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银行新近开办的“外汇理财工作室”业务是一个敏感话题。其实花旗等外资银行利用其境外业务优势早已在中国打开了个人外汇资产理财的“擦边球”。央行透露，《金融衍生品管理办法》目前正在通过政府有关审批程序

　　本报记者张小彩

　　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最敏感的话题莫过于“金融衍生工具”。但是就在上周，这个敏感的话题被民生银行再次公开地搬上了台面。

　　一系外需要“运用金融衍生工具使外汇资产保值增值”的金融产品被民生银行“非凡理财工作室”推出，并正式与新闻媒体见面。在此之前，以“理财工作室”名目流行于中国的外汇理财服务，一直是中资、外资银行乃至中资银行之间暗中较量又秘而不宣的领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外汇理财与一个敏感的话题——金融衍生品密不可分。

　　《财经时报》近日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金融衍生品管理办法》经过几轮讨论和修改，目前正在通过有关审批程序，可望在近期出台。管理办法可能在服务对象方面会有所突破，比如可能扩展到个人。

　　花旗银行暗中操作个人外汇理财

　　据业内人士介绍，早在1994到1995年间，外资银行的客户经理就开始从香港大批深入内地网罗客户。《财富》评选出的中国前100名富豪都已成为各外资银行的“囊中之物”。而时至今日，外资银行的目标客户群进一步放大，一般银行存款在5万到10万美元的客户便可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这些专门的客户经理每次北上之前，往往事先暗中锁定20个左右同类客户。这些客户从银行的客户经理与他们联系到见面，可能经历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

　　2002年春天，中国银行业协会、国债协会、财务公司协会和保险业协会共同在北京举办了中国第一届金融商品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会上，花旗银行可能是收获最大的一家参展单位。当时，花旗的展位就设在展厅的门口。客户只要一提到“外汇理财”，马上会有来自香港的所谓“离岸业务经理”上前热情接待。

　　在这些“离岸业务经理”的口袋中，一般会有一张向他做过咨询的客户的名单以及联系方式的卡片。他们会向咨询客户承诺：“你如果把钱拿到香港，我们可以帮你在香港开户并理财，比如进行保证金的外汇买卖和股票交易，以及其他衍生工具的交易。”但是，这些离岸业务经理的一个共同“原则”是不负责资金的汇出。但一位客户经理明确表示：“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汇出资金。”

　　中资金融机构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这些情况并非毫无察觉，但在个人外汇理财方面，他们似乎没有采取更为有效的行动。这与目前的政策有关。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法规处官员介绍，根据外汇管理政策，“目前国内金融机构禁止做这种业务”。

　　实际上，花旗银行的这种操作模式也是“打擦边球”。国家外汇管理局法规处曹小姐说，严格来讲，花旗银行在香港帮个人客户运用金融衍生产品理财，并没有直接违反外汇管理的规定。但间接鼓励客户汇出外汇资金，显然是与管理政策不一致。

　　中资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不会打这样的“擦边球”。一家中资银行的业务主管说：“就我们国有商业银行的激励机制而言，我没必要去冒这种政策风险。”

　　据央行公布的统计资料，到2002年7月末，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含外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为1444亿美元，其中个人储蓄存款868.5亿美元，占全部外汇存款60%以上。目前居民外汇投资渠道狭窄，除了即期实盘外汇买卖和B股，别无出路。而这些投资品种的收益都不理想。民生银行“非凡外汇理财工作室”首席营销官杨春萍说，这个工作室开张以来，有不少个人客户电话咨询，个人外汇理财需求是比较强烈的。

　　股份制商业银行率先“起义”

　　随着外资银行逐渐向内地渗透，中资银行个人高端客户和资金迅速流失在“看不见的战线”。中资银行反击的主战场是企业外汇理财。

　　这一战役由股份制银行首先发起。2000年9月，央行放开了300万美元以上企业存款的利息，各商业银行相继推出结构性存款，运用金融衍生产品组合，为企业进行委托资产管理，以达到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都来势凶猛。

　　企业外汇理财业务实际上最早始于国有商业银行，甚至到目前为止，国有银行仍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中国银行资金部业务人员介绍，中行的资产风险管理业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只有一两个客户；1999年中行开始现在意义上的外汇资产管理业务；2000年9月，大额外汇存款利率放开，出现了所谓结构性存款。目前在企业外汇理财方面，中国银行大约占50%的市场份额，工行、建行也占相当大比重。

　　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开展这项业务是被动的。一家国有商业资金部的人士告诉《财经时报》，他们并不乐于看到企业理财的发展，因为对银行来讲，一般存款的成本是最低的。他们在“半推半就”间开展这项业务。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动机就不同了。他们要增大市场份额，要不断增加服务品种，至少先从国有商业银行怀中抢走客户。

