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

　　《大公报》之所以在创刊后的20多年里成为崛起的中国独立报业的领头羊，其“四不方针”的独立办报宗旨是成功的根本。

　　不党：并非自己无政见，保中立。只是表明与一切党派无联带关系，不做小群体的代 言人。

　　不卖：不受金钱所左右，不受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

　　不私：不为私利，报纸向全国开放，成为公众喉舌。

　　不盲：不盲从、盲信、盲动、盲争。

　　由此出发，《大公报》在“忠实记录，言论为公”的道路上一路走来，以“消息灵通，客观准确”和“敢言且善言”的特点吸引了无数的读者。其“文章报国”超越了单纯的文人论政层次，使中国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更成熟的境地。著名学者季羡林说：“《大公报》的一百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

　　不过，在一些冷静的观察家看来，《大公报》的成就其实并无太多独创的价值。它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更多地反衬出当时新闻业的幼稚和堕落，以及媒体环境的恶劣。

　　早在1931年5月22日胡适为《大公报》1万号纪念刊撰文时就指出：大公报的成功，“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1991年，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纳里莫博士针对当年以《大公报》为首的独立报业的崛起评论道：这种变化实际上是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过程，且这种职业化被证明是一种脱离社会实际的理想。因为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统治时期，新闻业的政治化最终压倒了职业化。

　　将《大公报》同人孜孜追求的最高原则“还原”成这个职业的最低要求，这不是对《大公报》的贬抑，而是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而当前进愈难，其恪守最低要求的精神才愈可贵。

　　今天，不要说“坚持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的高要求，即使是“忠实记录，言论为公”的最低要求，许多报刊离此还有相当的距离。新闻不尽不实，假话空话连篇仍与一些媒体如影相随，驱之不去。

　　而类似为政要廉洁、施政要透明、经商要诚信、比赛要公正等各行业的基本职业要求，又何曾得以普及、遵守？对许多身处其中的人士来说，这些最低要求不啻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从英敛之到张季鸾，无论他们达到了职业要求的何种层次，贯穿其中的是一个共同的灵魂：大公精神、赤子情怀，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归。这才是他们达成《大公报》成就的出发点。

　　秉持真实、公正的最低要求，这是前辈的追求目标，也是有责任的媒体的职业准则。愿与读者共勉之。

  目击者，亲历者，见证者，知情人――《焦点访谈》期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