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仲伟志江阴、昆山报道亰

　　新苏南的领跑者

　　当局外人还沉浸在对旧苏南模式或新苏南模式的制造与描述中时，苏南地区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多模式——或者说是没有统一模式——的时代。那些对旧苏南模式的微词与诟病 ，那些对新苏南模式的种种定义与包装，在一个多元的苏南面前，都显得苍白而无力。

　　回头再看苏南地区那种以乡镇企业、集体经济、加工工业为主的经济运行形式即旧苏南模式，如果我们摆脱某种刻意的褒扬与贬斥的心态，其实不难发现，那是由自然、历史、经济等多种条件所决定的特定道路，对于中国农民，对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而言，苏南曾经的道路无可非议，它别无选择。而且即使没有人们对旧苏南模式的诘驳，苏南的发展道路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历经产权革命与结构调整，历经城市化与外向化的推动，苏南正在脱胎换骨。

　　眼下的苏南已经从与温州的比较和发展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中解脱出来。而在苏南当地，另外一种竞争出现了。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苏南县(市)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位居前两名的分别是昆山和江阴，在全国分列三、四位。但江阴在许多硬指标上——比如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开票销售收入、工业投入等等——超过昆山，居于全国首位。而这两个地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江阴依赖自己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通过资本运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推进区域经济的进步；昆山市委书记张雷则坦承，昆山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土地招商和引进项目，市镇建设主要靠有偿出让土地聚集资金——虽然他们的“有偿”被很多人认为是得不偿失。

　　江阴是一种内生经济模式，而主要依赖外部资金和外部市场的昆山则是一种典型的外来经济。不同的区域选择，谁更具有发展后劲？谁能代表现在的苏南？

　　苏南人虽然已经不太在意外省的口水和腹诽，但自己人之间一直在暗暗较劲。在苏南领跑的昆山和江阴，正循着各自的道路苦修正果，一日不怠。

　　江阴：夕阳产业＋上市公司

　　说到现在的苏南，说到江阴与昆山的比较，江阴市委书记王伟成用了十六个字来概括：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有千秋，各具特色。“现在，谁都可以代表苏南，谁又不能完全代表苏南，江阴和昆山，以及张家港和常熟等地，谁都没有形成绝对优势。”但在称道昆山之余，这位在江阴土生土长的市委书记依然掩饰不住他的自豪感，“江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明显多于昆山，民族工业实力明显强于昆山。”

　　在他的办公室背后就是著名的江阴长江大桥，号称“国内第一缆索”的大桥主缆钢丝就是由江阴自己生产，被认为是传统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结晶。

　　去年，江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365亿元，财政收入36.03亿元，成为江苏省“第一财神县”，其财政收入甚至超过了海南全省。这个面积只有全国万分之一、人口只占全国千分之一的县级市，却能够创造出超过全国三百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此良好的表现，竟主要来自那些被外人视为夕阳产业的传统工业。

　　江阴本身就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但传统产业基础的形成，应该追溯到八十年代苏南模式的兴起与发展阶段，当时苏南地区从上海引入了大量资金、设备和人才，承接了纺织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那时候上海很多人抱怨苏南在挖上海的墙角，但是如果没有当时的产业迁徙，今天的上海在产业转型中将更加尾大不掉。

　　乡镇企业＋传统产业，似乎是注定走向衰败的公式，然而江阴做出了新的求解。随着发展条件的变化，江阴乡镇企业在深化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变革的“二次创业”基础上，先知先觉地搞起了资本经营工程。1997年以后，江阴市的股票上市工作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全线出击，采用多种方法，直接或间接地拥有了10家上市公司——法尔胜、华西村、东泰控股、四环生物、模塑科技、江苏阳光、澄星股份、南京中达、凯诺科技和中国化建。这10家公司全部集中在第二产业，前9家为江阴方控股，其中7家为乡镇企业控股。

　　旧苏南模式时代的江阴，形成了全国最大的精毛纺企业阳光集团和三毛集团，毛纺织工业总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另外还有全国最大的软塑包装基地申达集团，全国最大的磷化工生产企业澄星集团，全国最大的模具塑料生产企业江阴模塑集团，全国最著名的行政村之一华西村，全国最大的金属制品企业法尔胜集团。这些企业在全国同行业中都居龙头老大地位，业绩可圈可点，这为“江阴板块”奠定了坚实的上市基础。与外界对旧苏南模式的批评相反，江阴人倒非常感谢那个时期的积累，对于他们来说，苏南模式无前无后，无始无终，甚至可以无名无姓，而历史是流动与发展的。

　　江阴人的智慧与机敏在企业上市的过程中显现出来。10家上市公司中，有4家是单独上市，2家捆绑、参股上市，4家为受让、买壳上市。当创业板热的时候，拟上市企业的改制既符合主板条件，又符合创业板要求。当创业板迟迟难以出台时，江阴的企业上市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对中外合资企业，既按A股标准设立，又按B股标准设立，这样，既可上A股，又可上B股。通过两手准备，赢得左右逢源。

