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根本的原因与柯达在中国的“相机推胶卷”战略有关：在有效地启动了胶卷市场之后，光学相机完成了它的使命，王斌元成为“弃子”也就顺理成章了。

　　7月12日，王斌元状告柯达案以失败而告终。

　　王斌元是浙江省义乌市新联摄影器材商行的总经理。因为一批柯达KD系列相机存在严 重质量问题，而将 柯达(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

　　这个判决结果，显然出乎他的意料。

　　王斌元拒绝柯达方案

　　1998年3月30日，王斌元与广东潮州外经韩江实业集团照相器材公司(以下简称韩江公司)签订了一份柯达相机购销合同，一次性韩江公司购进了包括KD系列、巧美系列、KB10等13种不同型号的柯达相机共3392台，总价115.7192万元人民币。

　　当时，王斌元是义乌市联盛摄影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而韩江公司是柯达产品全国总代理。

　　在接下来的1年多里，王斌元陷入大量客户要求退货及索赔的尴尬处境中,因为这批相机----尤其是KD系列4种型号(KD65、KD60、KD45、KD40)----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使用三四个胶卷之后，相机电源无法正常工作，导致快门按不下去、镜头盖无法关闭等。

　　王斌元曾数度与柯达(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交涉，无果。

　　直到2001年1月，王斌元得知，KD系列相机在南京和潮州被柯达经销商销毁----柯达KD相机的确有问题。

　　当王斌元手握在南京和潮州收集到的证据找到柯达公司之后，柯达很快派相机部经理张文昕来到义乌协商。据王斌元介绍，当时协商的结果是，张文昕口头同意对积压的1599台柯达相机分两批退货。

　　2001年9月，第一批582台柯达相机----其中包括KD系列4种型号总计270台----如约退机。但第二批相机的退换事宜却峰回路转，王斌元被告知，柯达只能解决和第二批相机中有故障的KD系列和QD系列67台，对其余相机可作10%价差补偿。

　　王斌元拒绝。2002年4月25日，失去耐心的王斌元向法院递交了诉讼，要求柯达退机赔款总计46.9万余元，同时承认相机质量问题，并公开道歉。7月8日，上海市黄浦区法院对此案开庭审理。

　　王斌元的逻辑是，柯达已经回收了一部分相机，足以证明这批相机存在质量问题，“柯达又不是菩萨，如果没有问题，怎么可能帮我承担？而且柯达对退货根本没有检测----哪怕是抽查，这说明他们心里本来就很清楚。”

　　对于第二批退货中67台以外的900多台其他型号柯达相机，王斌元承认没有发现问题，之所以也要求退货，是因为“KD系列的质量问题影响了其他型号相机的销售，频繁的退换已经让客户对我的信誉产生了怀疑，到最后，已经没有一家商场愿意再进我的货。”

　　而柯达辩称，柯达从未承认原告所购买的相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回收第一批相机的行为仅能证明柯达认可该582台相机存在“某些故障或包装破损或磨损”，不应被推而广之。其次，柯达也从未对原告承诺处理全培剩余相机。

　　在庭审中，证据不足成为柯达的主要攻击方向，柯达认为，王斌元手中除了两份柯达对KD系列相机的处理方案以外，还有一份南京销毁柯达KD系列相机的目击证明，以及两份柯达上海维修站对KD相机无法维修的说明。但这些证据都只能证明孤立事件，对该案不具说服力。

　　但如果仅针对柯达KD相机质量问题，这些“孤立事件”却成为柯达必须直面的事实。

　　KD系列相机为何被销毁

　　来自南京的目击证明说，2001年1月底，曾看到柯达在南京市北门桥路当街销毁200台左右的柯达KD系列相机。

　　但这份证据在庭审中被柯达方律师斥为“道听途说”。

　　为辩真伪，7月11日，记者来到南京市找到了这位目睹该事件的当事人。据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目击者回忆，事情发生在南京市北门桥路的今日凤凰影像有限公司门口(现已改名为“南京新凤凰影像有限公司”)，当时是该公司几个身穿柯达广告衫的店员抬出3箱左右的柯达相机，当街用铁锤砸毁。

