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交易市场激活五大功能 催生崭新行业

　　产权市场“春江水暖”

　　新华网北京3月24日电(记者崔砺金 刘伟) 记者近日在广东、浙江、重庆等省市调研发现，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深层变革，作为国有资产“阳光交易”的产权交易市场，已“春江水暖”。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产权交易市场作为国资体制改革的桥头堡，具有国资进退通道、外资桥梁、民资入口、发现价格、机制反腐等五大功能，并且还催生了产权经纪公司等新兴行业。

　　产权交易市场既是国资进退的通道，也是机制反腐的一道防线。重庆市经委副主任肖健康说，去年8月他们借鉴上海做法，挂牌成立了重庆产权交易所。“在未成立产权交易所之前，重庆每年都要查处几起国有资产流失大案，国有产权的成交价比评估价平均下降30％左右。”肖健康认为，当前国企产权转让过程中一个雷区就是资产流失，而产权交易市场公开挂牌交易、竞拍形成价格，既维护了国有资产的安全增值，又给国企负责人吃了一颗定心丸，有效制止干部的腐败行为。

　　产权交易市场有发现价格的功能，从而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广州产权交易所总经理李正希认为，进入产权交易市场的资产，由于其成交价格是在公开交易的前提下，由市场供求关系自主决定的，因此，他们的价格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正，绝大部分能实现资产的增值。广州产权交易所自1999年挂牌运作至今，通过市场机制直接为国家和企业挽回损失达3亿多元，所有项目市场成交价比评估价平均升值41％左右。

　　产权交易市场是民资入口，也是外资进入的桥梁。深圳产权交易中心统计显示，自去年开始，民营资本购买国有企业股份的案例同比增长50％，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增强。分析人士认为，民营资本的活跃为产权交易的整体发展带来鲶鱼效应，让整个市场显得生机勃勃。

　　在浙江、广东等沿海省份的产权市场，来自港澳台的买家与卖家也为数不少。一些澳门的中小企业，频频光顾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以期淘到盘子小、资金流量并不是很大的内地企业。据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副主任甘永峰介绍，珠海市国旅80％的股份就是通过产权交易市场转让给了澳门博彩娱乐公司。

　　产权交易市场还催生了一个新行业：产权交易经纪中介机构。据重庆市产权交易所统计，目前，这个市共有163人拿到了重庆市产权交易所及市工商局联合颁发的产权交易经纪人资格证书。在首批产权交易经纪人中，机构与个人的比例大概为四六开，个人占大头。重庆网典产权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新生说，他们这里有律师、注册会计师、产权交易经纪人等，可以为产权交易双方提供一揽子服务，“可以为客户节省下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产权交易市场急需清障

　　记者在粤、浙、渝两省一市采访发现，产权交易市场整体来说暴露出太多的不完善。不少基层人士建议，为了规范产权交易市场，急需立法，清除阻碍其发展的一切有形、无形的障碍，尽早打造全国性的统一产权交易市场。

　　产权交易机构自身需要“输血”。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的产权交易佣金收取标准，杭州市产权交易中心副主任赵胜告诉记者，产权交易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除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场地费用以外，在报纸上登个公告总需要钱吧？这些成本就靠佣金来支付。但如果没有统一的佣金收取标准，就容易产生随意性。

　　拍卖行太多太滥，不仅恶性竞争严重，也抢了产交所的生意。浙江金华一通拍卖公司在拍卖浦江县一宗国有房产产权时，与买卖双方相互串通，造成近50万元的国有资产流失。浙江省财政厅国资综合管理处副处长陈永毅说，浙江拍卖机构已达260家，不少在从事国有资产的拍卖活动。他建议，国有资产拍卖应指定少数拍卖行，并为其颁发专门的资格证书。

　　目前，产权市场主要的障碍是无法可依。产权市场虽有20年的历史，但还只有地方政府的规章，没有全国统一的法规，造成产权市场定位模糊、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产交所只作实物交易，有的只作股权交易，有的只履行程序的一个象征性环节，市场功能并未真正发挥。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产权市场的效率，因此，制定全国性的法规势在必行。“现在各地产权交易机构可以说都是‘私生子’，必须要靠法律正名。”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副主任甘永峰说：比如“进场交易问题”，哪些属于“进场”的范围？不要光卖“烂资产”才进场，像企业重组、并购就在场外解决。不少人士认为，目前我国尚没有《国有资产管理法》及与之相配套的产权交易法律、法规,只有各省市自己制定的，多以地方法规或政府规章形式执行的法规依据,地区之间的差别很大。这种情况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一是法规的权威性不够；二是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异地并购重组造成障碍,产生无法可依的情况。

