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观察是：必须迅速建立不良企业退出的机制；对外国银行的限制必须合理；必须在改革中照顾弱势群体；必须尽早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

　　特约研究员:许思涛 记者:王晓冰 李树锋 官青 朱晓超

　　东亚金融危机给韩国、泰国、印尼和菲律宾予极大的教训，迫使它们在金融体制改革 上采取了诸多实质性措施。这些措施主要体现在处理不良资产，在银行系统中引入国外竞争上，以及容忍外国资本控制某些与国民生计密切相关的企业。这四个国家均设立了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以便加快银行对坏账的剥离，轻装上阵。同时，这四个国家逐步开放了本国的银行系统，以及某些迫切需要整合的行业。

　　从各国实际操作的效果看，韩国的表现最好。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 Co.)目前已处理了807亿美元，占其不良资产总量中的60%，而且它还在积极从事债务证券化的海外业务。随着韩国宏观经济的明显改善(今年和明年的GDP增长将为5.5%和7%左右)，不良资产的处理会进一步走向良性循环。

　　韩国金融改革的成效增加了韩国经济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在过去两年内，韩国经济的表现在“四小龙”中遥遥领先。格外令人欣喜的是，目前领导韩国经济复兴的增长点是私人消费而非出口。韩国央行在利率和汇率政策上也表现出比危机前更大的独立性，央行在今年五月顶着财政部的巨大压力加息，就是明证。

　　韩国金融改革取得成功的经验，首先在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国民共识。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一次性注资400亿美元，稳定了银行系统。其次，韩国还开放了它的资本项目，这也为其金融改革的成功创造了条件，而这一点往往是被人所忽视了的。资本项目的被迫大幅度开放使得韩国国内货币市场与国际利率的接轨基本一步到位。利率自由化随之带来了消费(房地产和信用卡)热潮和大量金融产品的问世。金融危机前，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受益于产业政策的大企业集团，消费者则受到排挤。过去三年中，韩国消费贷款增加的幅度分别是16%、25%和28%。银行贷款结构上的变化改善了银行资产的质量。这种资金的重新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硬化了大企业的财政软约束。

　　菲律宾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冲击相对较轻，其主要原因是菲律宾经济没有象其它东盟国家那样在大量国外热钱涌入下出现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但缺乏热钱的背后是国外投资者对它的投资兴趣也不大。

　　长期以来，菲律宾政府在财政上缺乏有效的管理体制，抑制了其私营部门的发展。在阿罗约女士的领导下，菲律宾政府一方面大力控制财政支出，一方面推动银行改革，成效比较明显。在上财政年度中，菲律宾的财政赤字被控制在GDP的4.1%；而在本财政年度中，财政赤字对GDP的比例有可能下降到3.6%的水平。

　　正如菲律宾央行副行长所说的，菲律宾政府在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已改变了人们对其通货膨胀的预期。公共财政状况的改善增加了央行的信誉。投资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长期游离于菲律宾国门外的资金开始返回国内，为菲律宾改善公共财政的努力投了一张信任票。菲律宾比索一直处于升值的压力之中。在各国经济复兴步伐加快的过程中，菲律宾是亚洲惟一具有减息条件的国家。它减息的基础就是市场对通胀预期的进一步下降，而这种下降又是建立在菲律宾政府在迈向稳健公共财政大道上的不懈努力上的。这几年来，菲律宾一直保持相对于GDP为高的经常项目盈余，这说明了两个现象：第一，出口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大幅增加，贸易盈余，经常项目盈余的扩大又体现了国家的竞争力的提高。第二，对经济高度依赖外部环境、资本和经常项目全部开放的国家，如果央行基本上执行浮动汇率政策，则这个国家的经常项目盈余应大致与其资本项目逆差抵消。

　　从这个角度上看，菲律宾过高的经常项目盈余可以看作是货币市场对菲的过份约束，换言之，一旦海外投资者对国内的投资回报率失去信心，外汇市场就会过份地压低本币，抑制本国消费和投资。因此，菲律宾最终的挑战将是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以吸引外资，从而说服国外投资者支持投资和消费，发挥出菲律宾经济成长的潜力。而即将通过的《特殊目的资产处置法》将是显示马尼拉金融改革决心的试金石。菲律宾央行希望在银行对外逐渐开放的过程中，外资银行最终占到国内金融市场业务量的30%。