　　经辩认，全部是KD系列的相机。问其原因，回答曰：“是柯达公司的要求。”当时有不少群众围观，甚至还出现了哄抢。

　　据业内人士讲，南京新凤凰影像有限公司是柯达产品在江苏省的总代理商，该公司从柯达进入中国市场之时就开始合作，为柯达开拓中国市场立下过汗马功劳，两者关系非同一般。

　　几番周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上了新凤凰影像有限公司的业务员袁根生。袁在电话中爽快地承认自己曾参与了那次相机销毁行动，“当时砸毁了好几百台，全部是KD系列，”他说：“柯达上海公司的人还在一旁监督。”

　　袁根生解释是：“因为没有零配件，怕以后维修麻烦，所以全部销毁掉。”

　　南京的销毁行动并非孤立事件，与之呼应的还有广东潮州外经韩江实业集团照相器材公司----该公司在90年代中期是柯达产品全部总代理商，当时所有的柯达产品经销商都必须从韩江公司拿货。

　　韩江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承认，2001年初，柯达下令韩江公司将库存的5000余台KD系列相机就地销毁，原因是该系列相机有质量问题，为此，柯达公司还下达了一份英文文件。但现在这份文件已经被“处理掉了”。

　　KD相机“修不如买”

　　2001年4月，王斌元曾经将两台柯达KD65相机送到柯达上海维修站维修，当时的负责人徐瑞麟开出了两份书面证明，称该相机无法维修，只能调换柯达其他型号的质量比较成熟、维修方便的相机。

　　“柯达KD系列相机有个故障很奇怪，就是电池很快显示电量不足，我修来修去修不好。开始只能换线路板，后来就干脆换相机了。”徐瑞麟说。

　　从1997年7月到2001年初，徐瑞麟一直负责柯达上海维修站的技术工作。1985年就从事相机维修工作的他，经手过国内外各种品牌的相机维修，算得上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但在柯达KD系列面前，似乎有点搞不定。

　　他说，柯达KD相机主要问题出在线路板上。据徐的经验判断，这种线路板和老一代的相机比较类似，一旦电容出问题，就很难维修，往往只能更换。而柯达KD相机最让他烦恼的就是线路板的供应不足。

　　徐瑞麟介绍说，除了柯达巧美系列相机的相对充裕外，其也型号备件情况都不理想。最奇怪的问题是KD相机线路板的价格，“比如KD65，我们维修站向柯达购买一块线路板的价格是700元左右，而KD65整机的市面售价也才八九百元，内部批发价只有700元左右，按照这样计算，谁愿意来维修呢？”

　　因此，徐瑞麟当时很少向柯达单独购买线路板，因为那样肯定亏钱。为了维持业务，他采取的办法是用700元购买整机，拆开后把线路板给顾客换上，剩下的其他零件再利用起来。即便这样，顾客也要花费几百元的维修费。而徐瑞麟的业务也主要靠补偿性的柜台费和工资维持，“在维修上面赚不到什么钱”。

　　2000年国庆节前后，徐瑞麟接到柯达的通知，遇到KD系列相机的类似问题，直接换机，不再维修。

　　对此，徐的估计是，这种线路板在国内没有生产，只能从海外进口，周转环节和关税等抬高了成本。他举例说，柯达巧美系列相机最初进来时，线路板也要200多元，后来柯达在浦东工厂能够生产后，其价格迅速降到了四五十元。

　　“相机推胶卷”战略

　　王斌元曾经是柯达在华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分销商。从1993年开始，他就和韩江公司合作经销柯达各类产品，双方一直颇为愉快，据王斌元估计，迄今为止，从他手中销售出去的柯达相机累计在5万台左右，如果算上胶卷等柯达产品，交易额累计超过5000万。

