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A协议使深圳机构迁沪生变 珠三角欲借势重组

　　专家认为，CEPA带给广东省经济结构升级和投资的机会，甚至比中国加入WTO还要多

　　本报记者赵冰

　　招商银行作为一家深圳本土的金融机构，最近在上海陆家嘴买地置业，兴建招行大厦，甚至使高耸于深南大道的招商银行(深圳)大厦——招商银行总部所在地也更加引人注目。

　　尽管招行高层一再否认“招行总部有意迁往上海”，但相关传闻仍是日甚一日。不过，人们的揣测在6月30日似乎陡然转变。这并非来自深圳市政府或者招行行长马尉华“不变的承诺”，而是因为《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CEPA)协议在香港正式签署。

　　此前，外界最新的评论则认为，如今招行总部“稳居深圳”确已不成问题，因为CEPA同样将为这里的金融界带来更多的生意机会。至少，招行的客户群会因此大大扩展，金融新品的开发也将有更大的空间。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深圳市政府近日提出“十八项优惠措施”，再次扩大在深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

　　双城之争

　　目前，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已积聚了18家中资银行和44家外资银行。一些国内重要的银行也将其一些业务(如信用卡和票据)中心的总部设在这里；有些银行有意扩大上海分行的营业规模。而与此相比，深圳却显得暗淡了许多。

　　招商银行的态度或许让深圳方面暂时吃下一颗“定心丸”，但让深圳感到不安的是，被传“迁都上海”的远不止招行一家。从2001年开始，有关华为、中兴、平安的“迁都”传言绵绵不断。这几家均是深圳的明星企业兼纳税大户，他们的动向无一不为深圳的未来增添不确定性。

　　1999年前，深圳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招商银行、发展银行、平安保险等大型金融企业迅速壮大。迄今，金融业在深圳GDP中占有12%的比重，在第三产业营业收入中占居1／4江山。1997年，经深圳一线口岸出入境人员11652.98万人次，港口货物吞吐6642.54万吨，远超过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其他城市。

　　但是，转变发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被停发，以及“创业板构想”搁浅。令深圳心伤的不仅是利益损失，更因为金融地位的丧失。最近两年间，深圳金融业务衰减30%，从业人员减少20%以上。而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与日俱增。

　　为了稳定金融机构军心，以防更多的企业弃深而走，深圳市新近推出了支持金融业发展的“十八项条款”。内容包括：成立市金融资产管理办公室和金融发展决策咨询委员会；设立“深圳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大型金融机构在深圳设立总部或地区总部需购地自建办公用房的，所购土地按市场地价给予优惠，并以协议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总部或地区总部在深圳的金融机构新购置办公用房，按每平方米1000元的标准在专项资金中一次性给予补贴，等等。

　　业内人士分析，深圳的意图十分明显，其目标直指上海。

　　不仅需要“优惠”

　　招商银行负责人认为，上述政策对深圳的金融企业确实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他们“当然会认真考虑”；但是，企业同时关注的还有更大的生存和经营环境；一个透明的、法制化的城市，可能比任何优惠政策都更有吸引力。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邹蓝教授认为，无论招商银行还是其他企业，企业将总部迁出深圳，必然与自己的商业利益和发展前景有关。这是一场博弈，与“忠诚度”等等没有什么关系。邹的观点是，除了政策，深圳市政府目前有两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是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二是要提高政府效率。

　　有专家认为，珠江三角洲20年来的辉煌，一方面得益于政策和区位的优势，另一方面因为全国各地廉价劳动力的涌入。但现在这两种优势都不复存在了，过度发展带来的问题近年来日益尖锐，最令人诟病的是整个珠三角圈中的城市“各自为政，缺乏协调”。

　　如果无视珠三角的整体实力效应，独立地谈提升某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将是短视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观点在广东已达共识。

　　珠三角城市群的想法是：全面提升竞争力，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城市集团。

　　2003年6月20日，一份厚厚的规划书经过广东省政府审批，由省计委发送到全省各有关部门，正式颁布实施。这份规划书被喻为“重塑珠三角的纲领性文件”。

　　广东空前的机会

　　广东省计委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具体思路就是要强化广州、深圳两个中心城市的地位，省里将从基础设施等方面给予倾斜；同时，适当调整行政区划，比如撤市改区、并镇，“强强合并”，从而调整整个珠三角的空间布局。

　　以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也提出了打造“深港都会圈”对于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意义。“未来的深圳是无法单独建成国际化城市的，它必须与香港组合在一起才有国际影响力可言。同样，未来的香港是无法单独建成创新产业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它也必须与深圳及珠三角结合在一起，才能在这些领域有大的作为”。

　　2003年6月30日，历经一年半的酝酿与磋商，《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CEPA)协议正式签署。CEPA给“深港都会圈”的建设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合作空间。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认为，CEPA是促进广东省经济结构升级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将给广东带来投资机会，甚至比中国加入WTO还要更多。

　　上世纪80年代，香港企业的第一次大规模北移，促进了香港经济的成功转型和广东经济的成功起飞，取得了港粤合作的辉煌成就。面对即将到来的香港企业的第二次北移机会，整个珠三角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索——如何使CEPA成为粤港新一轮起跑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