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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之
挟着销售额过270亿美元、全球第二大饮料公司名头的百事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20年来，第一次遇上了真正的难题。
“我们真的是忍无可忍了”。百事可乐在中国的业务、投资执行机构——百事(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春佳8月5日在北京透露，百事公司已在更早几天，向设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出仲裁，要求依法终止与在四川成都设立的合作企业——四川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百事)的所有合作合同和协议，并要求合作企业中方就其违约违规行为给予经济赔偿。
百事可乐亚太区业务的首席法律顾问王捷介绍，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所谓“终止与四川百事的所有合作合同和协议”，有三个层面的具体内容：一是作为百事可乐商标拥有者的母公司百事可乐，与四川百事终止百事可乐商标使用许可；二是终止百事可乐在中国直接管理控制的浓缩液厂家，同四川百事的浓缩液供应合同；三是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四川百事中方终止所有合作合同。
无论从何种角度解读，这都是一个令人吃惊的“重大事件”。
在李春佳总经理看来，20年间与主要竞争对手在策略、营销，乃至广告上的直接碰撞，反倒没有什么“有失常态”的地方。
而本应该是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的四川百事公司合作中方，却因为对每年都可创造不薄利润的四川百事的实际控制权，同百事可乐、乃至原先的合资中方的主管单位——四川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展开了长达数年的纷争。
自从去年7月份四川百事中方——名义上仍为最初合作时的四川省广播实业开发公司，实际上已变更为四川省韵律实业开发公司——牵头召集百事可乐在中国市场的15家合资(合作)罐瓶厂中的14家，在成都秘密聚会，并且，按照四川百事中方当时接受本报记者的说法，那次聚会的议题只有一个：“14家罐瓶厂的中方代表，如何联合在一起，应对百事在中国的垄断经营。”李春佳总经理随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那次会议，百事可乐事前没有收到任何邀请，事后也没有收到关于会议内容的任何通报。”百事可乐公关总监杨美虹女士对那次罐瓶厂会议还补充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四川百事中方，那次会议上发言“攻击”百事可乐的，其实还只有另两家罐瓶厂。
而当时四川百事合作中方则在尽可能多的场合历数百事可乐的“罪状“，如“百事可乐垄断浓缩液价格”、“压制中方自创饮料品牌”等等。
不管怎么说，自14家百事罐瓶厂“成都会议”后，猜忌和攻击，已经成了四川百事的“家常便饭”。
由于媒体的反复放大，“保护民族饮料工业“，一时间似乎也成了四川百事风波的主题。然而，本报自去年年中就开始对四川百事予以持续关注，记者手头掌握的大量一手材料，恰恰表明，对四川百事实际控制权的争夺，才是百事可乐、四川百事合作中方、四川省广电局等各方纷繁芜杂的利益纠纷背后的真正核心。
利益之结
各方潜在的利益冲突，其实从1993四川百事成立伊始，就已埋下。
根据四川省广电局2001年对四川省脱钩工作办公室的一份回函(川广字(2001)24号)，当初四川广电巨牵头同美国百事可乐集团合作成立四川百事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筹集资金发展四川省广播电视事业”。
回函中就此具体提到：“为保证广播电视飞速发展对资金的大量需要，并努力减省财政的压力，我局按改革开放方针，走‘引进外资’、兴办实业、多渠道积累资金的道路，为全省的微波线路建设、广播电视高塔建设、及省彩电中心等筹集资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四川省广电局经过四年的艰苦谈判，在“四川省委、省政府及省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于1993年年初同美国百事达成了“引进外资发展广播电视事业，促进四川经济发展的一揽子计划。”为组建四川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当时四川省广电局煞费苦心，出资200万元成立“四川省广播电视实业开发公司”，其法定代表人由广电局直属单位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职工胡奉宪担任。
