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晏清

　　注册资金1030万元，依托政府成立的昆明资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资信”)，如今连支付员工薪水都捉襟见肘，却有很多人攥着数倍于其资产的现金，削尖脑袋想购买该公司股权。

　　6月中旬，昆明资信计划出让股权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各方关注。他们中间，有外资金融机构，有期待转型的国有企业，也有风头正劲的民营企业。

　　2000年成立的昆明资信，是一家提供个人信用信息查询服务的征信公司，同时又承担着为政府建立市民个人信用体系的责任。它选用了结合美国和欧洲征信公司经营模式的方法———政府助推，资本运营。

　　官方背景使其在较短的时间内，将8家银行122万昆明市民的个人信用信息纳入了公司数据库，成为当地惟一一家资信类公司。

　　昆明资信试图先行一步，在未来信用交易市场中，扮演一个独立、公正的第三方形象，通过信息的有偿披露来保证公司运作。

　　然而，作为缓行一步的云南首家个人征信公司，昆明资信还是遇到了与国内首家个人征信公司———上海资信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资信”)同样的难题：没有竞争对手。

　　在两地，上海邓白氏只做企业信用调查，不涉及个人信用服务领域；云南则没有人与昆明资信争夺锋芒。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合作背景下，上海资信一手帮扶成立了昆明资信。

　　有分析说，问题出在游戏规则上。因为，两家资信公司参加的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比赛。

　　昆明资信成立时，只被告知个人信用信息绝大部分不能有偿使用，此外没有其他法规限制。“没有法规限制，同时也意味着缺乏法规的指导与保护。”昆明资信负责人陈华说。

　　昆明资信拥有独家的个人资信资源，看到了盈利机会却寸步难行，公司潜在的盈利方向无法显现。

　　此间，昆明资信700多万元的资金已经用于建立信息的数据库；员工开支是年均70多万元；与8家银行签订的是双向有偿使用协议：他们从银行获取初始个人信息时必须逐条付费，如存款余额下降率、信用积分、信用卡违约率等……加上今年数据库更新和软硬件维护费用110万元，公司资金缺口已经很大。

　　昆明资信于是提出在年内增资扩股，希望股本扩至2000万元。然而，公司股东们的态度很微妙，一方面都想扭亏，但他们都深知公司的未来价值，不希望自己的利益被摊薄；另一方面，如果不增资扩股的话，他们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资金保证公司运作。“现在要花5倍甚至8倍的溢价购买我们股权的人很多，我们也确实需要更多的资金。对我们来说，融资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法律在界定个人隐私权上的模糊不清，这是资源变现过程中最大的障碍。”陈华说，“国外同行的做法，通常是出售个人信用信息的产生衍生变量来获利，这对我们而言却是一个禁区。”

　　大量的猎头公司、寻找特定消费群的厂家、广告公司等都愿意出高价让昆明资信提供个人信息，比如21至35岁、收入2500元左右的人群信息。由于缺乏法律支撑，昆明资信只能拒绝。

　　与此相对的，是某些部门或个人从出售他人私人信息中获利。在当地，只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装修公司就能从房地产公司轻松获取购房者的详细资料。“市场有需求，我们也有可信的资源，但放不开手脚。信用交易很难回避个人隐私权问题。”陈华说。

　　当地人大官员表示，相关法规的建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为了改善经营，昆明资信今年1月将个人信用记录向个人开放，允许个人查看自己的信用状况。

　　公司认为，这样一方面可以检验数据库信息的有效性———个人发现自己的信用信息有误时可以申诉，并在核查后得到修改，搞一点透明度；

　　另一方面，还可以增收———每人每次查询收费50元。很快，需要出国信用公证的人、想进外企的人、相互需要个人信用报告的合伙人、猎头公司、房地产二手租赁公司、汽车租赁公司等，都开始尝试使用这项服务。

　　然而，半年来，昆明资信的查询量仅为1万次左右，查询获得率是71%，不足以弥补公司的资金缺口。昆明资信决定增资扩股，继续跟紧上海同行的步伐，将新的利润增长点放在向市场提供个人信用资格证明上，建设另一条产品线，真正开始扮演信用交易中的第三方角色。他们希望通过提供可靠的个人信用资格证明，能够取代信用卡申请担保公司的市场地位。

　　云南大学经济学教授方明认为，昆明资信面临着时间与法规的双重风险。他们手里有一把牌，在游戏规则没有确定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是好牌还是烂牌，而等待规则就要承担时间成本。

　　陈华说：“投资人看中的就是我们的资源潜力，但我现在最不愿意听的词就是‘金库、金山’，我们在门外徘徊得太久了。”(本报昆明7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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