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庞瑞锋

　　百事(中国)之所以漠视灌装厂的利润表现，甚至不惜亏损，其真实意图有二：一是扩大浓缩液销量，小害不伤大利；二是亏损之后中方无力补亏，可借机完成控股。事实上，跨国公司在完成本土化的策略上大多如此。这种结局显然为中方所不乐见，于是结怨冲突。

　　四川百事与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之间仍然剑拔弩张，矛盾没有丝毫和缓，反而有升级迹象。

　　8月23日，四川百事在京约见数家媒体记者，召开了小范围的情况说明会。中方董事屈之的表示，四川百事将积极应对仲裁，并已聘请北京友邦律师事务所代理仲裁事宜。说明会进行得极为简短，历时30分钟。

　　对于仲裁双方而言，这可能是一场短期内无法结束的战争。因为按照斯德哥尔摩仲裁院规则规定，裁决将会在6个月内作出。本报于8月15日曾以《百事可乐的中国迷局》为题报道了双方之争，现在看来，故事才刚刚开局。

　　近期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在报道百事争端时，称“中国去年11月份入世，催生了一个跨国公司投身中国市场的新浪潮”，但是“在中国投资仍然是件风险之事”。

　　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引发此次双方之争，还是其他原因所致？本报更为详实的调查表明，正是由于不同投资主体之间的市场利益之争，最终令百事可乐与四川百事失和，并进而诉诸仲裁。

　　由于利益之争，与百事(中国)对抗的还不仅仅是四川百事。由于诸侯抗命，百事可乐在中国市场上正有陷入一场僵局的危险。向斯德哥尔摩提起仲裁不过是矛盾激化的一种外在表现。

　　24日，四川百事总经理胡奉宪在京接受了本报独家采访。他说：“他们希望通过仲裁，杀鸡儆猴，震慑其他怀有异心的灌装厂。”记者两度联系百事(中国)，对方告知在仲裁期内，百事不愿发表过多看法。

　　四大诸侯抗命

　　从1981年在深圳建立第一家百事可乐灌装厂起，目前在中国的市场中，百事可乐已经拥有灌装厂14家。四川百事只是其中不大不小的一家。

　　如果这14家灌装厂全部是百事可乐的独资公司，或者至少是在百事可乐的完全掌控之下，也就不会有四川百事与百事(中国)的公开对垒。

　　逻辑虽然如此，但事实并不是如此展开。

　　实际上，百事可乐在中国的14家灌装厂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阵营：听命于百事(中国)的灌装厂，如北京百事、长春百事、天津百事、南昌百事、深圳百事、广州百事、福州百事等10家。

　　不大听命或基本不受百事(中国)控制的灌装厂有4家：上海百事、南京百事、武汉百事和四川百事。在百事眼中，这4家经常是抗命不遵的诸侯。当然，四川百事已经公开站到了百事(中国)的对立面上。

　　听命与否，取决于各个灌装厂的利益取向。

　　在10家与百事(中国)同气连枝的灌装厂中，大多数情况是百事是大股东，中方持小股；或者至少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百事手中。当然，其中也包括两家小灌装厂由中方控制，但由于仍然亏损，需要借助百事的力量走出泥潭。

　　百事(中国)一旦出台政策，这10家就相当于嫡系部队，听号令行事，坚决支持。

　　但是，上海、南京、武汉和四川4家百事灌装厂却经常充当反叛角色。在四川百事，中方持股73%，百事只占27%，居于小股东地位。双方当时在合同中约定，由中方控股，中方管理。上海、南京和武汉3家，虽然中方与百事各占50%的股份，但也采取中方管理，即实际控制权落在中方手中。

　　遇到具体利益之争时，4家由中方管理的灌装厂和10家听命于百事的灌装厂态度往往就泾渭分明。

　　正如本报此前分析的那样，百事(中国)实际上有两个利润来源：一是向灌装厂出售浓缩液；二是从各灌装厂的利润中分红。购买浓缩液几乎要占到整个灌装厂生产成本的20%，而按照业内人士的测算，实际浓缩液的生产成本只有其售价的10%左右。

　　胡奉宪以四川百事做过测算，百事在浓缩液上获得的利润相当于分红利润的3-4倍。要知道在14家灌装厂中，四川百事是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

　　显然，与从灌装厂利润分红相比，百事(中国)显然更钟情于浓缩液的利润。但是，对于浓缩液的价格，上海、南京、武汉和四川一直心怀不满。

　　胡奉宪说，百事(中国)曾支持四川百事降低售价，实行薄利多销，甚至可以不要利润。对百事(中国)来说，如果销售出更多的百事可乐，从浓缩液中赚取的利润就更多。由百事(中国)掌控的北京百事奉行的就是这一策略。

