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春 制图
本报驻京记者 庞瑞锋
百事(中国)之所以漠视灌装厂的利润表现,甚至不惜亏损,其真实意图有二:一是扩大浓缩液销量,小害不伤大利;二是亏损之后中方无力补亏,可借机完成控股。事实上,跨国公司在完成本土化的策略上大多如此。这种结局显然为中方所不乐见,于是结怨冲突。
四川百事与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之间仍然剑拔弩张,矛盾没有丝毫和缓,反而有升级迹象。
8月23日,四川百事在京约见数家媒体记者,召开了小范围的情况说明会。中方董事屈之的表示,四川百事将积极应对仲裁,并已聘请北京友邦律师事务所代理仲裁事宜。说明会进行得极为简短,历时30分钟。
对于仲裁双方而言,这可能是一场短期内无法结束的战争。因为按照斯德哥尔摩仲裁院规则规定,裁决将会在6个月内作出。本报于8月15日曾以《百事可乐的中国迷局》为题报道了双方之争,现在看来,故事才刚刚开局。
近期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在报道百事争端时,称“中国去年11月份入世,催生了一个跨国公司投身中国市场的新浪潮”,但是“在中国投资仍然是件风险之事”。
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引发此次双方之争,还是其他原因所致?本报更为详实的调查表明,正是由于不同投资主体之间的市场利益之争,最终令百事可乐与四川百事失和,并进而诉诸仲裁。
由于利益之争,与百事(中国)对抗的还不仅仅是四川百事。由于诸侯抗命,百事可乐在中国市场上正有陷入一场僵局的危险。向斯德哥尔摩提起仲裁不过是矛盾激化的一种外在表现。
24日,四川百事总经理胡奉宪在京接受了本报独家采访。他说:“他们希望通过仲裁,杀鸡儆猴,震慑其他怀有异心的灌装厂。”记者两度联系百事(中国),对方告知在仲裁期内,百事不愿发表过多看法。
四大诸侯抗命
从1981年在深圳建立第一家百事可乐灌装厂起,目前在中国的市场中,百事可乐已经拥有灌装厂14家。四川百事只是其中不大不小的一家。
如果这14家灌装厂全部是百事可乐的独资公司,或者至少是在百事可乐的完全掌控之下,也就不会有四川百事与百事(中国)的公开对垒。
逻辑虽然如此,但事实并不是如此展开。
实际上,百事可乐在中国的14家灌装厂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阵营:听命于百事(中国)的灌装厂,如北京百事、长春百事、天津百事、南昌百事、深圳百事、广州百事、福州百事等10家。
不大听命或基本不受百事(中国)控制的灌装厂有4家:上海百事、南京百事、武汉百事和四川百事。在百事眼中,这4家经常是抗命不遵的诸侯。当然,四川百事已经公开站到了百事(中国)的对立面上。
听命与否,取决于各个灌装厂的利益取向。
在10家与百事(中国)同气连枝的灌装厂中,大多数情况是百事是大股东,中方持小股;或者至少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百事手中。当然,其中也包括两家小灌装厂由中方控制,但由于仍然亏损,需要借助百事的力量走出泥潭。
百事(中国)一旦出台政策,这10家就相当于嫡系部队,听号令行事,坚决支持。
但是,上海、南京、武汉和四川4家百事灌装厂却经常充当反叛角色。在四川百事,中方持股73%,百事只占27%,居于小股东地位。双方当时在合同中约定,由中方控股,中方管理。上海、南京和武汉3家,虽然中方与百事各占50%的股份,但也采取中方管理,即实际控制权落在中方手中。
遇到具体利益之争时,4家由中方管理的灌装厂和10家听命于百事的灌装厂态度往往就泾渭分明。
正如本报此前分析的那样,百事(中国)实际上有两个利润来源:一是向灌装厂出售浓缩液;二是从各灌装厂的利润中分红。购买浓缩液几乎要占到整个灌装厂生产成本的20%,而按照业内人士的测算,实际浓缩液的生产成本只有其售价的10%左右。
胡奉宪以四川百事做过测算,百事在浓缩液上获得的利润相当于分红利润的3-4倍。要知道在14家灌装厂中,四川百事是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
显然,与从灌装厂利润分红相比,百事(中国)显然更钟情于浓缩液的利润。但是,对于浓缩液的价格,上海、南京、武汉和四川一直心怀不满。
胡奉宪说,百事(中国)曾支持四川百事降低售价,实行薄利多销,甚至可以不要利润。对百事(中国)来说,如果销售出更多的百事可乐,从浓缩液中赚取的利润就更多。由百事(中国)掌控的北京百事奉行的就是这一策略。
四川百事可不这么想。因为如果不能从卖出的百事可乐中赚钱,中方大股东就没有任何回报。上海、南京和武汉百事也是这样。
