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耕地估值7000亿美元 土地征用制度亟待修改

　　至少在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将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级差收益十分显著；如果没有机制保障土地非农化后农民对土地级差收益的分享，将后患无穷

　　本报记者张立伟

　　从掌握着全球上万亿美元的基金到经济专家，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土地制度革命”。

　　近日在杭州举行的第十届“里昂证券中国投资论坛”上，土地制度改革将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农民收入的提高，使自25个国家的200余个基金的管理者对中国公司产生兴趣。

　　里昂证券行政主席顾家利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国过去三年的财产权发生了深刻变化。今年3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全国人大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确立农民拥有自己土地30年的使用权和转让权，9亿农民拥有土地后释放出的生产力和消费将大大提高。因此，里昂证券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8%～10%，明年大约9%～11%。

　　耕地大约7000亿美元

　　这次论坛上最受瞩目的讨论，是中国土地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效应。

　　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罗伊·普罗斯特曼所长，撰写过很多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报告，并带领他的小组，多次深入中国农村进行独立调查。

　　1994年9月，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发表了长达141页的“谁来养活中国”，罗伊·普罗斯特曼教授坚决反对这种论调。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他的报告做了批示。从1987年8月至今，罗伊·普罗斯特曼一直参与中国农村土地体系的政府咨询，为各种法律政策问题及项目实施提供援助。

　　他近日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认为，中国1.35亿公顷耕地的价值达到7000亿美元，而2.1亿农户应该拥有5000亿～6000亿美元的权益。

　　罗伊·普罗斯特曼说，他在巴西、印度、印尼选择与中国人均GDP类似的地方作为参照，测算出每公顷耕地价值约为5000美元。根据不同的贴现率，30年净现值相当于所有权的70%～95%，而净现值主要体现在前端时期，因此，土地30年使用权拥有者应该得到70%～95%，所有者得到5%～25%。

　　调查显示，目前中国9亿农民的人均收入仅为城市居民的1／3，农村的医疗和教育保障还没有得到政府的充分重视，农民的实际消费很低。

　　里昂证券一位主管表示，中国新一届政府把“三农问题”作为政府的首要问题，并逐步确立农村医疗、教育的框架，这至少将减少中国农民“脱贫返贫”现象。

　　中国目前仍然有1／3的土地属于中低产田，其产量取决于农民稳定的投入。中国人均热量的摄入和消费尽管有增加，但仍然很低，与亚洲包括韩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存在巨大需求和供给的空间。

　　土地征用制度要改

　　对于中国一些地方正在蔓延的“征地腐败”以及由此对农民权益的侵害，罗伊·普罗斯特曼指出，“征地制度亟待改革”。

　　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可以采取划拨方式征用土地的用地，除了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最主要的是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而“公益事业用地”是一个很含混的词语。很多地方政府将商业目的用地也纳入其中。这也是官员可以利用而导致腐败的条款。

　　罗伊·普罗斯特曼认为，国外对“公益事业用地”有明确的定义方法。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应该尽可能对公益事业用地做出具体说明，以防侵害农民权利。他认为，公益事业用地应包括学校、公园、水坝、桥梁道路等，而除此之外的厂房、超市等都应该是商业目的用地。

　　“政府的权力应该得到限制。”罗伊·普罗斯特曼说，“政府应该从商业土地开发中走出来，他们的权力只限于公益事业的用地。开发商拿到国家土地批准文件后，应该由农民与他们谈判，而不是当地政府、村组织和开发商集体合谋。”

　　据悉，政府已经开始试验让农民与开发商去谈判，浙江义乌和安徽芜湖成为首批试点。

　　芜湖试点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村组织与开发商“集体合谋”造成对农民补偿的不合理问题，在很多地方遭到猛烈抨击。根据目前的法律，征地补偿分为三部分：青苗费、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费。其中，青苗费补偿给农民大约几百元，劳动力安置费补贴给安置的企业或部门。

　　调查显示，目前大量土地交易中，土地补偿费用真正到农民手里的只有5%～10%，村集体留下20%～30%，其他上缴乡及乡以上政府。不透明的土地交易把拥有土地经营权的农民排除在外，他们几乎没有获知交易价格和谈判的权利。

　　安徽芜湖三年前开始进行集体用地流转试点，并已被国土资源部及立法机构作为一个蓝本。芜湖集体建设用地有偿使用由土地所有者依法决定，经村民小组2／3以上成员同意，可以将属于本村民小组的土地委托给村民委员会代为经营、管理。

　　试点开始的两年，芜湖试点各镇确定的是市县、区、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四级分成制度”，分成的比例为1：2：5：2，乡镇得到了一半的利益，而作为农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直接代表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只获得20%的土地收益，此外，市、县还拿走了30%的收益。按这个分配比例，农民显然没有获得较多的实惠。

　　2002年，芜湖市政府对试点镇的土地流转收益分配制度做出新的规定：市级不参加收益分成，同时，将县、区、乡、镇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成比例调整为1：4：5。

　　这表明，市级财政从原收取10%流转增值收益到零收取，县级财政从原收取流转增值收益的20%调整为10%，农民则直接获得一半的土地增值收益。此外，乡镇所留的收益，也将主要用于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法律严重滞后

　　据悉，国土资源部李元副部长在总结芜湖经验时提出，流转的主要利益必须留给农民；流转收益，县以上政府以不超过10%收取为好，也可以免收。

　　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考察浙江温州，广东南海、顺德、东莞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后发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在已经不再办企业，出租土地现象非常普遍。以刘守英研究员为首的课题组近日提交国务院的报告认为，现行法律已严重滞后于沿海发达地区的土地利用现状，甚至违反了制定法律条款的初衷，因此，必须改革现行征地制度。

　　课题报告认为，在广东，将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级差收益十分显著，农民对此“已经觉醒”；靠国家强制的办法使农民失去土地，在很多地方已很难行得通。如果没有机制来保障土地非农化后农民对土地级差收益的分享，其后患无穷。

　　农民获得应该得到的补偿后，应该交纳税款。罗伊·普罗斯特曼教授认为，5%～15%的税率农民是可以接受的。

　　根据安徽省颁布政策规定，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所有者应按照土地出让金或标定地价的10%向政府缴纳土地增值收益；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村集体，要求农民交纳5%的增值受益，即交易税。另一种说法是，各县要求各镇的土地使用者分别以每平方米1～3元不等的标准，向市、县政府缴纳土地流转收益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