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锐上海报道

　　当仰融被美国上市公司“华晨汽车”解除董事局主席职务以后，去年刚刚回到国内的美籍华人汪康懋教授上周决定出来澄清一些问题，因为他曾经是华晨系在美国上市公司——华晨汽车的发起人、董事兼常务副总裁，直到1995年才离开。

　　尽管已经和华晨多年不联系，但汪康懋这次出来是为仰融说话。他说如今让人难以核实来源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的钱是当年仰融拿来的，考虑到当时国际上认为中国只有国有企业这个大背景才把华晨定位成国企。

　　“当初我们把一个老旧的国有企业包装到了美国”

　　汪康懋是经香港《镜报》社长介绍和仰融认识的。

　　当时，仰融已经尝试过到加拿大、香港等地上市，但都没有成功，1992年的1月份，曾经在美林证券的美国总部供职的汪康懋作为一名外籍专家正式加入华晨，担任常务副总裁。

　　“当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国内还没有完善的法律，会计制度也不健全，会计和法律制度与国际不接轨，导致西方对中国的企业一直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中国企业能拿出良好的账目供人查阅。”

　　除了这个，厂房的情况也让汪康懋感到为难，“当时我们考察金杯汽车后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老旧的厂。有50来个部件厂，很粗放，很差，手工作坊型的，根本拿不出手。总装厂的厂房稍微正规一点，里面4个车间，除了冲压车间有几台德国进口或者国产的设备外，最值钱的一块就是模具设备，但这些设备都是从日本租赁过来的，不算净资产，所以直到上市，净资产也只有1亿人民币。这家企业当时因为日元升值，从日本租赁设备的费用飚升，现金流出现很大的危机，所以把希望都寄托在了仰融身上，希望他能帮他们到海外上市。”

　　“基于这样的情况，我和仰融达成默契，我负责美国的事情，他负责国内的事情。”

　　此后，汪康懋委托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所罗门兄弟等投资银行承销，请现任美国大使雷德先生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做顾问，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和法律要求把金杯客车这块资产的账务情况一一做到能让国外看得懂。同时，把投行的建议和要求传达给仰融，由仰融去方方面面活动，达到上市要求。

　　“基金会的钱是仰融弄来的”

　　“一开始的时候，仰融曾经打算过要以个人的名义注册上市，但投资银行建议我们还是以国有身份在美国露面，因为当时西方只知道中国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不相信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有这么多钱，可以置这么大的产业，如果这样注册，肯定会引来非常繁琐的调查。”

　　“其他的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后来出现在招股说明书上的这个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是仰融临时拼凑起来的。这是一个没什么实质性内容的机构。这个基金会的钱大部分是仰融弄来的。因为在我们一开始准备上市的时候，这个基金会根本没参与，只是听了投资银行的建议后，仰融才说要搞个基金会。”

　　但仰融的钱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根据汪康懋的判断，有一部分是自己的，有一部分则可能是临时从银行借来的。仰融本人曾对汪康懋说，钱是炒金杯A股的股票赚来的。

　　正如仰融曾经公开表示的：原始股本上，基金会没有给我一分钱。

　　“还有一点足以说明基金会不是真正出钱的大股东，因为，如果说基金会真正出了钱，为什么作为大股东它不派人进入华晨担任董事或董事长？华晨的董事长是由仰融兼的，这说明仰融是代表大股东基金会的，而且基金会的官员任免、到民政部注册等事宜都是仰融一手操办的，基金会的办公室就在仰融的办公室里。所以仰融当时虽然是基金会的副会长，但在美国上市以后，仰就和基金会很少联系了，基本上不能算基金会的人。在企业中，仰融做任何事情都不对基金会负责，也不必向基金会报告。开董事会基金会都不派人来。”

　　基金会——仰融的一大败笔

　　仰融和基金会的关系的确非常疏远，这是他借用基金会名义上市之后的一大失误。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贺增强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在1994年底以后，虽然每次活动和会议都给仰融发通知，但他没再参加过基金会的任何活动。1999年基金会换届选举的时候，仰融从副会长被选为‘名誉会长’，再往后，连名誉会长也不是了。”

　　既然仰融已经和基金会关系疏远了许多，为什么1999年3月他在珠海成立的“珠海华晨”仍旧由基金会担任“出资方”？基金会在华晨汽车和珠海华晨里到底出没出钱？当记者问贺增强这个问题时，他先让记者传一份采访提纲，等记者传过传真件后，他就离开电话，第二天再问，他又说，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

　　但是关于钱的问题，贺增强一口咬定，当时基金会的注册资金是人行教育司出的10万元，而仰融的钱都是捐赠，不算出资。

　　前后只有两次，每次都是二三十万元，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有200万。

　　正如汪康懋所说的：“仰融只不过借用了一下基金会的名义，完成上市以后，不可能和他们一直保持什么关系。历年以来的年报、股东大会等事宜，从来没见过大股东的身影，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从来不见这个大股东的踪影，仰融包办了一切。对于活动能力惊人的仰融来说，尽管他机关算尽，但这也许是他致命的疏忽。正是这个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基金会，在关键的时候把他从美国上市公司华晨汽车董事会主席的宝座上轻松推了下来。

