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塔工商分离 云南烟草专卖局局长率队进驻

　　本报记者 张赋宇

　　云南报道

　　6月23日晚间，记者刚刚结束对红塔集团的采访离开玉溪，由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李维林率领的一队人马已进驻红塔。

　　据红塔一位管理人士说：“李局长是来宣布红塔工商分离后的新领导的。”此前，红塔集团的领导同时也是玉溪市烟草公司(专卖局)的领导。

　　由国家烟草专卖局推动的地方烟草工商分离改革，终于在中国烟草大省云南进行。这标志着由红塔创立的“三合一”体制将正式寿终正寝。

　　工商分离“回归”

　　但对红塔集团稍长工龄的职工来说，工商分离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是又回到老路上去。”红塔集团一位职工说，“实际上，在1986年以前，中国烟草实行的一直是工商分离的政策。”

　　原红塔集团副董事长李振国介绍，当初由于专卖体制的存在，工商分离使卷烟的销售对专卖局的依赖很大，发展受到制约。“烟叶的种植、收购、加工和卷烟的销售等环节分属不同的部门，互相牵制，矛盾很大，褚厂长提出了地区烟草公司、烟草专卖局和烟厂三家合并为一的报告。”

　　1986年，云南省省长办公会议批准了褚时健的报告，决定实行“三合一”的新体制。后来，这个体制向全国推广。

　　“三合一”体制确立后，玉溪卷烟厂进入高速发展期，在1980年代中后期拉开和其他烟厂的距离。因此“三合一”体制在红塔一直被视为一项制度创举。

　　对于即将来临的工商分离，许多红塔人把它视为一种回归，“不过现在的环境确实不同了。”

　　红塔集团一位内部人士认为，“新的分离和以前的分离在形式上并没什么不同，但它可能是中国烟草产业一系列变革的开始，是进一步变革的平台。”

　　他希望，这只是一道门。

　　难破地方保护

　　“没有WTO，当然就不会有这场改革了。”国家烟草专卖局一位接听记者电话的职工说。他的结论背后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中国的卷烟没有抗衡外烟的实力。

　　国内的卷烟品牌为什么没有成长起来？中国烟草专卖局指出，就是因为地方保护和区域封锁，各地“占山为王”。

　　云南省烟草专卖局一官员说，“这次工商分离改革的目的就是打破地方封锁。”但工商分离真的有打破地方封锁的神奇功效吗？

　　那位红塔集团内部人士认为，工商分离对打破地方保护“意义不大”。因为工商分离改变不了目前的卷烟销售关系和税收关系，控制市场的还是地方烟草专卖局。卷烟生产企业并没有销售权，专卖局成了烟草的单一购售方，这是维护专卖的基本方式。李振国对记者说，烟厂销售产品的普遍办法是和各地的烟草公司签定合同，并且所有的合同都必须到北京中国烟草专卖局签订，受到的限制很多。卖烟的商店，必须到当地专卖局办理许可证。红塔并没有权力把烟直接卖给消费者。这样，如果有谁要抵制红塔山，仍是轻而易举。毕竟本地烟销售与生产税利双收。

　　那位红塔内部人士说，工商分离改革在一定空间内调整烟草企业结构是可能的，但想要有大作为则很难。因为一些省把小厂关闭后，指标可能还是留给该省，该省稍微大一些的烟厂会获得指标，这些获得指标的烟厂反而会对像红塔集团、上海卷烟厂这样的大烟厂形成挤压，并不利于品牌的成长。

　　国家的厂地方的网

　　按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基本思路：各省烟厂从省专卖局剥离出来，组成工业集团，直属于国家烟草专卖局，而省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则同样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并以此组建商业集团。“如果烟草公司和烟草专卖局分离，那么，烟草公司的销售权就得不到保证，销售的合法性成了问题。”陈劲松博士说。

　　国家烟草专卖局一位司级干部向记者解释说，国家局的思路是用行政力量对工业企业进行整合，一方面形成几个强势的集团，对抗外烟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些卷烟企业的产权关系在国家专卖局，对地方保护形成一定的威慑。”

　　但云南省烟草研究院一位专家说：“如果只是组建几个大集团，没有形成真正的大品牌，改革的目的难以达到。工商分离只是削弱了地方专卖局的权力，但没有从本质改变地方专卖的性质。”

