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剑平

　　沿海地区收入水平的提高自然会吸引来自内地劳动力的涌入，城市规模不断地扩大给农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只要中国整体工资水平不发生大幅度上涨，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展就不会引发诸如日本的“空洞化”

　　当前各国企业都在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不断扩大在海外生产和经营。但是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扩大会不会出现诸如日本的国内产业“空洞化”的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是否也会影响国内的就业并且恶化中国的国际收支？为此认真分析日本的经验教训可以给中国今后的发展一些启迪。

　　日本模式

　　以往日本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大多是伴随着日元汇率的不断上浮而加速的，可以说日本企业是被逼出去的。因为日元汇率的上浮影响了日本出口商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这要求与出口部门相关的日本制造业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来消化日元汇率上浮的不利影响。可以看到，日本的企业，诸如索尼、松下、日立等公司一直在创新，以保持他们的竞争力。然而，与出口无关的非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力却没有提高。日本的非贸易部门无功受禄，他们的工资也跟着涨了起来。

　　与劳动生产力同步提高的工资水平是无可非议的，但与劳动生产力提高无关的工资上涨却拖累了整个日本经济。日本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成本难以降低，导致企业不得不把工厂迁移海外。国内制造业数目的减少加上工资上涨的刚性，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现象比比皆是。日本的失业率一直处在战后最恶化的状态。

　　一般来说，一国与贸易部门相关的企业是该国最有竞争力的部门，而在日本，本来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就很大，日元汇率的上浮把原有的差距更加扩大化了。

　　我们也可以把上述问题的原因归结于日元汇率的上浮。但是日元汇率的上浮是迫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不断在累积和攀升，这种“一枝独秀”自然树大招风，以致美国等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在“广场协议”上强迫日元汇率大幅度地上浮。

　　为了对付日元急剧上浮，当时日本的对策之一就是“海外投资”，想用资本项目的逆差冲销经常项目的顺差。海外投资可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投入美国的证券市场的资本随着日元的持续上扬在不断“缩水”(日元的升值也就是以美元表示的资产贬值)。随后日本企业就掀起了到海外直接投资高潮。当然刺激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其他因素还有很多，例如，产品生命周期规律(在日本常常称之为“雁行形态”)的驱使，还带有绕过别国的贸易壁垒为目的的等等因素。

　　中国不会“空洞化”

　　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日本？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连年顺差，外汇储备已经仅次于世界第一的日本。去年在日本国内的学术界和产业界就放出舆论来，称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中国外贸顺差太大，总有一天会同过去的日本一样，被美国等国所逼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等到那时中国就被动了。既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20多年，客观上产业结构处于调整时期，加上中国沿海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越过1200美元(一般来说当一国步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200美元的阶段往往是其企业海外投资的起步时期)，与其让人民币升值，不如让中国企业“走出去”。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的资本来进行基础建设和解决就业等问题。但是中国尚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地区之间发展还很不平衡。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同时并存。改革开放初期引进的产业现在已经步入了调整时期，家电产品的国内市场已经处于饱和，刚刚崛起的民营企业家也开始把发展的目光投向海外。企业的海外投资必然会引起中国资本项目的适度逆差，这不仅可以冲销部分经常项目的顺差，减少来自美日等国的压力，而且可以培养出新的一代跨国企业，避开将来的贸易摩擦。要知道生产力的创造比财富本身(外汇储备的积累)更为重要。

　　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会不会加重国内失业问题？在国内某些产品市场处于饱和状态后，企业本身就面临着调整方向问题。只要企业的竞争力还存在，失业问题是可以化解的。

　　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贸易部门竞争力的提高并没有拉动了非贸易部门的工资水平。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的存在阻止了整体工资水平的提高。

　　中国的企业并不是为了降低成本才被迫到海外投资，而是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学习跨国经营的理念和获得国际市场信息才走出国门的。这与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驱动力有着根本的不同。

　　日本产业“空洞化”的最根本原因是高企不下的劳动力成本(工资水平)。中国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收入差距并不大。同时，这种差距不大还反映在两个部门真实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上。

　　要说中国的收入差距，其主要表现是在区域之间上。但同时，沿海地区收入水平的提高自然会吸引来自内地劳动力的涌入，城市规模不断地扩大给农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这些都是阻止收入水平攀升的要素。只要中国整体工资水平不发生大幅度上涨，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展就不会引发诸如日本的“空洞化”，从而殃及就业状况。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际金融报》 (2002年11月28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