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塔山：一个品牌在专卖制度下的沉浮

　　本报记者 张赋宇

　　云南玉溪报道

　　红塔似乎又开始向外界显示自己的开放。

　　与近5年来似乎总以被动、甚至躲避媒体的姿态不同，红塔开始有了不一样的底气。6月23日，红塔集团企划科科长告诉记者，“红塔将展开一系列直面媒体的对话。”

　　红塔集团销售部主任王家寿似乎为这种底气做了注脚：“红塔去年止跌，今年彻底走出困境并实现一定增长。”

　　红塔集团总经济师李剑波提供的数据是这样的：今年前5个月，红塔的销量和去年同比虽略有下降，但主业已完成全年目标的48.8%，“重要的是，今年5月销量同比增长9%，这意味着发展趋向稳定，是过去几年中少有的。”

　　在换帅风波后的第一年，红塔税利比前一年度下降近3亿。而在今年下半年的订货会上，红塔的定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3%。根据红塔销售部门的预期，“无论销量还是税利都将超过去年。”

　　而按王家寿的分析，“任何企业的发展都是呈‘U’字型的，红塔已经开始触底反弹，正在向‘U’的右边爬行。”

　　换帅之后，红塔新领导制定了3年发展目标：第一年减缓下滑；第二年止住下滑，并略有增长；第三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到目前为止，这个目标正在逐渐实现。”红塔有关高层认为，今年将是红塔走出低谷实现增长的一年。

　　由于过去的几年大幅下滑，甚至出现了反弹之后更大幅下滑的现象，红塔到底是复苏还是假象定论为时尚早。但在中国烟草正在探索新的出路的前夜，红塔走过的道路却弥足珍贵。灰姑娘的出身

　　和中国其他曾经辉煌过的国有企业不同，红塔的“出身”并不“纯正”。

　　前红塔副董事长李振国介绍，红塔的设备是在1959年从上海一家叫“华美”的私人卷烟厂里搬来的，“华美留下的30台卷烟机就是红塔的前身。”李振国说，为赶国庆10周年献礼，1959年国庆前夕，第一包“红塔山”问世。

　　但在一切都必须统一的年代，“红塔山”由于是玉溪烟厂的自创品牌，没几年就不允许生产了。

　　1974年，“红塔山”又开始生产。在1970年代中期，玉溪烟厂卷烟机由30台增加到60台，产量达到20万箱，并在1978年开始生产过滤嘴香烟。但直到褚时健入主玉溪烟厂的1979年，整个玉溪烟厂的产量仍不足30万箱。

　　李振国说，“在烟厂由原来的轻工部下放到各省管理后，1983年企业融资体制由拨款改为贷款，并且在还贷后可以退税，褚时健大胆使用了这一政策。”玉溪烟厂几乎揽下云南全部的外汇总额2300万美元购买设备，在1985年完成了决定性的技术改造。到1990年代，红塔的设备已经是世界最先进的了。

　　“1988年，全国13种名烟价格放开，当年红塔山产量不到10万箱，1991年却达到31.46万箱，增长了3倍多。当时整个玉溪烟厂的产量已经达到120万箱。”1996年，“红塔山”销量达到80万箱，红塔集团销量222万箱，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另一个有点悲凉的事情也成了红塔抹不掉的记忆：李振国说，1988年云南临沧地区发生地震，中央财政没有钱，当时就批准云南发展烟草的规模，以此补偿。

　　“改革开放初期就这样，哪里穷就批准哪里发展烟草，不太看这个地方是否适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说。

　　他认为，中国烟草品牌这么多，跟那时对待烟草的思路是有关系的。但红塔却借此壮大了规模，“灰姑娘”在1980年代末期成了行业的“龙头老大”。辉煌和困境

　　但“红塔山”成为一个全国响当当的品牌似乎有点偶然。

　　“是广东人发现了红塔山。”李振国说得极为认真。”1980年代初期，一些潮汕人到云南，并喜欢上了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塔山”。于是，这些精明的生意人专门做起倒卖香烟的生意：到云南买烟，然后卖到广东，随之传到全国。