　　这么多年来，通过他“捐赠”而获得华晨汽车大股东地位的基金会一直蛰伏在他的控制之下，但这一次，它发威了。仰融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地控制得了它，并且连一直以来都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没能控制得了。

　　仰融在忽视基金会的同时，也得罪了辽宁省。他不仅因为要造中华轿车的设想得罪了一汽，也因为把发动机项目放在宁波而得罪了辽宁省，打算把辽宁建成汽车基地的辽宁省不会愿意看着到嘴的肥肉跑掉，认定仰融之华晨为国有资产，是最直接的办法。而要彻底把仰融的影响消除掉，只要基金会的那部分资产被认定为国有，仰融就彻底无法左右华晨了。

　　如今，基金会俨然以大股东的身份在处置着华晨的各种事务，更有传言说，由于辽宁省政府的“活动”，基金会还将把手里华晨的这部分“国有资产”转让给辽宁省。

　　仰融：到底吃亏不吃亏

　　对于仰融个人来说，这些年的辛苦最终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在华晨内部实现MBO，让自己成为最大的股东，并且最后有可能被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企业驱逐出门。

　　失去了权力，仰融还有什么？“钱，他现在有的是钱。”汪康懋说。“其实我们一开始准备在美国上市的时候，因为是中国第一只在美国上市的股票，所以民族情结多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当时我们都非常年轻，除了经济上的利益，国家领导人的支持还让我们感到这和女排一样是在为国争光。但因为要和国际接轨，我们一开始就设计了管理层持股，但因为是以国有企业的概念上市的，所以个人持股的比例，我们不敢设得太高。当时这个比例是我定的，仰融、夏钧军、宫浩各1万股，我8000股，沈阳金杯的赵希友3000股，还有很多中层有股票，苏强当时不是1000股就是500股。所有的管理层持股不到总股本的3%。”

　　但1999年华晨汽车在香港申请两地上市的时候，仰融就为自己和管理层多设计了一部分股权，他一个人的自然人持股就达到了总股本的2.34%。

　　被解除了华晨汽车董事会主席一职以后，7月2日，仰融就卖出了自己香港上市公司华晨中国的所持有的7901.18万股，套得现金8968万港币，加上手里剩下的香港和美国的自然人股，仰融在中国也可以算得上是亿万富翁了。

　　但他失去的是对华晨的控制权。

　　还该不该给仰融股份？

　　“从原始招股书上看出，基金会根本没有出一分钱。在华晨汽车在美国上市的主要题材中金杯客车这个项目，仰融个人的公司华博和夏鼎钧的海南华银分别占了25%和15%的股份，而体现在招股书前面的结构图中，华博和华银就不见了。最后，通过和沈阳金杯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换股，华博和华银最后持有了金杯客车这个项目51%的股权，而这部分股权在招股书前面的股权机构图上则是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持有’的。所以，基金会这部分资产来历是不清楚的。它是无偿占有了前两个公司的资产，当然应该还给人家，起码还一部分也可以。”汪康懋对基金会也不是完全予以否定，“不管怎么说，当时仰融到人民银行去请求帮助的时候，人民银行把基金会这个名称‘借’给了仰融，同意他拿这个名称去美国做名义上的大股东，而且，人民银行对这件事情也是有贡献的。当时美国证监会来中国考察情况，人民银行都接待了，一些文件都是在当时人行的一个会议室里签的。没有基金会，华晨上市还真不好办。”

　　汪康懋显然是对仰融和华晨还抱有希望。

　　“我和仰融在华晨上市成功以后，也考虑过把更多的老旧的国有企业搬到美国去上市，但当时因为政策的限制，都没有成功，后来才静下心来搞实业。事实证明，我们当时这个在美国上市的项目是很成功的，发行市盈率达到了30倍，而现在在海外上市的国有企业市盈率能达到10倍就已经是奇迹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价格被投资银行压下来了，投资银行只要能把你的股票卖出去就行了，才不管你能融到多少钱呢。这一点上，国内的专家勇于谈判非常关键，我和仰融当时配合得非常好，争取到这样的市盈率对国家非常好，这样的经验在国内也是很难找到的，连跟汪康懋合作的现中国大使Clark Randt先生也评价他们这次成功的上市是一次‘历史性的成功’。”

　　尽管华晨被说成是国有的，但仰融被《福布斯》列为大陆富豪，足以说明在国际上，人们已经把仰融当作了一个民营企业家，美籍教授将当年上市内幕抛出，或许会对仰融和华晨的前途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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