　　抓紧打造全国性的产权交易市场，也成为业界的强烈呼吁。经济界知名人士吴敬琏、陈淮、樊纲等一直在呼吁成立全国统一的产权大市场。为数不少的产权交易所也在实践中发现，产权市场间双边或多边合作仍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唯有构建统一的大市场。

　　构建全国性的产权大市场，关键是要确立产权市场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由一个权威部门来统筹规划产权市场的未来。湖州市产权交易所副所长凌培认为，由于产权市场交易的对象是企业的整体或部分产权，出资人将拥有的企业整体或部分资产转让给他人获得了货币资金，投资者通过受让企业产权，将货币资金转化为企业产权，这与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借贷、投资的结果是相同的。因此，产权市场是资本市场的一种具体形态。一些眼光长远的产权交易机构，比如重庆产权交易所甚至已开始与香港产权交易机构建立协作关系，与全世界23个国家和地区的产权交易机构联网，为建立产权跨国并购作打算。

　　三大因素阻碍国有产权进场交易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各地都要求国有资产必须“进场交易”，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国有产权交易在场外进行，搞暗箱操作。当前至少有三大因素阻碍国有产权交易进入有形市场。

　　浙江省早在2000年11月就颁发《关于加强国有产权转让行为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禁止场外交易和私下交易。广东珠海市在1999年就以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的形式提出，不经产权交易中心组织而擅自进行国有资产转让、交易的部门和单位，要给予严肃查处。 但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2001年，广东省国有产权交易项目3553宗，交易额149亿元。在这些项目中，进入产权交易机构的仅有1421宗，进场率仅40％左右，交易额129亿元。

　　广州市产权交易所总经理李正希说，据他们掌握的情况，不少国有产权都在场外交易，搞暗箱操作，国有资产流失的隐患比较大。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有三大因素阻碍国有资产进入产权交易市场：

　　一是部分地方政府或个别部门领导越俎代庖。在县或者县级市所属企业改制过程中处理国有企业产权时，往往由地方政府，甚至个别领导拍板，说卖给谁就卖给谁，说减免多少就减免多少，说卖多高价格就卖多高价格。重庆网典产权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新生说，少数产权交易，买家和地方官员“勾兑”(串通之意)好后，通过协议转让，就把国有资产低价买走了，个别领导也因此中饱私囊。

　　二是缺乏法律约束力。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主任助理刘倩向记者透露，产权市场刚建起来的几年，他们挨家逐户求人，就像“拉保险”的，一直折腾到1999年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专门提出：场外交易统统无效。“但由于没有法律依据，我们这个平台是一道关卡，少数人的利益受损后，就向政府提意见，说这里手续多，办事效率差，机关作风严重等等。我们卡紧了，政府说市场不活；放松了，政府又会说把关不严。很难掌握好一个度。”

　　三是由于入场后“资产必须透明”，部分企业心存顾忌。由于企业进入产权交易中心以后必须公开真实的资产状况，一些效益较差的企业，债务负担重，人员多，担心一旦进入市场，资产状况透明了，肯定会有债主追在后头讨账，卖不了多少钱却要还不少旧账。因而宁愿守着一堆烂摊子僵着，也不愿意到产权交易市场变现。还有一部分企业自己私下里找到了买主，谈好了价格，买卖双方都担心到产权市场中交易，需要交纳咨询、评估、招标、拍卖等各种费用，白白增加企业负担，所以也不愿意进入有形市场。

　　产权交易市场如何定位

　　记者在广东、浙江、重庆等省市采访发现，由于定位不一，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同，有的产权交易市场红红火火，有的则是门可罗雀。

　　成立于1993年的杭州市产权交易中心将自己定性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中心副主任赵胜说，当时由市财政局、体改委合办，后来市经委加入，主要目的是盘活国有资产，目前已成为浙江省成交量最大的产交所。谈到今天的发展，赵胜说，首先是定位准确，要自己找饭吃，其次是从2000年起杭州国企改制速度加快，产交所年成交10.54亿元。