但是对百事来说,4家诸侯地位又举足轻重。目前,这4家灌装厂产品销量占了百事在中国总销量的46%,利润更是高达70%以上。百事(中国)除非想壮士断腕,否则难以集中施以惩戒。
据了解,上海百事与百事(中国)不睦程度,其实不亚于四川百事。但是上海百事的产能相当于四川百事的3倍,百事一旦拿上海百事开刀,容易伤筋动骨。何况在4家灌装厂中,四川百事被百事视为最不听话的一个。
不过,浓缩液价格并不是双方交恶的全部。
“协作会”结怨
令双方矛盾日深的焦点是在“协作会”问题上。
它的全称是“百事可乐中国装瓶商协作会”,成立于1996年。百事(中国)的初衷,是希望借此维护百事系统内的市场秩序,防止跨区销售。
但在四川百事等看来,它实际成为百事约束各灌装厂市场行为的工具。百事(中国)通过这一组织,是在谋取合同以外的利益。因为像涉及各个灌装厂的市场费投入、销售区域划分等重大问题,都是由协作会来决定。对于不听话的灌装厂,则采取罚款或缩小其销售区域等制裁措施。
全国有30多个省、市、自治区,百事在中国只有14个灌装厂。没有灌装厂的省份,百事内部一般称之为“白区”。按照百事以往的规则,有灌装厂所在的城市或省份,一般可视为其势力范围,其他灌装厂不得进入,即跨区销售。
在“白区”,大家都可以互相竞争,进行销售。百事(中国)则希望通过协作会,对销售区域作出规定。
四川百事对此向来不满。当初四川百事和重庆百事成立不久,百事曾做过一次势力划分。结果是重庆百事分得云南省和成都以东富庶的成都平原,而四川百事却只分得成都以西人烟稀少的阿坝、凉山等地区。
上海、南京、武汉和四川4大灌装厂,无论是销量、利润都处于强势地位,在销售市场上扮演进攻者的角色,并不希望在销售区域上完全看百事的眼色行事。何况,在当时合作或合资的合同中,并没有对销售区域作出明确的规定。
其他10家百事的“嫡系”灌装厂,则大多取守势,当然希望由百事(中国)出面,化解领地被蚕食的危险。如果市场大乱,各个灌装厂之间展开厮杀,肯定不符合
百事在中国的利益。但是对销售区域做出人为划定,又会招来4家公司的强烈不满。如果这些灌装厂都是由百事独资,如此划分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百事(中国)实际上面临的是不同的利益主体。
“我们四川百事中方是大股东,为什么要看小股东的脸色行事?”胡奉宪说。
由于存在浓缩液的供应,各灌装厂的前端命脉已经掌握在百事手中。胡奉宪认为,百事方面通过“协作会”,实际上想把各灌装厂的销售端也控制起来。“像销售区域、市场费投入甚至价格一旦由百事确定,各灌装厂实际上成了百事的OEM厂商。”
由于四川百事是出了名的不听话,近年来更是屡受制裁。1999年,四川百事宣布退出“协作会”。不过,百事方面表示,即使退出,也要接受“协作会”的决定。
这种不满情绪发展到最后,上海、南京、武汉和四川4家灌装厂联名,向民政部举报,认为“协作会”没有登记,是“非法组织”。今年6月26日,民政部一纸公文,责令百事“协作会”停止一切活动。
在百事(中国)眼里,这是“少数装瓶厂商近年来不顾客观事实,屡次向国家有关部门片面反映情况”,最终导致这一结果。并认为“随着协作会工作的停止,经过大家多年共同努力而形成的稳定市场秩序可能面临失控的危险”。
这笔账当然主要记在四川百事头上。
控制权争夺
4大诸侯不听话,原因在于中方握有控制权,而不是百事。如果百事能拿下控制权,一切争斗自然烟消云散。胡奉宪说,朱华煦以强势姿态出任百事(中国)的总裁后,就曾公开表示过,百事要控制企业。
这种姿态并不难理解。
当时,很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时,由于政策等多方面原因,在合资组建企业时,往往采取由中方控股。但外资并不甘心如此。现在可以看到的趋势是,随着中国入世,以及政策的松动,更多的外资希望能够控股合资企业,甚至采取独资方式。
为了取得控制权,百事(中国)也曾想出一些办法。这期间,就曾发生了后来被灌装厂商所称的“南京政变”。
在南京百事,也是实行中方管理。据知情者说,为了让南京百事听命于百事(中国),百事(中国)打算暗渡陈仓,成功地说服了即将上任的中方总经理,让其执行有利于百事(中国)的策略。但是事有不密,中方股东事先获悉了此事,将该总经理予以免职,重新任命了一位新的总经理。
在四川百事中,中方占大股,百事只占小股。可能的解决办法是,由百事出面,收购中方股份,占据大股东地位,进而拿下四川百事的控制权。
去年8月,四川百事召开董事会,朱华煦明确提出,希望将企业由中外合作变为中外合资。合资以后,百事要成为大股东。
胡奉宪坚决拒绝。
因为他看到了前车之鉴。在变为合资前,北京百事一直赢利,但合资不久就转为亏损。由百事持大股的重庆百事与四川百事几乎同时起步,但到现在已累计亏损6000多万元。
尤为可惜的是,天府可乐在与百事可乐合资组建重庆百事前,天府可乐曾是国内饮料界的知名品牌,公司一直保持赢利。鼎盛时期,天府可乐在全国有100多个工厂。现在,谁还知道天府可乐呢?
