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评论员 王孔平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开始行使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的权利，同时承担世贸组织正式成员的相关义务。为此历时15年、“黑头发谈成白头发”的“入关”工程终于在2002年12月11日也有了周年庆。承诺将付出代价。那么银行是怎样“痛并快乐着”的呢？

　　至少在银行业服务市场，我们已经嗅着了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角逐优质客户、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新兴零售业务和城市金融业务的浓浓硝烟……

　　碎步快跑365

　　追溯至2001年11月10日，比“入世”早一月时间，央行率先公布了入世之后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时间表，中国承诺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的限制。

　　一是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WTO甫一加入，立即取消外资银行在上海、深圳、天津、大连的限制；在加入WTO元年内，取消在广州、青岛、南京、武汉的限制；在加入WTO两年内，取消在济南、福州、成都、重庆的限制；加入WTO三年内，取消在北京、珠海、厦门、昆明的限制；在加入WTO四年内，取消在西安、沈阳、宁波、汕头的限制；加入WTO五年内，取消全部的地域限制。外资银行届时在中国市场如脱缰野马，四面狂奔。

　　二是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客户限制。在加入WTO两年内，放开人民币的批发业务，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在加入WTO四年内，放开人民币的零售业务，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居民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

　　无论是预演还是实战，“入关”前后的中国银行业从垄断走向开放，大势不可逆转。国际金融公司纷至沓来，争相入股中资股份制商业银行。权威数据表明，外资在中资银行中最高持股比例至2001年底已经达到15%，资本之狼已经入室，中国银行业资本说话的时代在“入关”前有了合谐的伴奏。

　　中外资银行的肉搏战场始于上海、深圳、天津、大连以及广州、青岛、南京、武汉等地。地域限制保护的有效性在外资银行经营业务的强大辐射作用下，迅速震荡全国。

　　365天的忧虑和期待。银行业“入关”起了个大早，好歹没蹭晚集。

　　细分中国的银行体系不外有四：中央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工、农、中、建。“入世”谁的心底最为慌张抑或慌乱？

　　中央银行重在转变监管职能，不慌；股份制商业银行脱胎之初便按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来运作，不忙；城市商业银行系原城市信用社组建而成的银行，资产在全部银行资产中所占比重甚小，不乱；中国银行业的腰身非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莫属，它们在全社会存、贷资产总量中占有绝大比例，因此，“入世”它们最为慌张。

　　翻开纸张泛黄但内容弥新的1999年《财富》杂志，所披露的数据仍有说服力。其实我们的数根软肋，历历毕显。

　　盈利能力差。中国银行业的人均利润只有0.13万美元，美国是中国的41倍，德国是中国的45倍，英国是中国的40倍。

　　资本金不足，抗风险能力低。四大商业银行人均资本为2.28万美元，不足美国的12%，英国的15%，仅相当于德国的0.9%，日本的2.2%。

　　资产质量差。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达25%(最新数据亦在20%之上，四大国有银行已制定了降低不良贷款的时间表，每年消化不良资产2000亿元)，而国外银行大都是低于8%。

　　体制性弊病严重，非生利资产比重过高。四大商业银行的平均员工人数是美国的3倍，英国的4.8倍，德国的9.5倍，日本的27倍。

　　可以说，在WTO元年银行业是一边捂着外露软肋，一边跑步前行。

　　谁放出洋枪第一响？

　　2002年3月19日，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率先获准增资，营运资金增至5.9亿元人民币，并成为国内首家获准经营全面外汇业务的外资银行。可以说，花旗以外资银行身份在中国WTO元年放了第一枪。花旗浦西支行开业，标志着外资银行在华全面外汇业务正式启动。

　　此后，汇丰、渣打等外资银行不甘示后，宣布扩展其在上海的业务网络，增设支行，扩充营业面积，推出面向中国境内居民的外汇服务。汇丰集团的全球数据处理中心之一也落户上海，无疑外资银行已成默契，将上海看成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攻城掠池的桥头堡。

　　之后，花旗的黄金客户服务、汇丰的卓越理财服务以及渣打的优先理财服务等金融服务创新让国人大开眼界。

　　外资银行大有逼人上墙之势，中资银行应如何应对？目前中资银行的市场定位集中在为中小客户提供中间服务上，发挥其网点优势。但是，网点优势效应的发挥则必须通过银行提供优质的客户服务才能体现，否则优势将转变成劣势，反受网点之累。

