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担保冲出暧昧前世

　　赢周刊记者 陈智峰

　　民营信用担保公司，从出世至今仅仅走过两个年头。但这付幼嫩的面孔，对于民营企业来讲，是一幕“美人迟暮”；对于银行来说，是一番拾遗补缺；对于民间机构而言，却是一次重金试水。

　　这个初生的婴儿呱呱坠地，是国家金融系统改革的一小步，同时也是民间金融资本在规范中前行的一大步。

　　英雄莫问出处，前尘往事只能回味。充当楷模是光荣的，但成本也是高昂的。只有对表率进行真实的还原，才能把它从风口浪尖的漩涡中释放。所以，用客观的文本反映民营信用担保公司的“前世”，是解读其发展的良方。

　　制度缺位的产物

　　连日来，记者在广东多个地区采访中发现，由于地缘经济格局的不同及行政背景的差异，民营信用担保公司在不同的地方有着异样的“接生”方式。

　　依靠“三来一补”发家的东莞，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为当地的民营企业培育了丰富的生长土壤。截止至目前，东莞已有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15万家，最近半年新登记的注册资金也突破32亿元，其强大的生命力正在酝酿形成。

　　“融资难”自然是中小企业成长中的最大烦恼，民营信用担保公司在这方水土催生，的确有一万个充足的理由，但背后还有更多不言而喻的表象对它的“早产”有着合理的解释。

　　“想贷款，找银行，这是谁都懂的道理。但银行偏偏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信用担保公司，我不得不为获得贷款而承担了双重费用：银行的利息和担保的手续费。”一位东莞的私营企业主无奈地告诉记者。

　　东莞市商业银行也有专门为企业服务的职能部门，与分工细致的评估工作，但为何把此业务及操作过程假手于人呢？

　　在厚街经营家具多年的吴先生，指着自己的大型厂房，向记者道出了苦衷：“向银行担保要拿出实物作抵押，不然的话别想从它那处贷到一分钱。你看，我的厂房是不是实物？但从1999年至今，厂房的产权证一直没有批下来。我手头上一大堆买卖合同和土地转让协议，惟独没有产权证。而实际上银行是认证不认人，你不能出具产权证，就会被它一律视为没有物业，不能受理贷款申请。”

　　吴先生还举了一个例子，他前几年都在东莞置了一些物业，这些物业有一部分是自己投资盖起的厂房；另外一部分是由于政府征地的原因，以互换的方式获得土地而兴建的住宅。政府出于扶持工业园区发展的角度考虑，把土地以较低的价格转让给商人，当时签定的是转让协议，也算是一个公开的合法文本。而不成文的征地代偿规矩，也是政府默许市民兴建住宅的支持，但房屋建成后，业主拿到的只是房屋买卖合同，而不是房产证。

　　也就是说，这些早期的物业，无论是厂房还是住宅，投资者或业主获得的只是该物业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若按照市级商业银行现时的贷款手续来看，这些物业虽然是申请人真实拥有的合法物业，但因其没有明确的所有权界定，也使银行标准的评估工作操作起来相当困难。

　　记者在东莞采访期间了解到，不少的私营企业主曾经尝试过结成联盟向政府上书这方面的问题，但都是杳无音信。中央财政局也就此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委派官员到当地了解情况，很多的中小企业也把握时机，不断地在听证会上反映问题，但等来的始终是石沉大海的遗憾。

　　“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我们跑了很多部门，三令五申，但产权证还是迟迟没有办下来。现在，我们已习惯了无限期的等待。反正物业也是自己的，有证无证一个样，都可以买卖，可以出租，就是不能作抵押物获得银行的贷款。没有信用担保公司，还有谁为我们解决融资的难题呢？”在产权问题上几经周折的吴先生，疲倦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吴先生的话，也令记者深有同感。半年前，记者在东莞工作期间参与了一次官商特别会议。某区政府组织了该区的10多位大腕发展商，并用“东莞话”主持了两个小时的“闭门座谈”，号召发展商们为该区的市政配套项目，如医院、学校、文化广场等慷慨解囊，而发展商们得到的好处是政府为房产证等一系列产权证明的快速发放“亮绿灯”。

　　事实上，在一些地级城市，产权证明一直是企业挥之不去的心结，当地的大企业也要为此付出不菲的代价，中小企业更不用说了。

　　“东莞的民营信用担保公司，有着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它的模式可能不同于珠三角的省会城市和特区。广州、深圳的民营信用担保公司可能是‘官助民办’；而东莞却不同，它是‘民要官办’。”一位不愿具名的东莞政府官员用精辟的语句，从另一个侧面向记者讲述了当地民营信用担保公司是制度缺位的产物。

