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突入银行个人业务 中外银行信用卡混战在即

　　本报见习记者 王媛 实习生 肖华

　　借道浦东发展银行，花旗银行有效回避了有关外资银行个人业务的限制，从而在个人消费市场上进行了大胆的冒险。这对中资银行是个巨大的威胁。

　　花旗破门在即

　　坐落于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浦发大厦四楼，最近叮叮梆梆不断，一群装修工人正在昼夜抢工，一个金发碧眼衣着光鲜的洋人每天来此巡视一番。

　　这个洋人名叫斯蒂芬，是花旗银行派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董事，这个工地将成为花旗银行与浦发行合作成立的信用卡中心。

　　“按计划，3个月后最迟不超过今年9月，这里就会开业，双方联名的信用卡将同步推出。”一位要求隐去姓名的浦发员工说。

　　另外，据某证券网站披露，该中心已为人民银行批准，可同时经营人民币贷记卡和外币贷记卡业务。

　　对于花旗银行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由此，花旗得以绕过管制的重重篱笆，成功地突入中国信用卡市场，尤其是人民币贷记卡业务。花旗和浦发共同的思路是，将来一旦法律允许，信用卡中心将推进为一个合资公司，由项目合作变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法人。

　　实际上，从2月底该信用卡中心筹备组成立开始，斯蒂芬就频繁穿梭于浦发大厦和与之相隔仅百米的花旗银行中国总部之间，像蜜蜂一样地忙碌，对于每个知晓此事的中资银行机构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中国银联总裁万建华的感慨就是一个例证，万在3月24日发表《加快我国银行卡产业》的讲话中感慨万千地指出，外资参与食用卡竞争，在某种程度上给中资发卡机构造成很大压力，中资发卡机构应该“抓紧有限时间”。

　　万的感慨自有他一定道理，实际上，除花旗之外，汇丰、香港东亚等海外机构也筹划在国内发行信用卡，看起来，一场中外混战的信用卡大战即行开幕。

　　美好的“钱景”与别样的苗

　　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银行的客户结构就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多的个人走进银行办理消费信贷业务，房贷、车贷、个人小额信用贷款逐渐热闹起来，而公司信贷业务的增长反而显得有些缓慢。

　　广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吕诗枫认为，银行客户结构的变化依托于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根本性转变--经过长达14年的资金积累期，我国部分城镇居民已具备了从万元级消费向十万元级或几十万元级消费过渡的能力，汽车、住房等高档消费品进入了百姓家中，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开始新一轮的转换。

　　VISA国际组织亚太区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熊安平也乐观预测，今年将是中国贷记信用卡市场的转折点，估计会出现80%-100%的增长量，5年后发卡量可超1000万张，相当于目前整个香港发卡量。

　　而这一变化趋势也已被西方国家的经验所证实：花旗银行个人消费信贷的拳头产品信用卡业务，一年的收益占了花旗纯利润的1/3；而在美国运通公司，其信用卡收入所占总收入的比例更是高达70%。

　　除市场容量巨大外，其单体利润也极其丰厚，据了解，信用卡业务的主要利润来尖于年费收入、用卡消费手续费和透支利息收入，其中信用卡透支年息高达18.25%。相比之下，银行一年期短期贷款利率则不过区区5.31%。

　　“信用卡必将成为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广发行正是看准这一趋势进军个人信贷业务的。”吕诗枫说。

　　1995年3月，广发行推出了中国第一张信用卡，并以信用卡作为个人信贷业务的引领产品，将个人信贷业务定为银行未来的发展方向。

　　跟进者迅速涌现，工、农、中、建等四大国有银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也纷纷进军信用卡。

　　但遗憾的是，由于诸多的原因，种信用卡的种子，长出的却是别样的苗。

　　自1993年中国启动金卡工程后，中国银行发行数理一度攀升，却因缺乏支付环境、银行间银行卡业务封闭运作、互不兼容而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中。

　　银行卡主要分成贷记卡、借记卡和准贷记卡3种。贷记卡才是标准信用卡，而在中国风行的却是后两种。据麦肯锡咨询公司2002年对中国信用卡市场的调查：中国市场上绝大部分是借记卡和准贷卡，真正意义的信用卡拥有量不足1%。

　　从第一张银行卡--长城卡面世至今，中国信用卡业务已迈过了17年沧桑，而今交出的仍然是一张不合格的答卷：据统计，目前国内银行卡虽已逾48亿张，但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不足百万张；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地信用卡拥有量不到总人口的10%。

　　这个遗憾对于觊觎中国信用卡市场多年的外资银行来说，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道理很简单：市场空白点越多，获利的空间才越大。他们等待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现在，这个时机也许已经到来--按照金融市场基本规律，人均年收入达到2000美元至5000美元时，银行卡业务尤其是信用卡业务将处于大幅增长时机--中国的沿海地区和一部分社会群体已经进入这一区间。