　　四川百事可不这么想。因为如果不能从卖出的百事可乐中赚钱，中方大股东就没有任何回报。上海、南京和武汉百事也是这样。

　　但是对百事来说，4家诸侯地位又举足轻重。目前，这4家灌装厂产品销量占了百事在中国总销量的46%，利润更是高达70%以上。百事(中国)除非想壮士断腕，否则难以集中施以惩戒。

　　据了解，上海百事与百事(中国)不睦程度，其实不亚于四川百事。但是上海百事的产能相当于四川百事的3倍，百事一旦拿上海百事开刀，容易伤筋动骨。何况在4家灌装厂中，四川百事被百事视为最不听话的一个。

　　不过，浓缩液价格并不是双方交恶的全部。

　　“协作会”结怨

　　令双方矛盾日深的焦点是在“协作会”问题上。

　　它的全称是“百事可乐中国装瓶商协作会”，成立于1996年。百事(中国)的初衷，是希望借此维护百事系统内的市场秩序，防止跨区销售。

　　但在四川百事等看来，它实际成为百事约束各灌装厂市场行为的工具。百事(中国)通过这一组织，是在谋取合同以外的利益。因为像涉及各个灌装厂的市场费投入、销售区域划分等重大问题，都是由协作会来决定。对于不听话的灌装厂，则采取罚款或缩小其销售区域等制裁措施。

　　全国有30多个省、市、自治区，百事在中国只有14个灌装厂。没有灌装厂的省份，百事内部一般称之为“白区”。按照百事以往的规则，有灌装厂所在的城市或省份，一般可视为其势力范围，其他灌装厂不得进入，即跨区销售。

　　在“白区”，大家都可以互相竞争，进行销售。百事(中国)则希望通过协作会，对销售区域作出规定。

　　四川百事对此向来不满。当初四川百事和重庆百事成立不久，百事曾做过一次势力划分。结果是重庆百事分得云南省和成都以东富庶的成都平原，而四川百事却只分得成都以西人烟稀少的阿坝、凉山等地区。

　　上海、南京、武汉和四川4大灌装厂，无论是销量、利润都处于强势地位，在销售市场上扮演进攻者的角色，并不希望在销售区域上完全看百事的眼色行事。何况，在当时合作或合资的合同中，并没有对销售区域作出明确的规定。

　　其他10家百事的“嫡系”灌装厂，则大多取守势，当然希望由百事(中国)出面，化解领地被蚕食的危险。如果市场大乱，各个灌装厂之间展开厮杀，肯定不符合

　　百事在中国的利益。但是对销售区域做出人为划定，又会招来4家公司的强烈不满。如果这些灌装厂都是由百事独资，如此划分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百事(中国)实际上面临的是不同的利益主体。

　　“我们四川百事中方是大股东，为什么要看小股东的脸色行事？”胡奉宪说。

　　由于存在浓缩液的供应，各灌装厂的前端命脉已经掌握在百事手中。胡奉宪认为，百事方面通过“协作会”，实际上想把各灌装厂的销售端也控制起来。“像销售区域、市场费投入甚至价格一旦由百事确定，各灌装厂实际上成了百事的OEM厂商。”

　　由于四川百事是出了名的不听话，近年来更是屡受制裁。1999年，四川百事宣布退出“协作会”。不过，百事方面表示，即使退出，也要接受“协作会”的决定。

　　这种不满情绪发展到最后，上海、南京、武汉和四川4家灌装厂联名，向民政部举报，认为“协作会”没有登记，是“非法组织”。今年6月26日，民政部一纸公文，责令百事“协作会”停止一切活动。

　　在百事(中国)眼里，这是“少数装瓶厂商近年来不顾客观事实，屡次向国家有关部门片面反映情况”，最终导致这一结果。并认为“随着协作会工作的停止，经过大家多年共同努力而形成的稳定市场秩序可能面临失控的危险”。

　　这笔账当然主要记在四川百事头上。

　　控制权争夺

　　4大诸侯不听话，原因在于中方握有控制权，而不是百事。如果百事能拿下控制权，一切争斗自然烟消云散。胡奉宪说，朱华煦以强势姿态出任百事(中国)的总裁后，就曾公开表示过，百事要控制企业。

　　这种姿态并不难理解。

　　当时，很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时，由于政策等多方面原因，在合资组建企业时，往往采取由中方控股。但外资并不甘心如此。现在可以看到的趋势是，随着中国入世，以及政策的松动，更多的外资希望能够控股合资企业，甚至采取独资方式。

　　为了取得控制权，百事(中国)也曾想出一些办法。这期间，就曾发生了后来被灌装厂商所称的“南京政变”。

　　在南京百事，也是实行中方管理。据知情者说，为了让南京百事听命于百事(中国)，百事(中国)打算暗渡陈仓，成功地说服了即将上任的中方总经理，让其执行有利于百事(中国)的策略。但是事有不密，中方股东事先获悉了此事，将该总经理予以免职，重新任命了一位新的总经理。

