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动机

　　本月初在广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性用品展销会上传出消息：国家对安全套的宣传管制有望解禁。在性病预防与市场需求的双重压力下，虽然解禁只是迟早之事，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离政策实施之日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基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观念及这一产品的特殊性，政府官员们还有许多顾虑要慢慢消除。

　　遭禁历程

　　“无忧无虑的爱”被勒令撤下

　　几乎所有的广告之战都是品牌之争。尽管早在1955年中国便开始自行生产安全套，但由于安全套一直以来都是由国家计生部门免费发放，温饱无忧的厂家压根不需要考虑做广告。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外来品牌安全套杀入中国市场，中国本土也兴起了一批颇具雄心的安全套厂家，当生存压力把他们推上开拓品牌之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闯进了一个禁区——

　　1998年10月，杰士邦以一句“无忧无虑的爱”，在广州的80辆公共汽车上亮出了中国第一条安全套广告，但33天后就被有关部门勒令撤下；

　　1999年11月28日，国家计生部门在中央电视台《中国人口》栏目播出一则公益广告，宣传安全套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但只播了一天便被停播；

　　2000年5月，“杰士邦”安全套广告牌再度现身武汉汉江桥旁一栋大厦，仅仅20个小时，该广告即被当地工商局撤下。

　　　……

　　两种阻力

　　推广安全套等于发放性执照？

　　每一次推广安全套的广告行为都引来一场轩然大波，最终以遭禁告终。至于禁止的原因，此前工商部门及媒体都无一例外地称其“违反广告法规定”，但本报记者经反复查证，发现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还是行业广告管理条例都没有相关规定。

　　某安全套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所谓的“规定”其实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1989年10月13日下发的一个《关于严禁刊播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的规定》。规定称：“一些有关性生活产品的广告向社会宣传，有悖于我国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无论这类产品是否允许生产，在广告宣传上都应当严格禁止。”

　　性学专家、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胡佩诚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政府部门作出这种规定的出发点是因为考虑到安全套会鼓励人们的性行为，而这样是很不道德的，更不能登大雅之堂。但专业人士则认为，安全套主要是用于防病与防孕，并不是性享乐的工具，因此不宜将其简单归入性用品行列。

　　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武汉一位政府官员一次在回答关于为什么要摘除安全套广告牌的问题时说：“如果在青年中推广使用安全套，就等于发放性执照、放弃性道德。”他认为，贞操是防止艾滋病的最好方式。

　　当然，官方的规定并不是安全套宣传上惟一阻力。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现实生活中一部分人的传统观念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据介绍，当1998年“杰士邦”在广州的公交车上挂出安全套广告横幅时，反响最大的首先就是广州市民——不少人向有关部门投诉，称这将“腐蚀青少年的心灵，败坏社会风气”；有的甚至将电话打到了“110”——类似的情况在不少省市都出现过。而国外品牌“杜蕾斯”的销售人员发现，安全套卖得最好的方式是把它放在离收银台最近的地方——大部分人都只习惯于在为其他商品付费前悄悄捎上一盒安全套。

　　中国现状

　　工商部门坚持计生部门着急

　　艾滋病蔓延中国已无净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安全套的推广使用及进行合理宣传，不同的政府部门观点并不一致。工商部门作为实施广告监管的执法部门，到目前为止仍然坚持——在法律尚未修改前没有商量余地。但另一方面，卫生部门及计生部门却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在艾滋病蔓延方面，中国最初只有一个小红点，后来变成了一片红，现在在全国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一块净土！”这是北京一位医学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原话。据专家测算，目前中国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已超过60万，若以现在每年约30%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

　　“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推广安全套。”预防艾滋病工作者们认为，这是政府工作人员必须掌握的一项常识。在他们看来，不让安全套做广告是不可理解的。

　　网上盛行性用品广告

　　不让安全套做广告是否就能阻止安全套厂家向公众宣传自己呢？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广告早已突围而出。

　　记者在一个门户网站的搜索引擎中输入“性用品”三字，马上搜出2万余条结果，其中两成以上卖的就是性用品。而令人担忧的是，为了吸引网民的眼球，这些广告极尽艳俗之能事，专家认为其产品介绍“夸大和胡编乱造之词无处不见”。据了解，现在通过网络了解并购买性用品(包括安全套)的人不在少数，但有多少人能获得满意的产品和服务，专家对此不表示乐观。