　　勤苦多年，眼看着成熟季节来临，桃子就要从树上掉下来了，但树下早已围满了摘桃人，而别人的手也已经伸了出来。

　　十年落差

　　现在看来，离桃子掉下来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最近出台的《银行卡管例》无疑又在这棵树上使劲地摇了一把；外资向央行申请后可以向境内公民发行外汇贷记卡和借记卡。

　　然而外资并不因此而满足：外汇的市场能有多大？人民币信用卡才是最大的桃子。尽管根据WTO协议，2007年中国将对所有外来金融机构开放其银行业务，但外资再也不想花上这4年功夫。于是他们采用迂回策略，借中资银行之力。

　　走得最远的是花旗银行。花旗耗资6亿元人民币参股浦发5%股权，其意图十分明确：在中国大举放开之前，以最快速度贴近人民币信用卡市场，贴近的目的在于了解，了解的目的在于将来便大限度地占有市场。

　　更令花旗兴奋的是，尽管在管理委员会里，其与浦发的席位相同--各为3席，但却获得了总裁或是CEO的重要位置。

　　外资银行中像花旗一样工于心计的不在少数。据悉，香港东亚银行已把银行卡中心、数据中心、后期服务中心移师广州，隐隐然有效仿花旗之意--在内地中资银行找合作伙伴联名发卡或成立合资公司；参股上海银行的豪门汇丰银行向央行递交了开办信用卡业务的申请。

　　而相对于外资，中资银行多数是“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在外资咄咄逼人的气势面前，中资银行要跨越10年落差，最快捷的方式无外乎与外资联姻。浦发将信用卡中心管理权拱手让予花旗，正是忍小辱以谋大局。

　　信用卡亟需新规则

　　取代金卡工程的中国银联公司，去年年底总算是有了个交代：基本上实现300个以上地市级城市各类银行卡的联网运行和跨地区使用，在100个以上城市实行各类银行卡跨行使用，在40个以上城市普及全国统一的“银联”标识卡。

　　但实际上，信用卡仍然没有成为国人的消费必需品。2001年，我国银行卡交易总额虽然达到近8.42万亿元，但持卡人直接用卡消费金额只有1280亿元，银行卡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为一种现代支付手段的本来意义，而成为一种存取款或者转账交易的工具。

　　这种情况除了归咎于各银行联网通用的障碍之外，银行卡受理环境的恶劣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一是受理点少。据统计，目前我国能受理银行卡的特约商户只有15万户，在全国商户总数中仅占2.7%，这导致许多持卡人在日常消费中拿着卡没法刷卡消费。

　　二是异地划卡问题多。中国人民银行日前组织对北京、上海等18个城市的银行卡跨行交易检查后发现，异地划卡交易成功率只有61.07%。

　　归根结底，这两个问题出自银行卡各方利益主体分配的不合理。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先弄清银行卡消费过程中涉及到的4大利益主体：商户、收单行、银联和发卡行--商户的让利交易手续费在收单行、银联与发卡行之间以一定比率分配。在香港，手续费不低于2.2%，就能保证收单行、银联和发卡行3方都能获取一定利润。但在国内，某些地方的手续费竟低至0.5%，而手续费分配比率明显偏重于发卡行，收单行则近乎赔钱做服务。

　　谁都不愿意当收单行，只想当发卡行，买卖当然进行不下去。这正是信用卡之所以难以在中国流行起来的根本原因。

　　市场人士一致认为，最根本的解决不道不是进行银行制度创新。

　　对此，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万建华提出了3条解决途径：首先，建立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适当提高收单业务的收益，鼓励各家银行开发新商户，进一步开入受理机具，实现资源共享；其次，动员商户和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发展专业化服务公司，利用社会力量和吸引各方投资参与银行卡受理市场的发展；第三发展银行卡受理市场涉及酒店、商场公用事业以及与卡相关的周边产业，这是一项社会工程，政府部门应给予支持。

　　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系主任陆军看来，银行同存的分散式管理方式形成“小而全”经营体制，非常混乱：信息难以共享、风险难以控制，阻碍银行卡经营效益与服务水平的提高。

　　解决问题的关键最终归结到：是否应当将银行卡业务从银行总盘子中切分出来？

　　在有关专家看来，现在中国银行卡在银行旧体制下运作，员工做不做业务，做多少业务，没有目标、责任，缺乏激励机制，难以从根本上铲除问题，切分是必然。广发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吕诗枫认同信用卡内部管理的独立有利于经营管理更加科学，但认为形式上剥不剥离银行并不重要。

　　无可辨驳的是，中国的信用卡业务必须装上市场化运作的轮子。只有这样，中国的信用卡才能变成一个可7竞争的系统。而要走主市场化，信用卡业务从银行业务总盘子中切分成为必然。

　　如果切分，随之触及的将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以及银行、商户、持卡人、银联等利益主体之间游戏规则的重新制定。陆军表示，信用卡业务的公司化是必然趋势，但眼下，走到这一步还有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