　　江阴上市公司的平均总股本及流通股，与沪深两地全部上市公司平均规模相比仍处于较小的规模，存在着资本扩张的需求与可能，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可持续发展及资本经营的空间很大。从上市公司募股后的投资项目看，一般是用于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并逐步向高附加值及高科技含量的新产业及相关产业领域延伸。

　　当一个县级市拥有10家上市公司，也就创造了一个区域经济的资本运作范本。资本和公司的力量突破行政条块的桎梏，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了资源配置，并有效地进行区域传递和扩散；资本市场和资本经营风险的考验，也促使着地方政治和地方经济自我完善与进步。

　　当江阴经济已经以上市公司为主体时，我们还在喋喋不休于苏南“草根工业”的模式创新，显然是不合时宜。苏南地区已逾越了过去那种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的“社区集体所有制”阶段，只是多数地方没有像江阴那样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和各种形式培育上市公司，再利用资本市场和资本经营推动微观层面上的企业改制改组、中观层面上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层面上的对内对外开放。

　　其实江阴的矿产资源非常贫乏，按照我们多年一贯的因地制宜思路，江阴并不具备将那些“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乡镇企业做成大工业的物质基础。江阴没有任何铁矿，却生产出了优质钢材；江阴也没有石油资源，但照样培育出高新化工产业。当地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物质资源的依赖，而能够充分积聚和培育其它资源优势，比如社会资本。

　　对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有多种解读——比如有人说，江阴人很会搞关系，神通广大，民间流传着大量政府与企业到上面搞关系的经典故事——但是如果这种社会资本可以运作政策资源，它对于地方经济肯定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通过各种手段突破非平衡状态下的政策壁垒，争夺潜在的制度收益，是苏南地区从未停止的努力。不仅仅是江阴，昆山也一直在做着这样的努力。但在区域发展的形态上，昆山走了另外一条道路。

　　昆山：由地下到地上的

　　自费改革

　　毗邻上海的昆山，它的主要街道上弥漫着台商身上异样香水的味道。虽然出租车司机纷纷抱怨台商的吝啬与挑剔，但台商像候鸟般蜂拥而来，对于他们绝对不是坏事。

　　迄今为止，昆山共有台资企业1205家，其中有30家是台湾的上市公司。昆山利用台资的总量，至少占全国的九分之一。在昆山的台商究竟有几万人，现在谁也给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在这座小城已经投资了10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上海地区的总和，上海市政府几年来源源不断地派人到昆山学习招商经验，并把昆山当成了自己的竞争对手。昆山台湾企业联合会的一位召集人说，去年是“昆山年”，昆山现在在台湾非常有名，决不亚于上海。

　　多年以来，昆山全市财政收入的50%以上、两税的60%以上、工业销售的70%以上、工业投资的80%以上、出口总额的90%以上来自台资以及日本等外资企业。2001年的昆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30.8亿元，财政收入27.36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1%和35.9%。在国际经济环境充满变数的年份里，一个经济对外依存度如此之高的城市取得如此高速增长，甚至已经到了让很多外地人生疑的程度。但昆山官方不为所动，他们说，昆山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昆山之路”，而这条道路将给昆山带来更大的奇迹。

　　人们往往把昆山招商引资的成功归结为它的地缘便利与廉价的土地。但“昆山之路”的内涵与渊源不止于此，现在所有的果实，其实都是嫁接在昆山自费改革的经验积累上。

　　改革开放之后，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县，昆山工业基础薄弱，综合经济实力在苏州地区8个县中长期排在第六名上下。在前苏南模式中，昆山似乎是一个落伍者。

　　那时的昆山羡慕地看着经济特区拥有的优惠政策与制度创新特权。深圳的先发优势和丰厚的制度收益，诱使各地政府竞相争夺试点权。由于实行了“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以预先确定的比例与中央政府分享剩余索取权，这使得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地方经济的热情空前高涨，因为它们将因此获得独立的经济利益。从那时起，地方政府变成了追求本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组织，无论昆山还是江阴，概莫能外。

　　当时昆山工业真的是一无所有。以昆山的地位与条件，显然不可能获得实验序列的进入权，没有进入权就没有优越的投资条件，没有大规模的投资，昆山经济就不可能快速发展。一筹莫展之际，正赶上上海一批设备陈旧、污染严重的企业急于外移，而上海外迁内地的三线企业中许多经营技术人员急于回上海却落不下户口，昆山地方政府利用当时中央鼓励横向联合的机遇，对合作企业许诺以较高的利润分成，对来昆山的上海籍技术人员的较高的报酬并解决户口与住房问题，吸引来许多资金、人才和重点项目。

