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行步入幸福时刻 券商开展财务顾问新尝试

　　新一轮国资和国企改革浪潮已行铺开，政府财务顾问业务因此起飞，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延请投行这些“师爷”？各方利益又何在呢？

　　□本报记者 杨敏 余力

　　投行的新蛋糕

　　请注意，中国的投资银行界近来动作频频，其中，政府财务顾问业务是其中热门之一，就像乐曲的鼓点，“某某投行与某地政府签署财务顾问协议”的消息，越来越密集地出现于各大证券类报刊。

　　3月下旬的湘财证券俨然是一个明星，几大证券类报纸几乎同时不吝版面报道：作为云南省的政府财务顾问，湘财证券完成了“云南省化工行业整合报告”，获得云南深化企业改革小组会议通过，并盛赞此举标志着“券商开展财务顾问的新尝试”。

　　比湘财证券风头更甚的是中银国际，继去年出任深圳市政府财务顾问，操刀设计了轰动天下的能源、水务、燃气、公交、食品五大公司的国际招标工作方案之后，又接连成了陕西省、成都市、苏州市、西安市等省、市政府的座上宾。

　　同样置身于闪光灯下的还有工商银行、申银万国等，前者的投行部门与云南省政府签署了一个《银政合作协议》，云南省省长亲自前往致贺；后者则接到了大连的聘书合同。

　　此外，尽管风头稍弱，但或大或小都有所斩获的还有南方证券、广发证券、大鹏、中信等。来自业内的消息说，几乎所有的投行机构都在着手拓展该类业务。

　　“各地政府将效仿西方发达地区的模式，大兴聘请财务顾问之风，中国的投行机构正在步入一个幸福时刻。”一位投行人士认为。

　　实际上，“政府财务顾问”并非什么新潮时髦的词汇，早于几年前，南方、广发等几大券商就曾领军中国投行业对此猛力开拓，但没想广种却未能博收，由于一直不见起色，以至国内投行界后来都激情耗散。

　　而今，业界突然激情迸发，原因何在呢？

　　地方政府的借力之愿

　　所谓“政府财务顾问”，简而论之，就是投行机构为政府部门某种或某些经济项目提供可行性方案，然后以此收取相关咨询费用。

　　实际上，这一业务在欧、美早已稀松平常，一个比较有名的案例是，1980年代末，德国政府选择高盛出任其政府财务顾问，司职设计电信市场开放方案，8年后，高盛完成了德国电信企业的全面民营化改造，并使德意志电信公司成功地在纽约交易所上市，一举募集了高达130多亿美元的资金。

　　在国内，该业务大约起始于5年之前，当时，中共十五大提到“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各地掀起了一轮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的浪潮，应时应景，以南方、湘财、广发为首的一些券商开始开展此项业务，并引领行业一时之风，但不过是昙花一现，随后便逐步冷淡。

　　究其原因，在投行界人士看来，主要是受制于国家政策和管理体制等原因，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改革的权限和动力都不足，由此，政府财务顾问业务也缺乏市场。

　　投行们的激情重燃于去年年底，因为去年12月18日，中共十六大召开，十六大的报告明确提出，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施重大改革，“建立中央政府、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资管理体制。”

　　毫无疑问，新一轮国资和国企改革浪潮即将铺开，在此之下，在投行界看来，由于“分级产权”解缚的地方政府必将大行地方国资和国企的改革和调整之道，这其中千头万绪，必然要假外脑之力，由此，政府财务顾问业务会起步腾飞。

　　从近期状况来看，市场形势似乎合乎人们的乐观预期，如开篇所述，不少投行已成地方政府的座上宾。一份内部资料显示，目前已有数十个地方的政府部门延请了财务顾问单位，这其中，一部分是新签协议的，比如陕西、成都、苏州等地与中银国际；还有一部分是合同重续的，比如云南省与湘财证券。

　　看起来，地方政府延请财务顾问已渐成风潮，很显然，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延请这些“师爷”？

　　“照理来说，政府财务顾问业务的涉及范围是很广的，会因对象不同、需求不同有各种各样的服务，但就目前来看，在国内，各地政府的愿望基本雷同。”广发证券研究员廖泽群认为。廖曾参与过广发证券所做的政府财务顾问业务中的两大项目，一个是辽宁锦州市项目，一个是江苏太仓市的。

　　按他的总结，目前政府财务业务的类别无非三大类，一类是招商引资，特别是为一些国资的退出解决资金和买家的问题；一类是行业资产的整合和重组；一类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份额最大的可能还是为国资、国企的出售设计方案，各地尤其是内地都存有大量的国资、国企急待出售，他们需要利用投行的信息和资金渠道找寻买家和资金。”

　　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延请“外脑”，而不自给自足，比如说政府的政策研究室以及国资经营管理公司等力量？