1993年8月18日，四川省广电实业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广电实业”)与百事可乐正式签订合同，合作经营四川百事，中方占股73%，百事可乐占股27%。四川百事的董事长，仍由胡奉宪出任。四川省广电局这样解释广电实业开发公司成立时的200万出资：广电局“自有预算外资金40万元，自有房屋汽车设备折价153万元，自有文件柜等流动资产7万元，合计200万元拨给实业公司作注册资金。”然而冲突，很快在注册资本这一环节上爆发。
1995年4月10日，广电实业提交报告要求四川广电局调整公司注册资本，提出除“移交原保险柜等资产共计11362。78元作为实收资本”，并得到了广电局计财处的文件批复。
按照四川广电局方面的说法，一得到同意调整注册资本的批复，广电实业“即在199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中，将实收资本调整为11362。78元，并开始由该公司个别人员四处散布，以图达到将部分国有资产转到私人手中。。。。。。”
不过，在次年的工商年检中，四川省工商管理部门要求广电实业恢复实收资本金为200万元，四川省国资局随后也作出了类似决定。
但四川广电在给四川省脱钩办的那份函件中认为，广电实业多年来实际上并未按照工商部门和国资局要求调回资本金。
记者向四川百事现任中方董事之一屈之的先生，求证上述相关细节，屈之的未做任何评论。
控制权转移谜团
广电实业资本金争执背后，是一场同四川省广电局、百事可乐、四川百事中方利益切身相关的控制权“激战”。
在8月5日北京的那次记者会上，百事可乐大中华区总裁朱华煦和百事中国投资公司总经理李春佳，言语间均多次隐隐提及了“四川百事风波”中原广电实业及四川百事董事长胡奉宪的“特殊作用”。
而四川广电局的知情人士证实，自四川百事成立至今，胡奉宪确实一直是四川百事和广电实业的实际控制者。
四川广电局的资料披露，按照四川百事成立时合作双方协议，四川百事董事会成员由六人组成，中外双方各有三人，而中方董事应由四川广电局委派。
但实际经营过程中，四川广电局表示，“三名中方董事中除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奉宪为我单位正式职工外，其他二人均由胡奉宪个人决定，其中一人为我单位退休职工，另一位是停薪留职人员。”记者就此向四川百事现任中方董事屈之的求证，屈未作回应。
如果说，1995年发轫的那场有关广电实业注册资本金的纠纷，双方态度还相对“平和”的话，则随后接二连三发生的冲突，则更多了几分“火药味”。
1997年，鉴于四川省广电局同广电实业实际存在的分歧，并实际上影响了百事可乐在四川百事的所应享有的权益，当时的四川省政府高层曾作出决定，调整四川百事中方的董事人选。
但四川广电局在随后出具的一份文函中认为，对四川百事中方董事成员的调整受到阻碍，从而导致中方投资者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百事可乐的管理人员透露，1997年百事可乐同四川百事中方管理层发生纠纷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当时百事可乐发现有四川百事高级管理人员，开办一家广告从事四川百事的饮料广告业务。而这是百事可乐国际化财务规则所不容许的。
同样，1999年8月中旬，四川省广电局决定在广电实业成立党支部，同时负责四川百事的党建工作，但同样“因为广电实业擅自指定临时招聘人员成立了另一个‘党支部’，以此与局党组组建的支部抗衡。该工作至今受阻。”
四川百事的盈利
众口纷纭的四川百事风波中，一个普遍被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四川百事经营多年来的利润分配情况。
根据记者手头掌握的确切材料，四川百事1995年8月正式投产，至1996年底止累计亏损402。7万元，1997年便扭亏为盈，利润大幅增加为1080万元，1998年这一数字为1883。3万元，1999年更增加至2656万元。
以此推算，扣除亏损后，到1999年底止累计可分配利润5217万元。由于百事可乐1994年用250万美元又增购了5%的分红权，故按中方68%的实际利润分配权计算，广电实业可分回利润3547。6万元。再算上2000年的分红，广电实业可分得利润更高达5600万元。
而根据广电实业报告，公司截至2000年实际分回利润仅`1280万元，上交广电总局更只有160万元，并且这160万元全部在四川百事管理费中列支。
与此同时，四川广电局的财务状况却不容乐观：2000年四川省财政下拨给广电局的资金为4200万元，而负责广播电视庞大的基建工作的四川省广电局当年实际支出高达3。9亿元。
由此，四川省广电局想方设法想将四川百事实际控制权收回，并借1999年中大规模展开的四川省“政企脱钩”的趋势，于2000年8月报请四川省财政厅批准，将广电局持有的广电实业股权移交给广电局后勤服务中心。但实际操作过程中，负责“政企脱钩”部分工作的四川省脱钩办，最后同意将四川百事的中方股权，移交给了后来成立的“四川省韵律实业开发公司”。
广电局和百事可乐由此都在不同场合提出质疑，认为“四川百事中方实际控制权在不为人所知情况下，发生了变化。”屈之的则认为，四川百事合作中方性质，并没有丝毫改变。
这，最后也成了“四川百事风波”公开化最深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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