　　“就这样，‘红塔山’这个品牌被推向了全国。”广东人成了“红塔山”成就的第一批百万富翁。

　　褚时健主政红塔的18年间，玉溪卷烟厂卷烟从27.5万箱增长到218.3万箱，共实现利税99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43.93%，最高的年份达221.95%。从1988年至今，红塔利税一直保持全国前10强的地位。“红塔山”一个品牌，在1990年代为国家创利税800多亿。但1997年似乎是红塔的转折年份。这年1月份，发生了褚时健事件，红塔的销量随之下滑。

　　1999年是红塔最困难的年份，当时国家烟草专卖局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提出保卫红塔山的口号。

　　但这场“保卫战”似乎没有立即胜利。红塔在2000年稍有反弹后，2001年又急剧下滑。

　　这直接导致红塔二次换帅。玉溪烟厂门前变得门可罗雀，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景象不再。当年为解决全国远道而来的客户住宿而兴建的红塔大酒店一度冷清。

　　红塔为什么面临这样的困境？有业内人士分析，这要从内外两个原因来看。从外部看，体制性的原因导致地方保护越演越烈，红塔的产品遭到较大抵制。

　　他认为，由于地方和中央的财政分配实行“递增返还制”，当地的烟草税利递增越多，返还地方就越多，这鼓励了地方发展本地卷烟抵制外地卷烟进入。红塔是地方保护最大的受害者。一位红塔的高层分析，除褚时健事件外，有几个因素对红塔的打击是致命的。

　　一是红塔专卖店被取缔。从1994年开始，红塔利用自身的影响在全国开设了12000个专卖店，实际上是变相取得直销权。但在褚时健入狱的当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出台了“双控”政策，红塔专卖店被取消。伴随着专卖店的撤销，地方抵制红塔的运动也开始了。

　　二是假烟的猖狂。“红塔山”成名后，假“红塔山”似乎就和真“红塔山”一样纵横市场。由于假烟不受专卖体制的限制，生产假烟不仅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还匪夷所思地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空间，甚至出现了生产假“红塔山”的专业县。有的生产点甚至飘洋过海、隐匿在异国他乡，出现了来自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的黑工厂“红塔山”。

　　为对付假烟，在高峰年份，红塔每年要支付高达4亿元的打假费用。

　　销售自主权被剥夺、地方抵制、假烟猖狂，被束缚住手脚的红塔无可奈何，“红塔山”的销量急剧下滑，从高峰时的90万箱锐减至30万箱。新现实

　　新班子上任后，人们对红塔山寄托了再度辉煌的希望。2002年年底，红塔集团进行了“三项制度”(用工、人事和分配)的改革，大刀阔斧地推行优化组织机构、完善竞争机制和建立合理激励机制的举措。而按照“突出主业，重塑红塔”的发展思路，红塔集团积极进行“提质创新”，开发新产品。去年8月推出“铂金”系列产品，更获得了中国烟草专卖局有关领导的称赞。

　　在进行被称为“三项制度”的改革之后，一些年轻人走上重要岗位，红塔似乎又以青春的面目出现。

　　新上任的销售部主任王家寿认为，如果市场放开，红塔不惧怕任何对手。他列举红塔的4大优势：原料、品牌、设备和资金。“原料是其他任何烟厂无法比拟的，不可复制。”他说，红塔已经从当初的简单辅助烟农发展到测土施肥、轮作、生物防虫、农加肥和漂浮育苗。

　　红塔对未来的信心源于什么？王家寿说，是红塔治理结构的改革和观念转变。他认为，红塔的内部组织结构正由产品生产型转变为市场型。他举例，以前开会首先研究的都是生产问题，但现在首先研究的是市场问题。

　　王家寿说，铂金红塔山在做了市场测试以后，由于工艺不到位，延迟了半年时间才推出。“在推出之前，销售员带着烟丝到东北、西北、华南和华中，检验不同气温条件下烟丝的反应。不同地区的人将得到不同的产品和服务。”

　　对于即将到来的工商分离改革，李剑波希望真的能建立一个全国流动的大市场。他认为，结构调整后，强大的对手可能增加了，“但红塔是不怕竞争的”。

　　这是一个新的开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