　　在四川百事中，中方占大股，百事只占小股。可能的解决办法是，由百事出面，收购中方股份，占据大股东地位，进而拿下四川百事的控制权。

　　去年8月，四川百事召开董事会，朱华煦明确提出，希望将企业由中外合作变为中外合资。合资以后，百事要成为大股东。

　　胡奉宪坚决拒绝。

　　因为他看到了前车之鉴。在变为合资前，北京百事一直赢利，但合资不久就转为亏损。由百事持大股的重庆百事与四川百事几乎同时起步，但到现在已累计亏损6000多万元。

　　尤为可惜的是，天府可乐在与百事可乐合资组建重庆百事前，天府可乐曾是国内饮料界的知名品牌，公司一直保持赢利。鼎盛时期，天府可乐在全国有100多个工厂。现在，谁还知道天府可乐呢？

　　由于有浓缩液的利润支撑，百事(中国)对亏损并不担心。不过，四川百事可不愿玩这种亏损游戏。胡奉宪还担心，变为合资以后，如果公司亏损，按照股东的权利义务，股东需要补亏。

　　如果中方股东无力补亏，只能减少股份。这种事情已经开始在重庆百事身上应验。

　　胡奉宪提出，如果百事(中国)想掌控四川百事，也不是没有解决之道。在转为合资后，百事(中国)可以承包四川百事，前提是要保证中方股东一定的利润。可能百事觉得这样做并不合算，对胡的提议不予认同。

　　无可奈何之下，今年1月四川百事管理层任期届满，百事想更换新人。中方控股股东却以业绩优秀为由，对胡奉宪为首的管理层继续留任。百事(中国)认为是非法管理层，不予承认。

　　据了解，目前同样不获百事(中国)认可的管理层，还包括上海百事和武汉百事。控制权问题没解决，因市场利益不同而引发的矛盾也就无从化解。

　　矛盾激化

　　7月12日，青岛，4大灌装厂与百事(中国)矛盾激化到顶峰。

　　由百事(中国)出面，召集14家灌装厂的总经理级人物赴青岛开会。会议通知函称，由于协作会停止工作，会议将重点研究跨区销售问题，因为跨区销售如果死灰复燃，各装瓶厂的特许专营销售区域必然遭到冲击。

　　这次各怀心思的会议，后来成了引发百事(中国)要求仲裁的直接导火索。

　　它的一个重要背景是，6月25日，由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和海关总署发布了一个公告，旨在调整外国牌号碳酸饮料管理工作。公告称，由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牵头组织供需双方协商浓缩液价格。此外，还包括协调中方与外方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沟通等。

　　如果由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出面，它将取代百事以前的协作会功能。趁具体规定还未出台前，百事率先在青岛牵头开会，以期在跨区销售的管理问题上形成共识。在与会者四川百事中方董事屈之的看来，这实际上是另起炉灶，搞一个类似于“协作会”的翻版。

　　只有13家灌装厂代表到会。会议由百事(中国)总经理李春佳主持。但是会议分歧之大，恐怕是百事历次会议所没有的。

　　在由谁牵头讨论跨区销售问题上，13家灌装厂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9家百事的嫡系灌装厂支持百事，认为跨区销售必须得到控制，并应由品牌拥有者百事出面协调。

　　上海、南京、武汉和四川4大诸侯则坚决反对。武汉百事总经理仇青山首先表态，不同意由百事公司牵头。他认为，在民政部刚刚发文的情况下，成立另一个组织是不合适的。上海百事也认为不要再走“协作会”旧路，要合法行事。

　　会议期间，由于这4大灌装厂代表始终不同意由百事牵头，并坚持要按公告精神办事，李春佳要求把其“请出会场”。青岛会议最后陷入僵局，李春佳只能宣布会议结束。

　　当天晚上，在没有这4家灌装厂商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在百事(中国)的主持下，另外9家灌装厂商签署了一个多边协议。

　　4家灌装厂也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两天后，4家公司向朱华煦和李春佳联名致函，称“在会议上受到了粗暴对待”，并表示拒绝接受“故意背着和排斥我们的情况下所通过的任何决议或规定”。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只需要一个体面的理由，双方就可以公开撕破脸皮了。

　　这种理由并不难找。

　　8月1日上午9时，代表百事(中国)的律师和会计师来到四川百事门口，要求按照事先给予的通知，进行审查、审计和检查工作。但是，一行人被门卫拒之门外。

　　百事(中国)在随后发往四川百事的传真中，认为这是“严重的违约行为”。四川百事则称，所谓的联合审计活动，是一次有预谋的行为，用意完全在于制造事端。

　　不管怎么说，8月2日下午，百事(中国)已经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称已就与四川百事的争端，向斯德哥尔摩商会提出仲裁申请，对方已经受理。当时，斯德哥尔摩人应该还在睡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