纪律与道德危机问题严重，以及金融管理法规未健全作为答辩”。直到1985年台湾召开“经济改革会议”，将开放银行设立列为“金融改革”的项目；到1990年正式公布商业银行设立标准，受理民营银行的申请。
王金利分析，管理者希望通过“独占商业银行以独占银行业的利润”作为财政收入；当稳定和效率发生冲突时，他们的态度是选择稳定、牺牲效率；在他们看来，自己直接掌控会更稳定。
王金利分析了台湾开放民营银行的经济背景：第一，20世纪50～80年代末，台湾经济高速增长，分配趋向平均化；人均GDP从1952年的196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8111美元，金融服务需求增加；第二，贸易顺差扩大，储蓄增加，“热钱”拥入，游资泛滥，而在金融管制下，公营银行渠道不畅，造成地下金融猖獗；第三，公众批评以公营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贷款难、手续繁琐、作风保守、态度不佳；同时地下金融乘虚而入，银行利率与黑市利率并存；第四，海内外“经济自由化”推动；第五，美国要求台湾开放服务业、允许设立外资银行，对民营资本产生刺激；第六，人们要求当局放宽行业投资经营范围，银行业是其中之一。
同时，民间资本渴求扩大企业经营范围，而且银行是高利行业，企业希望通过设立自己的银行，达到金融自主的目的。
银行业应否充分竞争？
事实上，台湾10年前开放民营银行遇到的问题和争论，也正摆在今天的大陆面前。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说，目前有一个理论问题还有争论，就是“银行业究竟是适度竞争好还是充分竞争好”——充分竞争，银行数量就会增多，利差缩小，破产风险加大；适度竞争，就要严格限制准入，提高门槛，让大家都有饭吃；人们知道充分竞争较有效率，但也知道这样银行破产的风险大，而银行是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银行破产会有较大的社会成本。
台湾一些金融专家也认为，台湾开放民营银行后，两年内新开16家民营银行，导致银行竞争加剧，利差缩小，属于竞争过度。
但是，台湾合作金库银行常驻监察人、国立政治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纪珠教授坚决反对所谓“适度竞争”。她在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说：“首先，很难判断有多少家银行数量是合适的；其次，即使算出来一个经济体系中有多少家银行是合适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几家究竟应该由谁来挑选？管理者怎么能保证所挑选的银行一定是最优秀的？”李教授认为：“应该由市场来挑选赢家，而不是管理者挑选。”
“如果怕银行倒闭就只放很少的几家银行，让他们享受超额利润，其实是保护已经进入市场的人。几家银行缺乏竞争，提供的服务质量也不会是最高的，这对消费者不公平。”李纪珠说。
她认为，很难从理论上计算出一个经济体需要多少银行，因为每家银行的规模差异很大。另外，比如大陆，四大国有银行规模很大，但目前还被“捆绑”着；还要计算出他们改革到什么程度，能够释放出多少金融服务量；从发展的观点看，还要计算经济成长速度、需求增长速度等等，这是很难操作的。
“银行的数量是否合适，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看民间企业的贷款情况，以及企业资金来源与其自有资金的比例。如果有很多民营企业经营状况不错，有定单，但拿不到或很难拿到贷款，就说明现在的金融体系供给不足。还有一个指标是民营企业拿到的贷款的价格是否公平，如果价格很高，也说明金融体系供给不足”。李纪珠认为，应该从需求者的角度考察银行服务的供给程度。
破产的成本可否控制？
坚持“适度竞争”的一个理由是：银行与普通企业不同，银行破产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和金融安全。
在李纪珠看来，银行破产的社会成本是可以控制的。这主要应该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和监管实现。
“实际上，新设立的银行并没有太大的破产风险。开放新银行进来，如果监管得比较好，在银行的逾期贷款率达到一定程度，监管部门就强制它补充自有资本金，不增资就必须退出市场。这样，即使发生损失，也是损失股东自己的钱而不是储户的钱。或者，当一家银行没有很好的获利能力时，就谋求和其他银行合并”。
台湾当地16家新成立的民营银行中有一家中兴银行，它曾面临破产但久拖不决，3年前净值60亿台元，现在是负800亿元。
李纪珠认为，这不是过度竞争造成的。中兴银行的老板在政界有较大影响，发现了问题，有关部门不敢及时处理，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这与法制跟不上也有很大关系。
“新开放的民营银行会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形成竞争压力，而后者是目前大陆银行体系中比较有活力的部分。让他们在竞争中长大，就可以减少国有银行一旦出现问题给经济体带来的冲击。”这是李纪珠的观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也呼吁，应该抓紧搞民营银行试点。他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要动很难，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有很强的政府背景，112家城市商业银行是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合并成立的，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因此，监管部门应该抓紧批一两家民营银行设立。这并不会影响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的合并重组。”夏斌认为，应该完善监管制度，完成对各类金融机构监管制度的整合，并在新设银行方面走出一条路来。
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平言辞更为激烈：“台湾10年前已经开放了民营银行，而且基本保持了金融稳定。我们迟迟不肯迈步，错过了时机，有关部门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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