　　事实上，数以万计的国有银行网点机构是按照省级行政区域，被人为分割成数十个相互独立的分行，单一分行的经营范围被严格限制在行政区划之内，业务拓展不得作区域渗透。网点多只是体现数量概念，反而凸现“划江而治”的小农意识，没有大视野。外资银行和一些股份制银行就没有这样的限制。花旗、汇丰等外资银行上海分行的服务可以自然延伸到华东地区乃至全国，在财务集中管理的格局下外资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尤其是给客户提供一揽子中间业务，一渠多用，渠道功效逐步放大。

　　当然，中资银行并没有被束手就擒。

　　首期发起股东有85家(包括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45家城市商业银行，12家农村信用社)、集多家金融机构联合组建的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3月26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于是国内银行卡有了专业的推广和组织机构。

　　从业务处理系统的建设看，中国银联建立和运营的跨行信息交换和资金清算系统，是以18个城市信息交换中心的系统为基础，对其信息交换中心系统进行了整合。

　　其实自2002年1月10日起，在北京等5个城市已经推出了统一的带有“银联”标识的银行卡，并将在2002年实现全国100个城市的跨行通用。到2003年，银联将联遍全国，藉整体实力抵御外资银行在零售业务方面的竞争。

　　木桶短板上的较量

　　20／80原则(即80%的利润来自20%的高端客户)适合于任何商业领域，银行业也不例外。外资银行能够提供多元化服务，它们进入中国市场率先瞄准中国商业银行现有的高端客户群。无疑跨国企业、三资企业、外向型企业、大型集团以及高新科技企业这些高端客户将成为外资银行争夺的目标。

　　有资料显示，160多家外资银行在华机构中的绝大多数，其客户对象仍然主要是三资企业。闹腾得沸沸扬扬的“爱立信倒戈事件”便是外资银行拼抢高端客户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2002年3月21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有关负责人谈到大量优质客户正在转移时，列举了南京爱立信通信有限公司突然凑足巨资，提前还清南京工商银行、交通银行19.9亿元的贷款，转而投向花旗银行怀抱，向其上海分行贷回等额数额的巨款。

　　4月11日,南京“爱立信倒戈事件”一波未平，浙江庆丰印染又起一波，风传向外资银行投怀送抱。

　　南京爱立信是南京市最大的外资企业，多年来一直由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和招商银行南京分行为其提供金融服务。但从2001年下半年起，南京爱立信陆续归还了中资银行的贷款。到2002年3月底在中资银行的贷款余额只剩下0.5亿元。同时，南京爱立信开始向外资银行贷款，2001年9月向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贷了6000万美元等值的人民币贷款；12月底与汇丰、渣打等外资银行签订了1亿美元等值的人民币贷款，2002年3月28日与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了金额为5亿元人民币的无追索权保理贷款协议。

　　“爱立信倒戈事件”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办理“无追索权应收账款转让业务”上。南京爱立信公司曾与中资银行进行回购性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业务。此种业务是爱立信公司以应收账款作为债权抵押向银行贷款，如果应收账款到期没有收回来，爱立信公司必须将此债权回购，损失由爱立信公司承担。为了转移风险，爱立信公司向中资银行申请办理无追索权应收账款转让业务，就是由银行买断其应收账款，全部承担买方的信用风险。参照国际惯例，应由保险公司与银行共同分担此项业务的权利和风险，由于国内保险公司无法对银行买断的应收账款提供债权保险，中资银行也就无法满足爱立信的“合理”要求。

　　有这个需求便有这个市场，爱立信公司转投承诺提供买断性服务的花旗银行，其实大可不必嘘声四起。

　　绕开中国银行传统成熟的存货业务，更多考虑的是资本的使用效益，开发市场处女地，也就是说外资银行专找中国银行业“木桶”的短板争战。中资银行欲在争夺中获胜，就必须进行金融创新，为客户提供品种更多、质量更优的金融服务。

　　仍然是花旗，还在中国市场挑起了对小额存款收费的“事端”。

　　吴先生在花旗银行存800美元却被收取6美元理财服务费，他将花旗银行告上了法庭，要求花旗银行赔礼道歉并赔偿34元的路费损失。其实从2002年5月30日花旗、汇丰等外资银行开办全面外汇业务以来，便对居民个人的小额存款实施收费制度。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规定，客户每月的日平均总存款额如果低于或等值于5000美元，须缴纳月服务费人民币50元或美金6元。汇丰银行北京分行也有类似做法。