　　在国内，南方证券的政府财务顾问业务开展很早，在业界很具影响，其研究员何承锋博士认为，从各个方面来讲，投行机构都要比政府内部人员更有优势。

　　第一，除了投行具有很好的渠道优势之外，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各类资产的资质参差不齐，如何评估，如何分门别类，如何包装，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这些按地方政府人员的政策、经济理论知识以及信息面来看，都是很显欠缺的：“很多地方官员都是从基层一步步上来，视野要窄一些”。

　　第二，以前各地的企业分布零散，既竞争很不规范，又没有规模优势，如能有效整合重组，一旦显现“规模效应”之后，退则可以卖个好价钱，进则可以方便引国际资本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或者上市融资。

　　“这个道理，哪里的政府都懂，但按以前的经验来看，政府自己操刀，很容易造成‘拉郎配’，投行介入，会更好地协调当中利益。”

　　第三，以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来看，各地的投资项目一哄而上，重复建设在以前相当普遍，“这个恶果他们已有深刻体会”，而如何高点起步，如何体现区域经济的差异优势，投行机构在此更具备经验和优势。

　　去年，深圳将五大企业的国有股权出售所采用的国际招标和策略私募的模式，曾引得举国关注，而设计方案之所以交由中银国际之手，据相关人员透露，还隐含有另一层用意：“(如果交由)投资、控股公司，他们是现行管理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并没有自身的动力和压力，即使设计一些方案，也仅是将股权或资产在下面的几家上市公司之间划来划去。”

　　看起来，地方政府延请财务顾问是好处多多、势成必然，那么，投行的利益又何在呢？

　　“吃力不讨好”的生意

　　少为外界所知的是，一直以来，投行们的政府财务顾问业务，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即使有所付费，也是象征性的，远充抵不了为此所支付的费用。

　　“一则是很多地方政府官员们的‘长官’思维，认为让你来做点事是应该的；二则是很多国内投行往往也心甘情愿地这么做，虽然做政府财务顾问花费是很大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行人士披露说。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既然没有利益，投行们为什么还会如此热衷呢？

　　实际上，政府财务顾问业务不过是投行们抛砖引玉的“敲门砖”。“国内投行之所以愿意如此，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政府手中的资源，尽管不能取得直接的利润，却为其他业务铺路搭桥。”某行内人士一语道破天机。

　　首当其冲的是上市公司的股票承销业务，在国内的股票承销市场，一方面由于利润丰厚，另一方面由于竞争激烈，是一个稀缺资源，在很多时候，能否获取业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这在业内已是公开的秘密。

　　案例随处可见。广发证券曾于1998年与辽宁锦州市政府合作，帮助其设计三大产业的整体规划，据廖泽群研究员回忆，历时几个月后终于完成，当地政府对此方案很为满意，决定向广发证券支付一定的报酬，但被广发证券谢绝了。

　　按廖泽群的解释是，“因为双方有很好的合作友谊”。这种免费很快就丢了“芝麻”却拣回“西瓜”，当年锦州市上市的公司为5家，而广发证券却一下子包揽了其中4家的承销业务。

　　事实上，除了承销业务之外，投行们盯牢的还有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比如地方社保基金，基金公司为全国社保基金争得头破血流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实际上，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地方社保基金的总体规模丝毫不逊色于全国社保基金。

　　一投行人士提示道：“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在几乎所有的政府财务顾问协议中，都会有这样一个条款：‘对于当地的企业上市、重组并购以及其他财务顾问项目，当地政府将优先推荐财务顾问单位为中介机构。’”

　　国内券商的“救世主”？

　　如此“四两”就可以“拨千斤”的生意，在大环境变好的情况下，难怪国内的投行机构都趋之若鹜了。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根据统计数据测算，中国国有资产的总量高达十多万亿元，其中至少有2万亿元的份额需要调整——这是何等巨量的市场，由此，券商可获得很多的政府财务顾问业务，顺而延之，将能获得巨量的业务。

　　众所周知，近年来，国内大部分的券商(也可称投资银行)基本上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那么现在，政府财务顾问业务是券商们的“救世主”吗？

　　在廖泽群看来，业内对此过于乐观了，原因很简单，不是做了政府财务顾问，就一定能从政府那里有所得的，“他们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据他披露，在广发做锦州市项目之前，国内另一大券商也为锦州做过相关服务，但抛完了“砖”却未能引来“玉”，最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事实上，在实际操作中，多数地方政府在聘请财务顾问时，都不是独选一家，而是多多益善，对投行来讲，很可能是“你一番辛苦劳动，结果却一无所获”。

　　按廖泽群的分析，地方政府目前对该业务的主要需求还是在引进资金上面，而国内券商在此并无多宽的渠道，除非可以过桥贷款，或者并购当中的融资。

　　尽管对整体市场抱乐观态度，南方证券何承锋博士认为：“对于一些小型投行，可能还是没有什么机会。”图：

　　3月里的湘财证券俨然是一个明星，以财务顾问的方式成为云南省的入幕之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