　　他认为，改革方式应该“反”过来，从地方政府手中剥离出来的应该是依附在专卖权上的销售网络，而不是卷烟企业。应该把所有地方专卖局的权力都收归国家专卖局，形成真正的“国家专卖”，把销售网络整合成一个整体。而卷烟的生产却应该放权给地方，由地方发展。烟草在“国家专卖”的网络里相互竞争，卷烟的品牌才会形成。“实际上，地方保护就是因为地方销售网络内部的自我消化，即使把所有的烟厂都掌握在国家局手里，但全国还是各自为政封闭的网络，打破地方保护同样没有希望。”

　　“当然，整合烟厂的难度要小于整合地方专卖权。”他说。因为把专卖权收归国家局要触动更多的地方利益。

　　但他同时表示，整合专卖权也许是即将到来的下一步。

　　红塔的经验：直销权

　　“使中国卷烟品牌迅速成长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企业取得直销权。”红塔集团一位老领导说，“除了市场化竞争，靠扶持是不会产生品牌的”。

　　他认为，红塔火红的时候，正是取得部分直销权。有了直销权，打破地方保护才有希望。后来，红塔遍布全国的12000个专卖店被勒令取消，“没有直销权，红塔纵然有再好的烟也没有办法卖出去。”这些专卖店存在的3年左右时间，正是红塔最辉煌的时候。

　　但是，直销权赋予企业，就意味着专卖制度的寿终正寝。

　　他说，从红塔内心早就希望取消专卖制度。在由“双控”指导着的这个体制之下，卷烟必须按指标来生产，像红塔、红河这样的卷烟厂，自身的吞吐能力很强、产品也很有市场，但由于没有生产指标，想壮大也没有办法。这个指标是在1993年分税制改革之前就确定的，经过近10年竞争，分配指标仍以当初确定的指标为基数。红河的年销售能力目前达100万箱以上，但当年确定指标却只有十几万箱，不得不花很多钱向没有市场的烟厂去购买指标。

　　按每箱生产指标600元(2001年价格)计算，红河烟厂如果购买90万箱指标将需要近6亿元的现金。这是沉重的“体制性负担”。

　　指标购售的存在，使许多早该倒闭的烟厂就靠指标活着，而且日子不错，导致卷烟厂遍地开花。2000年全国卷烟牌号达l149个、规格2198种，平均每个牌号的产量不到3万箱。

　　中国社科院周汉华教授认为，中国加入WTO对烟草专卖行政审批制度提出了挑战。烟草专卖行政审批制度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或者转变：一是要实现从单纯的事前行政审批控制手段到事前、事中、事后多种监管手段的并用。其中，非常重要的事后控制手段包括诸如反倾销、反垄断、产品责任、民事诉讼惩罚性赔偿等机制，许多情况下它们可以替代事前审批机制，效果也要比审批好。二是要从传统的许可证、配额控制到符合WTO规则的技术壁垒控制的转变，大量采用技术与安全标准。

　　周汉华教授认为，烟草专卖行政审批制度对于行业集中度低的现状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责任。首先，由于现行的卷烟年度总产量计划采用的是基数法，以省为单位，由国家计委下达。这种方式无形中固化了各省之间既有的利益格局，使烟草业实际上出现了电力行业中也存在的那种“省为壁垒”现象，总产量计划变成了保护落后与地方利益的“大锅饭”。而且，审批环节过多不仅使企业不得不支付额外费用，导致成本上升。

　　国家烟草专卖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认为，由于各个烟草公司在其所属行政区域内都是惟一的“卖烟者”，致使卷烟生产企业面向最终消费者的市场直销权被基本割断了。在这种体制下，任何卷烟品牌的规模扩张，将不可避免面临难题。

　　国家局的角色

　　把地方烟厂划归国家烟草专卖局直属，国家局的权力被前所未有加强了。这也提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整个烟草体系中，国家局究竟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那位红塔集团内部人士认为，从目前的趋势看，未来国家局还是一个经营者。象中国石化一样组建一个全国性的大公司。但是，国家局作为政策的解释和执行者，如果还是一个经营者，既当裁判又当球员，还谈何市场竞争？

　　红塔另一位人士认为，国家局应该从经营领域全面撤退，扮演一个市场监管者的角色，像目前的中国电监会一样。他认为，如果国家局还做经营者，不仅市场的竞争性成问题，还将面临无休止的反倾销起诉。因为烟厂的产权关系是国家局的，这样难以证明没有对中国企业的支持，如果外国公司提起反倾销起诉，这对中国烟草的发展极其不利。

　　他说，只要国家局还是经营者，中国烟草企业的产权关系永远也理不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