　　“横向联合”使上海金星电视机厂、上海液压泵厂、金山石化等先后落户昆山。但4平方公里的老城区，显然容纳不了更多的工业项目。于是，昆山政府决定模仿国家兴办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做法，照葫芦画瓢建立一个集中的工业园区。1985年初，在没有任何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昆山在老城区的东侧擅自划出一块土地作为经济开发区。但这个自作主张的“开发区”没有得到国家授权与认可，没有优惠政策，更不能享受国家专项启动资金，怎么办？

　　有关人士回忆说，昆山为了这个自费开发区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了，当时根本不敢引起上级注意。直到1989年，昆山才“偷偷摸摸”地引进了一批外商独资企业，因为外资企业就可以享受国家统一优惠政策。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昆山率先试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向国内外投资者有偿出让国家土地使用权，在苏南地区，昆山的积累与发展模式独辟蹊径。如今的“昆山之路”，其实从前苏南模式时代就已经奠基，新人旧政，几经更迭，一以贯之。

　　当昆山的开发区财源滚滚，上缴国家的财政收入甚至超出了大多数国批开发区时，江苏省和中央政府也便默认了昆山的自费开发行为，昆山开发区从地下转到地上，并顺理成章地被追认为“省批”和“国批”。

　　在当时，甚至现在，企业个体没有能力通过突破壁垒来获得潜在制度收益，必须借助当地政府的力量，才能够在不规范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昆山和江阴，虽然路数不同，但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合作，远远多于冲突。政府的动机很简单也很实惠，它要构建一个有效率的产权结构和制度体系，通过明确微观主体的收益预期，激励企业创造更多的生产性利润，从而扩大地方政府的收益分享额度。在多个利益主体之间，这似乎是一个多赢的选择。

　　有人担心，在昆山和江阴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一直扮演着抢眼的角色，有可能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因为这种发展模式与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是背道而驰的。但我们只能期待，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够带来一个明晰有效的产权结构，而产权的明晰会反过来限制政府的行为。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另一种担心可能更为现实——目前啸聚昆山的台资企业几乎是清一色的IT产业，昆山实际上已经变成一座完全单一产业形态的城市，这样脆弱的经济结构，能经得起多大的风浪呢？

　　江阴＋昆山＝新苏南模式？

　　看上去江阴的内生型经济好像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后劲，至少它不会担心自己会突然变成一座产业空城。但是，江阴产业经济同样存在隐忧。

　　比如产品竞争力方面。由于产品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企业模仿能力越来越强，而王伟成书记所标榜的自主知识产权，在国内的保护力度还比较弱，因此江阴的企业越来越感受到来自同行的低层次的恶性竞争，价格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薄。如果在产品方面的优势丧失，江阴经济就可能一蹶不振。目前，这种压力越来越大。

　　江阴上下抱定一种观点，产品要保持领先，传统产业就要升级，产业升级就要依靠高科技。但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指出，高科技也同时具有高风险性，对于江阴来说，一定要提防这种潜在的风险，否则有可能出现高科技发展不起来，反而拖累了传统产业布局的结果。

　　接受采访时，王伟成先拿江阴与昆山比，后拿广东的顺德和南海比，比来比去，比出一个园区经济的差距。“据广东的同志介绍，他们的园区建设还是从当时的苏州和无锡学来的，而现在，广东每个镇、每个村都有园区。广东农村不是办工业，而是办园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好，标准厂房建设好，然后招商进区，村里收土地租金和房屋租金，一年的收入达两个亿。”

　　其实昆山就是典型的外向型园区经济，但昆山的人均耕地是江阴的一倍。王伟成说，我们要用一点土地很麻烦、很紧张、很困难。但麻烦归麻烦，园区是要建设的。“对我们江阴这个由县城演变过来的城市，坚持工业立市是丝毫不能动摇的。实现工业立市不能靠分散发展，而是要靠集约经营，要靠园区建设。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离开了园区，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针对园区基础设施问题，这位市委书记用了“会战”这样的词汇。会战的场面记者没有看到，但在昆山感受过的招商引资热浪同样扑面而来，“政府组织推动，财政扶持启动，土地批租滚动，内资外资联动”，一条沿江新材料产业带和一大批工业园区，承载着一个纸上的江阴。

　　记者问，这样做的结果，会不会使江阴经济出现转型，或者说，江阴会不会变成又一个昆山？王伟成回答，招商引资并没有错，关键是看你引进资金做什么，我们用它们发展江阴，而不是昆山。

　　不过，如果江阴与昆山模式在开放中走向融合，或许标志着中国区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新一轮分化与重组的完成，如果那样，促进社会经济整合的新因素将会很快形成。但是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一幕幕迅速刷新的情景，仓促下结论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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