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念庆
记者:一周前你还在做报社总编,突然间角色变了,成了家电企业的掌门,你的感觉如何?
仇旭东(以下简称仇):我在几天前听到提名时觉得很突然,7月26日通过必要的法律程
序,被宣布为荣事达董事长。29日我就到荣事达报到,报社的事情还没交接完。
记者:突然间选拔一个报社总编到荣事达来,政府安排的色彩大些,还是企业自己的抉择?
仇:这一次对我的任命可以说是充分尊重企业的意见,而不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计划经济时期,企业领导都是政府任命,现在政府只是提名,这种方式符合《公司法》,同时也反映了企业职工的意愿。
记者:荣事达换帅一波三折,你在最后出线,对这些事你怎么看?
仇: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不愿再多作评价。
记者:昨天还是总编,今天变成企业领导,你感觉角色跨越的难度有多大?
仇:我感觉这一次回到荣事达来的跨度要比1994年到报社工作的跨度小。当时从企业出来,对报纸知之甚少,对文章排到新闻纸上的过程了解不多,但这一次却不一样,因为毕竟我曾经在荣事达工作了18年。
记者:谈谈你过去在荣事达的日子好吗?
仇:我是上海人,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知青,后来参军并于1976年复员到合肥新兴机具厂,这个厂当时主要生产电机、机床一类的产品。
1983年时我已经是这个厂的副书记。新兴机具厂发生变化是在1981年前后,企业发现洗衣机正在成为消费的新需求,于是兼并了合肥塑料三厂、合肥塑料九厂,组建成合肥洗衣机总厂,这就是荣事达的前身。
陈荣珍是1986年来的,是从合肥锅炉厂调来的。他这个人很有思路,应该说他的到来给这个厂带来很大变化,从1987年之后与上海水仙搞的联营使这个厂有了原始积累。
为水仙洗衣机贴牌生产搞了很长时间,后来因为贴牌的份额受限制,费用很高,1992年我们觉得应自创品牌,这就是荣事达的由来。
再后来就是合资,1994年我在料理完与日本三洋的签字合作仪式之后,才离开去《合肥晚报》上任的。
走的时候我是厂里的党委副书记、副厂长。
记者:据说你参与了荣事达品牌的创建,你做了哪些工作?
仇:“荣事达”这个品牌还是1992年我在北京与《人民日报》时代潮杂志的总编辑吴昊聊天时提出来的,当时顺口聊出“荣事达,时代潮”,觉得不错,就进行了策划包装,使其成为荣事达品牌的宣传理念并已家喻户晓。在去报社之前,我更多的工作放在企业组织建设、思想文化建设上,“零缺陷管理”就是我们在1991年提出的,至今已经深入人心。这个理念下一步还要做得更细。
记者:上任伊始,你会烧起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吗?
仇:“新官上任三把火”不适用于荣事达,这是一种旧的提法。作为一名刚上任的高管人员,感觉不成熟的方案,应当把它逐步完善,而不是短时间灵光一现、拍拍脑袋就立刻拿出来应用。
记者:有关荣事达和美菱的兼并一直在纷传,你觉得它们合并利弊如何?
仇:在这个话题上,没有任何人给我以暗示(合并),我觉得所有的企业行为都应以资本、产权为纽带。
-文/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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