　　而另外一些吃皇粮的产交所日子却比较难过。不少产交所有着准行政机关的烙印，有的产交所干脆就是行政拨款单位。浙北某市产权交易所目前仍然租用市地税局的办公室。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产交所交易厅实质上就兼办公室用，一年难得有几次交易活动，就连产交所副所长的工资至今都还靠地税局发放。沿海某市产权交易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市委、市政府规定他们不能收取任何费用，费用由财政直拔、全额拔款。“我们新增加4人，但财政局只给我们核发原来9个职工的工资、办公费，差额部分由我们自筹资金解决。由于缺少经费，我们在向客户发放标书时，还要收50元押金，如果最后没有成交，我们就不还钱了，算是工本费。”这位负责人苦笑着说。

　　少数产权交易所为争揽业务，不但降低佣金，甚至采取行贿等手段。去年7月，浙江丽水市检察机关从一起拍卖公司行贿的线索入手，先后发现了云和、景宁、缙云3县5个职能部门局长、副局长涉嫌受贿。缙云县原矿产局副局长施某决定把5个矿点的采矿权交给一家拍卖公司拍卖，自己从中收受了3万余元贿赂，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原副局长兰某，将县里一块土地使用权的拍卖事务交给丽水产权拍卖有限公司主持，自己轻而易举得到1.2万元的“回报”。据丽水市检察机关调查，拍卖公司给予拍卖方有关人员的贿赂一般达到拍卖公司所获佣金的10％左右。

　　据了解，在产权交易谈判过程中，由于专业性不强、责任心不强，一些产权交易所为了5％的回扣，往往会出售95％的利益，正所谓：“为了一瓶酱油钱，卖掉了一只鸡。”另一方面，佣金降低后，产权交易机构也不愿意花更多代价去争取客源，一定程度上使竞买者少了，国资就卖不出好价钱。

　　新闻背景：我国产权市场的发展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刘伟 崔砺金)产权市场的出现早于股票市场。1984年7月，保定市纺织机械厂、保定市锅炉厂以承担对方全部债权债务的方式分别兼并保定市针织器材厂和保定市风机厂，产权交易的概念由此在我国出现。此后，出于消灭亏损企业的需要，企业并购在武汉、北京、沈阳、重庆、深圳等地推行。

　　1988年3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将企业产权的有条件转让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措施。一个月之后，武汉即成立企业产权市场，保定、南京、福州、成都、深圳等地也在一年之内成立了产权交易市场或机构，并购目的也逐渐由消灭亏损向优化结构转变。

　　但很快，一些产权市场的组织者“找不着北”了。1994年，四川乐山出现了所谓的“箩筐交易市场”，当地产权交易所绕开证券监督机构，将国有企业的产权搬上柜台交易。闹到最后，乐山大街上到处在卖“国企股票”，当地人将这些所谓的股票装在箩筐里出售，伸手可以抓出一大把。尽管产权市场的实质是柜台市场，但在起步阶段就变相成为股票市场。1994年4月，国务院对此明令禁止。

　　1995年7月，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召集各地国资局和部分产权交易所，到山东讨论国有资产的产权转让办法。会议经过广泛讨论后，认为我国急需规范产权市场，并草拟了产权转让办法。

　　1996年党的十四大召开，这次会议不仅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原则，报告中也第一次出现了“产权交易”的名词。产权市场建设迎来了第二次高潮。但由于缺少相应的法规约束，一些产权市场的定位不明确，一些省市的产权交易所不满足于企业整体或部分产权交易。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山东淄博试点组建区域性的非上市股份公司后，当地产权交易所建立了报价系统，将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拆细交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全国有12家产权交易所与淄博联网，江苏、广东等地的企业也将股权拿去交易，而且可以将股权拆细成单股买卖。

　　同时，一些地方将存量国有资产的盘活当作“运动”，限时限刻“抓大放小”，于是大量的国有资产“半卖半送”、“名卖实送”。产权市场的不正常现象再次引起中央的重视，1997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清理整顿产权市场的股权拆细交易，山东企业产权交易中心等机构被解散。

　　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后，产权市场才得以步入良性的快速发展阶段。如今的产权市场，已不再仅仅是信息撮合、办理产权交易手续的场所，服务内容已发展到信息查询、政策法律咨询、协调操作、融资注资、并购策划等多个方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