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希望农民从农业产业化中真正得到利益

　　记者 邹建锋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绍兴市市长王永昌认为，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有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提高城市化水平，为农民创造向二、三产业转移的条件。“这样做直观的效果是减少了农民，而实际上则是增加另外那一部分农民的收入。”他介绍说，绍兴市近年来每年转移本地农村劳动力5万余人，加上吸收外来劳动力，每年转移农 村劳动力十多万人。2002年，绍兴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690元，远远高于2476元的全国平均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农业发展公司总经理成央珍说，浙江省近年来在农业产业化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其中突出表现在初步摸索出了一套“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在切实保护农民利益方面还有待完善。

　　成央珍说，由于一家一户小规模种植的农民在信息、技术、规模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在农产品丰收的时候，农产品加工企业就最大限度地压价，而一旦歉收，则市场上又出现“××大战”，争相抢购，使得农民在收益方面难以得到保障。她认为，农产品加工企业在用地、税收等方面都得到了政府的大量优惠政策，政府的本意是用这些政策来扶持加工企业的同时也让农民得到实惠，但事实上“这些企业的利润都很可观，因为国家的优惠和农民的利益都被他们拿去了。”

　　成央珍建议，政府应该采取切实的措施，让农民能够真正得到农业产业化进程中有关鼓励政策所带来的利益。

　　整饬农村“吏治”

　　对“减负”非常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衢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汪惠芳说，浙江自去年全面推开税费改革以来，农民负担明显下降，但是由于配套政策尚未到位，农民和基层农村干部担心农民负担可能会出现反弹。

　　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原因有几个：首先，在村级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实行税费改革之后，过去向农民摊派的一些费用被砍掉，乡村一级的收入相应减少，这使得乡村一级的经费开支捉襟见肘，不仅农村五保户的保养、管理费用短缺，村级学校的保养维修难以保证，部分行政村连村干部的工资和日常办公经费也难以为继。另外，现在的农村税费改革主要是靠政府的强有力推动。“什么时候上面的压力如果小了，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回潮。”

　　事实上一些地方的农民负担已经出现反弹。汪惠芳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村小电站承包给个人后，虽然一开始按照政府要求执行了每度0.54元的价格，但不久就涨到了0.8元以上。因为“承包老板要赚钱。农民是很朴实的，只能按照高价交钱。”

　　汪惠芳说，税费改革的确给农民带来了实惠，衢州当地农民的年人均负担从150元—200元下降到了100元—120元，为了使农民负担切实长期地减下去，建议尽快出台配套政策：一是加强财政的支持力度；二是增加对农村教育的转移支付；三是增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包括电网改造、水利设施建设，等等。

　　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嘉兴市农科院院长姚海根看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整饬农村“吏治”非常重要。他说，现在不同地方农民的负担有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地乡镇、村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有的干部的确做到了勤政爱民、高效廉洁，农民的负担就能真正地减轻。但是也有一些干部“成天逛来逛去，吃吃喝喝”，只知道向农民收这个费那个费。摊上这样的干部，农民真的有吃不完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