　　花旗、汇丰等外资银行开始对个人小额存款进行收费，尽管这一做法在外国并不稀罕，但为数众多的人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花旗银行“歧视低端储户”一事，最后却催生出了中资银行呼吁收费的热潮。

　　与此同时，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李礼辉透露，中资银行正在酝酿对100元以下的账户收费。

　　在商言商。对于商业性企业，银行在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收取一定的费用，不仅可以增加银行利润，提升其竞争能力，更能促进银行不断改进服务水平，让消费者得到更多更好的服务。可以说是外资银行给我们洗了一次脑，让银行和银行的客户自抬身价。

　　高门槛是为了争得高端客户，高举高打。对于大客户而言，门槛是不复存在，而且还可以享有更多的服务。营销胜者必细分市场，外资银行实行的差别服务是基于对市场的细分，毫不迟疑将资源和服务放在能攫取最高回报的客户身上。永远牢记20／80原则。

　　德国战车猛撞房贷证券化围墙

　　染指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直是外资银行的梦想。

　　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早在2002年3月便与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一道饮下合作的葡萄美酒。麦格理银行通过在上海设立的独资子公司麦格理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为建行引荐按揭贷款客户，提供房屋贷款结算前风险评估和产权登记、抵押权登记等服务，一幅中间商的面孔闪现在中国房贷市场。

　　德国施豪银行来得更加“赤裸裸”，希望亲手发放住房按揭贷款。中国建设银行已决定与它成立合资公司，续就中国首家中外合资住房银行的姻缘。

　　随着福利分房政策的嘎然终止，1997年以来中国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业务以年均100%速度增长，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个人贷款额已愈千亿元。央行抬出的统计数据让银行家们兴奋不已。目前中国住房贷款余额逾7000亿元，而住房抵押贷款的需求量将会出现持续10—15年的高速增长。

　　银行开展住房贷款业务，与给房地产商提供贷款业务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住房贷款的坏账率仅有0.25%，成为银行最优质的资产之一，辅以信用增级措施，投资者承担的风险迅速释放。而通常高于国债利率的收益，使其成为银行拼抢的一块奶油蛋糕。

　　住房贷款的期限普遍很长，与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的短期性相矛盾，无疑房贷证券化将解决“短存长贷”引起的流动性障碍。专家透露，房贷证券化首先由银行把若干笔住房信贷资产汇集形成一个资产池，然后把资产池内的资产转让给一个特设的目的机构，由此机构以资产池内的资产为担保，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在发行之前，为了提高资产支持证券的等级，机构还将聘请证券评级机构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信用增级，最后再由证券承销商把资产支持证券销售给投资者。

　　搅皱一池春水的是发放住房贷款最多的两家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它们分别在2002年3月和4月向央行提交了证券化方案，同时在7月份遭到了否决。方案的否决并不代表路径被堵塞，建设银行锲而不舍在近期再次上奏修改方案。

　　随着入世，嗅着房贷证券化蛋糕香味的洋鼻子——另一驾德国战车，德意志银行也加入了进来。如果说它进入中国市场后一直主攻公司业务是悄悄地“进村”的话，10月底收购了中国第一家提供住房抵押贷款服务的中外合资公司——惠泽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近30%的股份，并将在未来3年内将其所持股份增至48%，它巧妙布局房贷市场便是在“开枪”了。

　　早在2002年2月底，惠泽中国公司由国际金融公司(IFC)、荷兰发展金融公司(FMO)和香港惠泽服务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成立，主营业务包括为中国的银行提供住房抵押贷款的发起、借款人信用评估，以及风险规避、资产组合管理等。凭借香港惠泽的专业经验和IFC、FMO的国际化背景，惠泽中国已经渐渐打开个人按揭贷款市场，与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北京市商业银行等签定了合作协议，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的合作之杯已高高举起。

　　据悉，惠泽中国公司的股东之一、香港惠泽控股在香港地区是屈指可数的房贷证券化“包装”公司之一，它联手的贷款机构包括了知名的汇丰、渣打、东亚等知名银行。

　　德意志银行收购惠泽中国公司的股权，一举绕开在中国入世5年内无法开展对居民开展住房按揭业务的篱笆，间接取得包括住房抵押在内的零售市场的准入证。房贷证券化在中国展开是迟早的事，外资银行找准潜力巨大的中国住房贷款抵押市场，算是找准了市场的盲点。

　　俄罗斯古谚说得好，“开端良好，等于成功的一半。”拨开市场浓烟，我们将看到中资银行胜数可断。

　　(本文作者系大鹏证券内刊主编wangkp213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