　　伪劣安全套扰乱市场

　　由于产品的特殊性，现在的安全套市场鱼目混珠情况严重。杜蕾斯广东总代理的负责人吕先生对此深有感触。“大部分人在购买安全套时不好意思货比三家，也不好意思问别人，只能凭自己的感觉作出选择。但如果有一些优质品牌，就会不一样。”

　　该公司品牌经理告诉记者，市场调查显示，中国的消费者比较喜欢跟着广告走，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让安全套做广告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作为一种日用品，安全套和其他产品一样满足着人民的日常需要，但却不能获得和其他产品一样平等的发展空间。”

　　据透露，由于市场不够规范，一些不重信誉的厂家将大量劣质产品出售给“包装公司”，再由“包装公司”将这些产品装进事先设计或伪造好的外包装中向外批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确定，自己买的安全套到底是不是安全。

　　“杰士邦”品牌经理江剑告诉记者，该公司自1998年在中国建立生产线，他们对行业状况作出的估计是：3年之内年销售量达到2亿只左右。然而截止去年，他们的年销售量是3000万只。“我们对自己的品牌很有信心，但由于安全套不许做广告，目前几乎没有领导品牌，消费者很难在几百种安全套品牌中，对其质量好坏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

　　尽管在过去4年中，“杰士邦”因为在广告宣传上“四处惹祸”，赚到了即使是做广告也达不到的关注度，但厂家并不认为这是个长久之计。

　　而据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中南社会调查研究所和武汉市社会学学会1年前在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珠海等17座大中城市做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6成的被采访者赞同安全套做广告。

　　政府心结

　　怕乱套还在犹豫

　　尽管这次媒体有点兴奋地报道说，“在广州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性用品展销会上首次传出有关‘安全套宣传管制有望解禁’的消息”，但事实上，早在2000年初，在一个由中国保健科技学会性医药保健专业委员会和中国人口学会生殖保健分会联合主办的安全套广告问题座谈会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广告监管司司长屈建民就提出了这一观点，只是当时未见诸报端而已。但问题的关键是，当时距1989年下发禁令已过去了12年，科学论证到如今又过去了近3年，政府部门还在疑虑什么？当中是否还存在什么让人进退两难的障碍？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和其他很多情况一样，在放开安全套广告的管制上也存在很多尴尬。”胡佩诚教授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官员们当前顾虑最多的也许是“如何改”，以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政府部门的态度能开放一些、明智一些，让老百姓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好东西”。

　　中国性学会理事邱鸿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并不认为12年前关于性用品广告“有悖于我国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的理由在今天还有什么现实意义。“中国已经开始在四大城市试行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今年上半年，广州计生委还提出将让中学生学会使用安全套，每年国家还要免费向老百姓发放10亿多只安全套，我们允许别人做，为什么不允许别人说呢？”他认为，有尺度地放开安全套宣传管制，不仅是政府的观念问题，更是一个生命工程——一定程度上它可以减少未婚少女的堕胎率以及减少人们感染艾滋病毒的机会，“不存在什么障碍让政府部门进退两难”。

　　“安全套广告开禁肯定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但我们认为完全可以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加以妥善解决。”“杰士邦”品牌经理江剑提出，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控制：首先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文字、声像、图案要文明、含蓄，重点强调公益性；其次在媒体的选择上，可以选出一些可以刊登安全套广告的专业报刊，为其辟出“专门通道”；在安全套电波广告的时段上也可以有所规定：如晚上10时以后之类。“最重要的是建立安全套广告的审批机制，审批人员也要从严把关”。

　　几家安全套生产厂家的人士都向记者表示，作为一心要走品牌之路的厂家，“我们希望解禁之路不会太长”。

　　中国安全套生产大事记

　　●1949年前，我国不能生产避孕套。解放后只在上海小作坊生产，其产品壁厚、易破、性感减弱。虽有少量进口，但价格昂贵。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提出要开展计划生育。1955年，国家在广州筹建避孕套生产厂。

　　●1965年，天津引进了一套日本避孕套联动生产线，产品实现机械化生产。

　　●1972年，在毛泽东主席倡议、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下，我国实行避孕药具向育龄夫妇免费供应。

　　●1981年，中央书记处提出“要用最好的工厂、最好的原料，生产出最好的产品”作为计划生育国策产品，避孕套的产品质量从此得到提高。

　　●1993年3月，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在北京阜成门内开张。

　　●1998年，世界安全套名牌“杜蕾斯”在中国正式扎根。同年，国产品牌“杰士邦”开始在全国各地策划一起又一起的广告风波，但最终都以被禁告终。

　　新快报记者周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