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中秋节，傅东辉独自一人呆在第一上海中心柴傅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桌上堆满了新的诉讼文件，显得格外孤独。但他认为，这种感觉远远不及他接到中国家电企业重返欧盟复审决议时的孤独，因为当时没有几个律师愿意为中国家电企业代理反倾销诉讼。在过去的一周内，傅东辉又成为家电业的知名人士，他数次召集国内7家彩电企业开会，反复说明重返欧盟后执行程序。

　　柴傅律师事务所进门处同时挂着显示北京时间和布鲁塞尔时间的大钟，从1992年开始介入国内彩电在欧洲遭遇反倾销案件以来，常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VBB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傅东辉开始在北京和布鲁塞尔往返，他已经习惯了掌握两个时间。

　　1992年开始，傅东辉开始介入国内彩电在欧洲遭遇反倾销案件，1995年作为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的代理律师参与了1995年复审的全过程，经历了包括中电的8家彩电企业的全军覆没，又经历了失败和欧盟取消“分别裁决”后无一企业应诉欧盟反倾销的痛心，三年后，经历了1999年厦华在“日落复审”前提出“临时复审”的惊喜与激动……

　　傅东辉喜欢用“医生”这个比喻来比喻“律师”这个职业，他说，律师不仅仅要向医生那样给企业解决“医疗”这样的纯技术性问题，有的时候更帮助企业克服“心理”问题。这正是10年以来，他目睹的中国彩电如何重返欧盟之路的过程。

　　-1988年——1992年：被动

　　和傅东辉一起给中国家电企业讲解如何执行重返欧盟程序的，还有比利时VBB律师事务所的律师Bellis先生，而Bellis作为欧洲《反倾销法》的起草律师，从20世纪80年代就为中国企业代理反倾销案件，他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立场转换。

　　9月20日，在Bellis登机返回比利时之前两小时，记者采访了这位高大魁梧的布鲁塞尔VBB律师，Bellis还能够记住他1986年来到中国的惊讶，“那个时候，我37岁，只去过日本、韩国，所以第一次来中国感到非常新奇，那个时候满街都是自行车，大街上没有高层建筑，每个人都穿着‘毛式夹克’。因为中国被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欧盟成员从来没有兴趣来对中国的市场考察，只是把中国的产品认定为倾销。”

　　1988年，正是欧盟对中国42厘米的彩电，俗称“小彩电”开始立案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的开始，1991年终裁，欧盟决定对中国国有企业统一征税，税率为15.3%，为期5年，其中对福日和华强三洋两家合资企业进行分别裁决，税率分别为13.1%和7.5%。傅东辉说，所谓单独裁决，是欧盟不用规定的统一税率，而是就实际情况给企业单独的税，1991年的裁决实际上在欧盟非常著名，因为这是当时欧盟第一次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分别裁决的案例。“当时的中国彩电出口量非常大，欧盟的这次裁决并没有把中国的彩电完全排除在外。”

　　而1992年，欧盟再次对中国的42厘米彩电提出立案反倾销时，才是对中国企业真正的打击。“现在有一种误解，说当时的企业不积极应诉，其实当时所有的企业都应诉非常积极。只是错过了欧盟提供证明材料的最后期限。”作为当时应诉彩电企业之一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的代理律师，傅东辉经历了所有的酸甜苦辣。

　　-1992年——1998年：失败

　　1992年，傅东辉作为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的代理律师，为国产彩电企业争取着自己的权利。“欧盟对中国彩电企业的裁决无疑有着很大的任意性”，傅东辉告诉记者，“比如欧盟当时判定国内彩电原产地的标准是使用中国彩电企业报关时的标准，而国内彩电报关时实际上原产地都标明的是中国。而并没有按照当时出口彩电大多是装配的实际情况。”傅回忆，当时国内出口的彩电使用的彩色显像管都是国外进口的，这是整个案件的突破口，如果能够让国内彩电企业提供出非原产地的材料证明，那么当时胜诉的可能性非常大。“土耳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当时欧盟对土耳其的彩电也进行了反倾销的立案，而当时土耳其几乎没有彩管生产厂家，利用这个突破口，土耳其争取到了出口欧洲的零税率。”

　　从此在半年时间内，傅东辉说服另外一家代理5个彩电生产企业的法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开始为游说国内企业提供非原产地证明而奔走。“在半年时间内，多次走访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对和中国进出口公司有业务联系的出口商进行反复说明。另外，通过机电商会的渠道对其他下属企业也进行情况说明。”傅说，一旦能够证明占彩电成本50%以上的彩管并非中国生产，进而证明中国彩电并非中国原产，那么国内彩电很有可能争取零税率或低税率。

　　但是，国内彩电还是没能搭上免税的末班车，中电毕竟是一家进出口公司，收集所有企业的证明材料毕竟是个漫长的过程，而其他企业也因为得到通知的时间过晚而失去了时机。“当所有的材料到手的时候，欧盟受理的最后时限已经过了。”傅形容，这是一次真正的全军覆没。