　　区区一个40多万的纠纷如何令王斌元与柯达恩断情绝？

　　最为根本的原因与柯达在中国的“相机推胶卷”战略有关。据业内人士分析，在柯达最初进入中国市场时，主要依靠有一定资金实力或者有一定政府背景的企业、私人企业发展渠道，具有外经贸背景的韩江公司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当时国内主要的洋品牌相机仅日本理光一种，而且走中高档路线，柯达抓住机会，以中、低端相机推动胶卷市场。这个战略颇为成功，据前柯达相机部经理路民讲，1996年，柯达相机达到鼎盛，全国销售量接近100万台。

　　一大批私营经销商也背靠柯达相机得以成长壮大。但同时，很多人也被眼前的繁荣所鼓舞，将主要发展资金押在了相机上----王斌元就是如此。

　　这种繁荣随着奥林巴斯、佳能等海外品牌的涌入迅速破灭。更重要的是，柯达在有效启动了胶卷市场之后，逐渐淡出了光学相机市场，当初柯达光学相机4个系列、数十种型号，如今在市场上能看到的只有KB10、KD20两种低端相机。至于最近出现的“买四个胶卷送一个KB10”的促销活动，业内人认为，这是清场的信号。

　　1998年，柯达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具有排他性的“98协议”之后，更是明显加大了对胶卷市场的投入，到1999年，柯达在中国的胶卷销售渠道已经基本理顺，韩江公司被降格为区域分销商，总经销商由柯达(中国)有限公司亲自坐镇。而此时的王斌元们对于柯达来说已经远不如当初重要。

　　“到了后来，相机业务没有人关心了。”前柯达相机部经理路民说。而各地分销商的感觉则是技术和广告支持越来越少，只好将柯达相机抛货处理。

　　据了解，到1999年，柯达在全国设立的相机维修站仅4个，人员配备更是少之又少。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王斌元成为“弃子”也就顺理成章了。

　　柯达出尔反尔

　　7月11日，柯达民用摄影产品部陈可卿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王斌元这一批相机是来历不明的，因为他拿不出发票，”她说，“我们从来没有在中国市场销售过KD65型号的相机。”

　　“案件涉及到的合同只是王斌元与韩江公司双方的一个文件，不代表这批柯达相机是从正常渠道进来的。”陈表示。王斌元的这批柯达与柯达(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无关。

　　陈经理强调，之所以柯达出面处理这种原本“和自己无关”的事情，是本着帮助客户的态度，才将一部分相机回收。但是王斌元要求清偿所有库存的要求实在难以接受。

　　对此，王斌元的解释是，由于时间久远，发票已经遗失。而韩江公司胡潮发则表示，陈经理的这种说法根本就是“不负责任”，因为这些相机都配有柯达保修卡，每张卡上均有惟一对应的卡号，如果是非正规渠道进入的，不可能有这些保修卡。

　　更为戏剧性的事情发生在7月15日，陈可卿经理专程赶到上海向记者承认，自己4天前的说法有误，经核实，王斌元的这批相机的确是柯达公司的产品，柯达也曾经在中国市场销售KD65型号相机。

　　她解释，1999年柯达就已经发现KD系列相机在产品设计上有问题(主要是电池电源)。柯达当时就开始从中国市场回收，总共回收了4000台还没有销售出去的KD系列相机。而已经销售出去的KD相机，陈可卿说，只要消费者拿有问题的KD相机来，我们都可调换等值的柯达产品，而且这个政策现在仍然有效。

　　至于总共有多少KD相机进入中国市场，陈可卿表示这个数字还需要继续核实。对此，王斌元说，在1998年之前，仅从他手中发出去的柯达KD相机就不下2000台。而韩江公司销毁的KD相机也有5000台 。为什么柯达仅回收了4000台？

　　陈可卿承认，当初将KD系列相机投入中国市场是一个尝试。结果发现，中国消费者一般不能承受价格超过七八百元的相机，再加上质量问题，所以柯达很快停止了KD相机在中国的销售。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1997年，柯达KD相机进入中国市场时，曾送交杭州照相机机械研究所做性能检测，该研究所是国家机械工业部下属单位，是国内最权威的相机质量检测部门，柯达相机必须取得该所的质量证书才能在中国市场销售，如果KD相机在设计上有问题，当初是如何通过检测的？(本报记者马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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