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搞民营银行？专家学者把脉中国银行业

　　本报记者刘黄

　　最近，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证券市场和金融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上，海内外学者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吴晓灵：所有制作用有限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研讨会上就银行改革的基本理论及发展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她提出，近几年，证券市场经历了从高峰到低谷过程，很多人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一个原因是央行对资金管得太严格，查处资金违规入市，限制了股票市场的资金供给，因此，使得股票价格难以上去，所以有些人寄希望于央行，要求在货币政策方面更加关注资产价格，让资金合理合法地流向金融市场。而另外一方面，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居高不下，又有人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证券市场结构不合理，直接金融过少而间接金融过多造成。由于银行承担了过多的贷款责任，当企业破产、经济结构调整时，银行不得不承担过多的转型经济的成本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她说，站在资本市场看银行觉得银行资金管理太严格，而站在银行看资本市场，认为由于资本市场发育不够使得银行承担了过多的企业间接融资的责任。她说，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关系应当在实践中予以深入研究。特别是客户的需求是研究发展的动力。由于银行是信用中介，风险不是储户直接承担，因此银行和投资者的利益并不是息息相关的，她认为这也造成了对银行的研究没有像对资本市场的研究那样深切的原因。国内对银行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宏观层面，而对居民企业的影响研究不够，吴晓灵希望今后的银行研究能够站在客户、投资者角度推动银行理论发展。

　　同时，吴晓灵以民营银行问题的发展和变化为例，提出了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一，目前人们期望出现真正的民营银行以改变银行业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但是从城市信用社的发展历程看，民营银行并没有因为非公经济的存在而具有更好的经营绩效。吴晓灵认为环境不同，所有制的改变是不可能完全改变金融机构的行为。她提出要研究：除了产权之外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最主要的是要改革哪几个方面，没有哪些方面的配套改革，产权改革就不能成功？另外，她表示，是中国金融体制结构支持了中国改革二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那么，在中国经济和金融的相互关系中，在中国特定的情况下，现在的金融改革里，有哪些是非改革不可的，有哪些具有积极意义，还需要在这个土壤上继续保留。

　　易纲：民企为何要做银行

　　中国货币委员会秘书长易纲指出，私人企业家进入民营银行业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进入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能够搭建一个平台，在更大的范围内利用金融资源。更直白地说，即进入以后能够更好地为自己的关联企业贷款，使得融资更便利；第二，进入银行证券保险，是因为将来他们可能上市，可以套现；第三，将金融业作为一个产业，进入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比国有银行、外资银行更好的金融服务，从服务中获得相应的回报。中国企业家看好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利润前景，因此他们想进入。

　　易纲以改革开放初期贵州省某地区包荒山初期，村民上山砍树，当政策确定长期稳定后，村民反而种树的例子解释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对民营企业开放金融业后所造成的金融风险问题。易纲提出，政策的制定应该使得进入者形成长期稳定的预期，减少“捞一把就走”的思想。

　　最后，易纲对中国银行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在金融领域，一定要坚持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并重的原则，凡是对外开放的一定可以对内开放。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在国有经济之外长出了一块非常有效的非国有经济。我们要将这个最成功的经验应用到金融领域，避免出现非国有即外资的尴尬局面。第二，在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有立法和监管上的主导设计。易纲教授建议，在今后，民营银行或者说所有的银行都不能够向关联企业贷款，要坚决堵住上述民营企业第一个想干银行的目的。第三，要加强监管，吸取过去只重“批机构”，监管和控制不够的教训。

　　张俊喜：防止流动性陷阱

　　北京大学教授张俊喜认为，现在很多国家进入了“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突然失灵。张俊喜认为，中国虽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但已受到其滋扰。他指出了其四个方面的表现，其一，是2002年11月的平均利率在亚洲居中下游，如此低的利率水平对继续依赖积极货币政策造成不可低估的困难。其二，我国去年1到11月的消费物价指数显示出轻微的通缩现象。其三，我国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在不断扩大，银行的处境因为大量不良资产的增加和外资银行的进入而更加困难。最后，我国实行固定汇率政策，不能利用汇率渠道来传导货币政策。况且，人民币有升值压力，与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背道而驰。他提出，总之，由于利率、汇率及银行信用渠道功效均有限，因此我国不适于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且要防止陷入流动性陷阱。

　　汤敏：民营银行要进行试点

　　亚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就加快民营中小银行试点的步伐进行了仔细分析。他认为，首先，要强调试点。由于金融改革有很大的风险，尤其是其核心部分银行业，更须谨慎。因此，要减少风险，没有太多选择，只能依靠试点。只有经过试点，才能摸索出适合目前情况的金融形式、体制和机构。

　　其次，要加快步伐，要强调多样性。要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金融形式，必须依靠试点，既然试了，就要强调多样性。我国银行改革目前已有多种试点，国有银行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及其他多种形式改革都在进行，但从多样性角度来看，还不够，还要在别的领域和别的形式多加一些试点，如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需要更多的市级商业银行；另外，我国有混合型参股，纯民营参股，但缺乏纯民营的地区性的银行形式。试点要有突破性，我国目前对民营银行已经有了突破，但突破领域较少。在利率、监管、准入、推出的方面应该有所创新。但有些最基本的方面不能突破，如股东“圈钱”问题，就不能突破。最后，试点要有时间性，要先进行很好的研究，做好充分准备，才能大规模推广，但试点本身的发展要加快，以免时间过长，经济形势发生的变化太大。且试点期间，其他改革应同时进行。

　　他最后说，中国经济发展最缺乏的是中小企业的贷款，而国际上成熟的经验是大中小银行并存的结构，我国服务于地区的小银行相对较少。另外，从国际经验看，主要形式为纯民营银行，我国在银行主流上缺乏纯民营银行，因此要在试点中补上。

　　林毅夫：改变金融结构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四大银行的改革固然重要，但从发展的角度来讲，最重要的是改变我国的金融结构，改变大银行与中小银行、国有与民营银行的结构的问题。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有三点：动员资金、配置资金、风险分散。他们的核心是资金配置的功能资金。未来能动员的资金的多寡功能决定了现有资金配置功能的好坏，配置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风险分散的程度。因此，金融结构的有效性取决于金融结构资金配置的有效性。所谓最有效的配置，是指将资金配置到国民经济中最有竞争力，最有成长潜力的产业的部门，而不是说要将资金配置到最大、最现代化、最高科技的企业。因此，一个国家最有效的配置以及金融结构的有效性可能依赖于每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国现阶段最有竞争力，最有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风险最小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或区段。这类产业和产业区段中企业的特性是劳动力密集以及中小型企业居多。因此，这个阶段的最有效配置以及金融结构的有效性的核心内容在于动员更多的资金支持劳动力密集的中小型银行，更多更好地服务于中小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