　　而1995年，欧盟正式取消“分别裁决”的做法。屋漏偏逢连阴雨。1995年也正是欧盟扩大的时间，此时，瑞典、芬兰、奥地利三个国家正式加入了欧盟，这意味着，这三个国家也加入到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中。傅说，此时，欧盟对应该1996年到期的小彩电提出复审，要求继续征收反倾销税，而大彩电的裁决也正好到期，这时欧盟决定对中国的“大小彩电”作为一个产品合并复审，对中国的彩电征税25.6%。

　　复审公布后，国内彩电业陷入了沉默之中。由于这次失败，使国内彩电对欧盟市场失去信心。之后欧盟对中国企业一再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国企业渐渐开始消极、沉默。由于悲观情绪导致的不应诉，导致欧委会最终在1998年对中国彩电征收44.6%的高额反倾销税。中国彩电自此被赶出欧盟市场。

　　-1999年——2002年：争取

　　人们把到期复审(也叫日落复审)之前，企业提出的复审称为“临时复审”。在欧盟市场损失惨重的厦华在1999年通过比利时大使馆找到了傅东辉，决定在欧盟的日落复审之前提出临时复审，而傅东辉决定再次为国内企业做一次艰难的争取。傅告诉记者，如果真的等到了日落复审时再应诉，那么国内企业将比现在被动得多，因为法律上只规定了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不完全取消高额的反倾销税，要不继续维持原来的高额反倾销税。没有第三种可能。

　　“所以说厦华提出的临时复审是及时的，这为彩电业争取了一次机会。”傅东辉告诉记者，按照1995年的模式再来思考这个案件是不客观的，中国企业这个时候没有在欧盟的出口，证明原产地问题已经没有意义。欧盟只要证明中国彩电有倾销的可能，就能够持续判定高额反倾销税的存在。而当时中国的年生产能力达到了4000万台，国内价格战连续不断，证明国内彩电有倾销倾向是很容易的。

　　而与欧盟达成承诺条款也是一种裁决形式，傅东辉说，为了争取承诺条款的达成，外经贸部、中国机电商会、VBB律师事务所开始了长达两年半的努力。“把主诉方飞利浦拉到谈判桌上是一个艰难的过程，”Bellis告诉记者，他无数次通过越洋电话与傅东辉交流看法，又无数次通过越洋电话与荷兰游说，但是改变主诉方的看法很难。傅东辉说，这次谈判的成功跟中国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中国外经贸部甚至与这个强硬的主诉方面对面的几次谈判都是无疾而终。这种情况一直僵持了很久。

　　真正扭转主诉方态度的因素是什么？傅东辉对着记者笑了，“是媒体，在意料之外，却是媒体的力量使欧盟以及主诉方的态度发生了改变。”Bellis说，主诉方有大量的商品销往中国，并且也在实行降价措施，而却把中国的产品拒之门外，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而一篇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的客观报道，使主诉方和被诉方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欧盟工业同意用承诺的有限开放的方式解决争端。

　　2002年8月29日，承诺公布，欧盟同意在中国严格执行承诺的条件下向欧盟销售数十万台彩电，不加收任何高额倾销税。欧盟的大门被中国打开了一道门缝。

　　-2002年9月： 执行与前进

　　故事并没有终止。傅东辉告诉记者，“路漫漫而修远。”承诺的执行并非易事。

　　而下一步紧锣密鼓地就进入了执行程序，傅东辉说，光承诺条款多达十几页纸。长虹北京分公司经理强军本周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条款看起来非常复杂，需要熟悉。而一家彩电海外销售部经理遗憾地说，欧盟规定的限价还是过高，而且规定了第二年还要增长，价格的壁垒并没有破除。没意思……而这个月又传来了7家中的一家彩电收购德国一家公司的消息，傅东辉十分紧张，“用别的方式进入欧洲，稍不注意就会违规。”而一旦违规，7家连坐。

　　Bellis走了，傅东辉却依然紧张地观察着企业的动向，他说，“医疗问题”解决了，还要时刻关注企业的“心理状况”。因为，这毕竟关注着中国企业在欧盟的未来。傅东辉说，这个时候鼓励所有的企业坐在一条板凳上，不要为争夺配额争吵，因为前进的道路上依然充满荆棘。

　　-两位律师简介

　　傅东辉：毕业于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LLM)，布鲁塞尔自由大学(LLM),曾在上海高等院校任讲师，并先后在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律师事务所任职。主要业务范围：国际贸易法，尤其擅长处理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以及与WTO有关的事务，兼并和收购，国际投资，国际仲裁，海关争议案件等

　　Mr.J.F. BELLIS：欧盟反倾销法领域最著名的律师和教授之一。其所撰写的是所有作反倾销人员的必备参考书，目前已三次再版，被誉为“反倾销的圣经”。曾在欧洲最高法院担任大法官助理，现为比利时VBB律师事务所主要合伙人,该所被欧盟官方网站公布为反倾销领域排名第一的律师事务所。BELLIS于1999年被指定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裁判庭(WTO PANEL)成员，处理美澳关于出口补贴案。他负责代理了中国在欧盟20%的反倾销案，如箱包案、手袋案、钨矿砂案等。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受中国政府的委托，参与了中国反倾销法的起草与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