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炜 亚洲开发银行最近完成的“为上海提出有关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最佳方案的建议”，遭遇至少在短期内“叫好不叫座”的尴尬。由此在业界引出一个话题：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究竟由谁唱主角？是政府还是商业银行？

　　亚行的这份研究对比了上海与欧美国家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方面的差异：在上海，利用政府财力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的期限最长为2年，而欧美国家可以长达10年；上海 的政府担保比率通常要达到85％至90％，欧美的比率一般为50％至80％，银行承担了较大的风险；上海的信贷担保以单笔交易为基础，欧美担保机构以一揽子交易为单位；上海的信贷中更多考察历史的金融信息和担保物，欧美更加看重作为首要偿付来源的未来现金流动。为此，亚行建议适当降低政府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中承担的担保比重，让商业银行多承担一些市场风险。

　　由商业银行承担较多贷款风险的国际经验在中国遭遇“叫好不叫座”，主要是其做法不符合我国国情。一方面，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偏高，在按计划使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平均每年下降3个左右的百分点，确保到2005年底降至15％左右的背景下，银行大多更强调严防贷款风险，无一例外地拒绝承担过多贷款风险。另一方面，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若简单地倡导商业银行放开手脚放贷，极可能使信贷资金踏进“地雷阵”。央行最新公布的2002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便指出，产生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原因之一，是“企业自身素质偏低，社会信用环境不佳。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存续期短，不少地方逃废债也很严重，也制约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而新颁布的《中小企业促进法》明确，国家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建立信用信息征集与评价体系，实现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查询、交流和共享的社会化。

　　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是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的关键。碍于中国目前的国情，政府仍将在一段时间内充当信用担保体系的主角。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王尧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我国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最大障碍是风险大、成本高，这一状况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普遍存在。从国外的经验看，政府仍可以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发挥更好的作用，推进建立能够解除商业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后顾之忧的有效机制。换句话说，亚行开出的“药方”，并不代表商业银行应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中“一肩挑”。许多国家在颁布有关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基本法的同时，一般都制定有与之相配套的、关于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和优惠政策。

　　据王尧基介绍，日本通过地方担保与政府再担保的双重担保方式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支持。地方信用保证协会资金的70％来自地方公共团体，30％来自地方金融机构。凡符合有关条件的中小企业均可提出借款承保申请。在地方信用保证协会之上，日本全国范围内还设有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该公库主要由政府出资组建，负责向履行还款义务的信用保证协会支付保险金，保险金额为信用保证协会代替中小企业还款额的70％至80％。若信用保证协会代偿后收到中小企业的还款，则应向保险公库按保险金额返还。德国政府除了给中小企业减免税收、对中小企业增加资本金和新建中小企业资本金进行补贴外，还由政府提供专项财政预算资金并通过私营专业银行中介向中小企业的长期投资提供利息补贴。

　　我国即将实施的《中小企业促进法》，使广大中小企业获得融资支持终于有法可依。该项法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推进和组织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但有关人士指出，商业银行不应固步自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扶持仍然有潜力可挖。3.7万亿元存差的存在，及金融机构持有大量低利率国债，就说明了商业银行有待提高贷款积极性。对商业银行来说，应该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风险约束开始加强的同时，要防止利润约束继续走软。实际上，宁可买低息国债也不贷款，并不等于防范了风险。如果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同时冲击商业银行的话，持有大量低息国债带来的损失，将远大于部分贷款给予中小企业可能出现的坏账风险。而据最近一份对2215户受保企业的调查统计显示，这些受保企业去年产品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了34.95亿元，利税总额同比增加了4.02亿元，新增就业人数达8000多人。这些数据表明融资支持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商业银行的放贷应该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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