由于有浓缩液的利润支撑,百事(中国)对亏损并不担心。不过,四川百事可不愿玩这种亏损游戏。胡奉宪还担心,变为合资以后,如果公司亏损,按照股东的权利义务,股东需要补亏。
如果中方股东无力补亏,只能减少股份。这种事情已经开始在重庆百事身上应验。
胡奉宪提出,如果百事(中国)想掌控四川百事,也不是没有解决之道。在转为合资后,百事(中国)可以承包四川百事,前提是要保证中方股东一定的利润。可能百事觉得这样做并不合算,对胡的提议不予认同。
无可奈何之下,今年1月四川百事管理层任期届满,百事想更换新人。中方控股股东却以业绩优秀为由,对胡奉宪为首的管理层继续留任。百事(中国)认为是非法管理层,不予承认。
据了解,目前同样不获百事(中国)认可的管理层,还包括上海百事和武汉百事。控制权问题没解决,因市场利益不同而引发的矛盾也就无从化解。
矛盾激化
7月12日,青岛,4大灌装厂与百事(中国)矛盾激化到顶峰。
由百事(中国)出面,召集14家灌装厂的总经理级人物赴青岛开会。会议通知函称,由于协作会停止工作,会议将重点研究跨区销售问题,因为跨区销售如果死灰复燃,各装瓶厂的特许专营销售区域必然遭到冲击。
这次各怀心思的会议,后来成了引发百事(中国)要求仲裁的直接导火索。
它的一个重要背景是,6月25日,由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和海关总署发布了一个公告,旨在调整外国牌号碳酸饮料管理工作。公告称,由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牵头组织供需双方协商浓缩液价格。此外,还包括协调中方与外方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沟通等。
如果由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出面,它将取代百事以前的协作会功能。趁具体规定还未出台前,百事率先在青岛牵头开会,以期在跨区销售的管理问题上形成共识。在与会者四川百事中方董事屈之的看来,这实际上是另起炉灶,搞一个类似于“协作会”的翻版。
只有13家灌装厂代表到会。会议由百事(中国)总经理李春佳主持。但是会议分歧之大,恐怕是百事历次会议所没有的。
在由谁牵头讨论跨区销售问题上,13家灌装厂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9家百事的嫡系灌装厂支持百事,认为跨区销售必须得到控制,并应由品牌拥有者百事出面协调。
上海、南京、武汉和四川4大诸侯则坚决反对。武汉百事总经理仇青山首先表态,不同意由百事公司牵头。他认为,在民政部刚刚发文的情况下,成立另一个组织是不合适的。上海百事也认为不要再走“协作会”旧路,要合法行事。
会议期间,由于这4大灌装厂代表始终不同意由百事牵头,并坚持要按公告精神办事,李春佳要求把其“请出会场”。青岛会议最后陷入僵局,李春佳只能宣布会议结束。
当天晚上,在没有这4家灌装厂商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在百事(中国)的主持下,另外9家灌装厂商签署了一个多边协议。
4家灌装厂也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两天后,4家公司向朱华煦和李春佳联名致函,称“在会议上受到了粗暴对待”,并表示拒绝接受“故意背着和排斥我们的情况下所通过的任何决议或规定”。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只需要一个体面的理由,双方就可以公开撕破脸皮了。
这种理由并不难找。
8月1日上午9时,代表百事(中国)的律师和会计师来到四川百事门口,要求按照事先给予的通知,进行审查、审计和检查工作。但是,一行人被门卫拒之门外。
百事(中国)在随后发往四川百事的传真中,认为这是“严重的违约行为”。四川百事则称,所谓的联合审计活动,是一次有预谋的行为,用意完全在于制造事端。
不管怎么说,8月2日下午,百事(中国)已经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称已就与四川百事的争端,向斯德哥尔摩商会提出仲裁申请,对方已经受理。当时,斯德哥尔摩人应该还在睡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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