　　赢尽掌声的候补

　　长期致力于中小企业课题研究的暨南大学金融系教授李庚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小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融资有着不同的需求。而我国长期以来奉行的货币政策都比较保守，对中小企业的成长难免形成冲突。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国外有许多真正为它们服务的金融机构和基金组织，但我国在这方面却长期缺位。

　　“我国设立地方性金融机构如广东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初衷都是为当地中小企业的借贷提供帮助，但如今它们都在走四大国有银行的老路，纷纷争抢大客户，把中小企业丢在了一边。”李庚寅的话语间流露出感慨。

　　据权威的官方数字统计，广东的民营企业占总体经济成分的70%，但民企只能获得贷款总额的10%，另外的90%仍源源不断地流向能源、电力等市政工程项目及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作风成为了一切银行的通律。

　　一位资深的银行业人士也告诉记者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市级的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有着莫大的联系，银行经营业绩的好坏，也曾一度与政绩挂钩。某些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市级商业银行一个隐形的大股东，用行政手段干预着市级商业银行的贷款资金，使其流向大型的供水、供电、桥梁建设等项目。这与市级金融机构的定位严重偏离，把不少的中小企业拒之于门外。外地银行发现了这方面的问题，纷纷争抢当地的中小企业，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重点客户。但由于地方保护色彩的浓厚，外地银行申请在当地设分行，手续繁多，层层审批，等一两个年头是不奇怪的事。例如浦东发展银行在2001年便申请在东莞开设分行，但现在两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得到批准。

　　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既得不到本地银行实惠的融资帮助，也等不到外地银行伸来的援手，而民营信用担保公司的浮出水面自然成为了“时代的偶像”。尽管民营信用担保的工作与银行平常的借贷工作相差无几，从某种层面上理解，它可能还是银行职能的一个候补，但它从诞生那日起便赢尽中小企业、银行、政府三方面的掌声。

　　灰色资金的阳光通道

　　注册资金过亿的民营信用担保公司，背后还有着一个很大的问号：这些钱从哪里来？

　　而与此同时几组惊人的数字出现在我们身边，2000亿元的私募一直忙碌地活跃于股市；浙江全省的民间资金已达8300亿元，且现金的净投放每年都在60亿元以上；人民银行东莞支行近日提供的数据更显示，东莞个人银行存款已达1800亿元。

　　根据相关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目前的民间储蓄超过7万亿元，若加上居民持有的现金、国债、外汇等，实际民间金融资本的存量不少于10万亿元。

　　广州一位私募基金的经理告诉记者，2000年以前，不少闲置的民间资金都滞留在股市一级市场上。那时候的新股发行，只要有大额的资金去申购，中签的机会便多，而当时的“原始股”上市至少会有2倍的利润空间，经过的时间也只是两三个星期。这种时间短，利润高，无风险生意在新世纪前人人都愿意去做。所以，在2000年以前很多的民间闲置资金都搁置在证券公司的账户上。这些资金平时不做头寸的买卖，只是频繁地“抽新股”，在证券公司的大户室里也占据了过半席位。进入2000年，由于国家政策的改变，规定“新股的发行按股票持有人的市值配售”，也就是说手头上没有股票的个人不能参与“抽新股”。而国家此举意味着新股的发行与市场风险联系在一起，要获得新股的高额利润，必须承担一定的二级市场风险。这使很大部分“抽新股”一族的资金沉淀下来，而2001年秋夏之交的股市大崩盘，也令大部分的小规模私募基金灰飞烟灭，残余的私募基金如今也不敢在股市上轻举妄动，纷纷进入了休眠状态。

　　据他介绍，还有少部分的私募基金迁移到外地，进行高息拆借的“地下钱庄”生意。起初这些“钱庄”还是为朋友或亲戚提供融资帮助，而后来便逐渐演变成“洗黑钱”、“偷运外汇”的中介。而通过这些“钱庄”洗黑钱的成本也非常低，如以港币为例，银行的兑换牌价是1.08，而通过“钱庄”也只是1.10，“黑钱”到了境外还可以以亲友馈赠的方式流回来。

　　从官方公布的数字得知，潮阳、普宁两地从事骗取出口退税的一百多个犯罪团伙，仅从1999年至2000年6月，就虚开增值税发票金额323亿元，涉嫌偷骗税近42亿元。“地下钱庄”帮了多少忙，可想而知。有金融界学者认为，民营信用担保公司的试水，是顺应了当前民间金融资本健康发展的潮流。各方面的事实表明，原先一部分以民间借贷形式游离于正规金融机构、各大商业银行之外的资金有回流的趋势。这不失为对“地下钱庄”一个较好的招安办法。而2002年7月，民生银行在“地下钱庄”活跃的江浙一带开办个人委托贷款业务，也为广东民营信用担保公司的经营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和具体的操作细则参考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