　　由于这种委托理财业务在中国被禁锢的时间较长，大部分中资银行还不具备报价和在国际市场上操作的能力，他们几乎都成为外资银行理财业务的代理商，通常做法是先将产品推荐给客户，然后到外资银行询价，再在外资银行提供的价位上加价报给自己的客户，而真正实施理财则托由外资银行完成。

　　由于委托外汇资产管理业务个性化非常明显，所以中资银行只能逐笔委托外资银行，成本不小。据说，目前只有中国银行可以做一些比较初级的产品，且大都也是把产品组合拆分成不同的部件转卖给外资银行。

　　由于目前一些外资银行还没有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按照中国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企业不能将非贸易背景的资金汇往海外直接委托海外银行管理。即使开设了分支机构，外资银行由于业务范围的限制，目前还不能提供配套服务。因此，他们愿意与中资银行合作，并通过这种合作了解中国的市场和客户。

　　伤脑筋的金融衍生工具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中资银行在企业外汇理财方面具有独到优势。例如民生银行新近推出“非凡理财工作室”，目标是在中资银行中第一个将外汇理财业务品牌化。他们在总行设立了理财室，在14个分行和100个支行各配备一名营销人员，以形成一个营销网络。

　　民生银行非凡理财工作室首席营销官杨春萍告诉《财经时报》，他们的外汇理财业务是一项“一揽子”业务，包括综合授信、国际结算、质押贷款、短期拆借、票据贴现、债券代理等多种配套服务，这是外资银行目前都不具备的。

　　但中国的金融市场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后，这种优势将会丧失。因为在这种运作模式中，中资银行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只是起到市场推广的作用，将来随着更有竞争力的外资银行出现，他们很容易被客户抛弃。

　　民生银行金融同业部总经理严俊伟对此并不担心，他说：“我们在同外资银行的合作中会学到很多东西。我们会培养自己的人才。”

　　金融衍生产品在国外已经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专家估计，衍生金融工具品种超过1200种。华尔街大金融公司一年从这些金融派生业务中获取的利润可高达5亿美元。

　　但是，金融衍生品在中国又是一个极度敏感的话题。1992年、1993年中国外盘期货和外汇保证金交易的无序发展，曾经让央行和政府高层伤透了脑筋。

　　据上海银行业人士介绍，1992到1993年是金融衍生品的活跃期。外盘期货和外汇保证金交易地下期货公司做，银行也做。由于缺乏监管，市场变得非常混乱，一些外商以期货经纪公司的名义诈骗钱财，南京“金中富”、深圳“百事高”、上海“润丰”、河南“财鑫”等，皆因期货纠纷而轰然崩塌。

　　徘徊在放与不放之间

　　据权威统计表明，1994年前后，全国有近300家期货公司，2／3以上从事境外期货交易，其中多数公司的客户亏损面超过90%。据估算，这些公司流出境外的保证金达100亿元人民币。再加国债期货风波，以及国内金融机构和有色金属冶炼企业操作外盘时的严重亏损，英国巴林银行百年基业毁于一旦等惨痛的案例，中国高层对衍生品顿生恶感。

　　1994年12月，中国证监会、国家外管局、国家工商局、公安部等联合发文，严厉查处非法外汇期货和外汇按金交易活动。从此，金融衍生品在管理层成为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

　　目前国内与衍生产品相关的外汇理财还处于不透明地带。国内商业银行近乎暧昧的业务操作，其实反映了央行对这个敏感话题的犹疑心态——“对金融衍生品究竟放还是不放？”

　　“放”的理由是，中国加入WTO后不再可能成为金融孤岛。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会影响到中国外汇资产和负债的实际价值，不断改制的企业会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资金效益。他们必然对银行提出理财需求。同时，国际市场上金融衍生品发展一日千里，而且银行在这种技术上的成长非一日之功。中资银行如果不尽快介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不放”的论据是，国有商业银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自律机制风险控制能力以及操作技术都不成熟，如果把握不好，可能损坏银行的信誉，影响金融安全。对此担心最大的莫过于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一位官员近日告诉《财经时报》，到目前为止，政府并没有一份文件对金融衍生产品专门做出过明确的规定。记者就此问题采访过多家商业银行，同样没有获得对相关政策轮廓比较清晰的描述。

　　据介绍，开展这项业务最为有利的间接依据，是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改革外币存贷款利率管理体制的通知》。这个文件中有这样的表述：“300万(含300万)以上美元或等值其他外币的大额外币存款，其利率水平由金融机构与客户协商确定，并报当地人民银行备案。”

　　一位金融专家曾经这样评价：在面对国有商业银行设计规章制度时，央行总会有一种“父爱和温情”。这种温情往往让央行对国有商业银行不知如何呵护。“其实谁都知道，背着抱着都不如让他自己走路，今天会走了明天才可能学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