　　今天，泰国在吸引外资、增加本国投资上遇到了与菲律宾类似的窘境。一方面，泰国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受到其经济发展速度的制约，另一方面，为了偿还天文数字般的外债，泰国不得不压缩国内消费，维持较高的经常项目盈余。在1998到2001年的四年内，泰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例高达12.8%、10.2%、7.6%和5.4%。持续的外贸盈余使得外债总额从1090亿美元降到不到670亿美元，国内投资和消费的萎缩使得国内坏账无法稀释。目前，泰国希望外资进入一些国内迫切需要整合的行业，如房地产、电信制造业。但随着中国日益发挥入世后在制造业上的优势，外资自然变得格外苛求；相反，泰国经济危机后在资本项目上设置的障碍(比如银行不能轻易发放与贸易无关的本币贷款)则提高了外资流入的门槛。泰国的前景不难预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经济增长水平会低于其潜在的增长能力。

　　与泰、菲两国相比，印尼的重组工作则艰难得多。虽然印尼盾和股市在今年分别上涨了20%和40%。国外热钱之所以重新回到饱受金融危机创伤的印尼，其原因是以国际债权人组成的巴黎俱乐部放宽了印尼还款的条件，而巴黎俱乐部的“仁慈”则是建立在美国反恐怖的战略布局需最大伊斯兰国家印尼配合的新地缘政治基础上。

　　股市、汇率的反弹为印尼央行控制通胀创造了初步有利条件。但应清醒地认识到，印尼现在的出口还远未够其支付外汇利息。如果印尼希望重新扮演东盟地区的龙头角色，使其经济稳定高速发展，IBRA拍卖不良资产的速度必须加快，其透明度亦应提高。BCA的拍卖固然可嘉，但其过程有黑箱作业之嫌疑。

　　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与外资流入密切相关。虽然印尼与中国一样，同属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大国，但其经济在金融危机前已基本与世界经济接轨，印尼央行目前所采取的资本项目的限制，只能通过增加资本出入的成本来稳定汇率，而不能阻止资金的外流。

　　如果银行改革迟缓，则银行坏账的稀释则只能通过增发钞票解决，直接结果则是货币重新贬值。针对这个问题，印尼央行订出了把通货膨胀率从11%降到两年后7%的宏伟目标。但如果国企私有化、不良资产处置的目标不能实现，印尼央行最终也只能屈从于政治压力，大开印钞机。和别国金融改革的最大差别是，印尼的经济改革必须与缓和社会矛盾的政治改革同方位进行。苏哈托政权的垮台足以证明仅有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远远不够的。

　　今天，中国的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国有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中减少金融危机的风险。中国的“优势”在于资本项目没有开放，政府可以利用居民大量的储蓄慢慢地消化国有企业累积下来的不良资产。但资产项目不可能永远不开放。中国消费者迟早会和韩国消费者一样，不甘心永做产业政策的牺牲品。中国政府在WTO条款中就银行系统开放的时间表所做出的允诺包含着资本项目部分开放的内涵，而国外直接投资连年上涨的背后是国外投资者对中国改革的憧憬。随着资本项目被冲击的加大，银行改革的难度也随之增加，因此中国必须短时间内处理银行坏账。

　　就金融改革而言，上述四国对中国带来如下启示：

　　——必须迅速建立不良企业退出的机制。金融危机过后，上述四国均模仿美国RTC的机制设置了处理银行坏账的资产管理公司，除了韩国，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状况差强人意。除了世界经济不景气对这些国家的出口的负面影响外，其内部因素不容忽视。政府在大企业重组中障碍重重，促使与政府相关的不良企业退出的破产法规迟迟未出台，即使出台也是无牙的老虎，起不了真正的作用。即使在韩国，现代半导体的海外出售还受到董事会和工会的阻挠，这证明仅有英美式的处理企业债务的机制、但没有砍断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勇气是不够的。

　　——对外国银行的限制必须合理。即使在经济迅速反弹的韩国，至今只有一个国有银行被外资银行并购的成功案例。上述四国均肯定外资银行在加强竞争、增加银行体系抵抗危机能力的正面作用，但在实际上又对外国银行经营范围作出过多的限制，其结果是无法真正刺激本国银行改善经营。

　　——必须在改革中照顾弱势群体。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国家更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就会出现动乱。在上述四国中，没有一个国家有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但韩国在危机前财政实力雄厚，即使在政府把大部分企业债务一举承担后，其内债也只占GDP的40%。中国没有韩国那样的家底，又背有实行计划经济多年的沉重包袱，必须尽早推出一个真正可以兑现的社会保障体系。

　　——应尽早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不仅是私营经济发展的柱石，也是央行独立性存在的必要条件。东亚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是各国财政状况的恶化。如果经济开发的东亚诸国不能迅速改善其财政状况，市场对其央行的独立性就会深为怀疑，惟一的经济增长点只能来自靠人为货币贬值的出口。归根结底，良好的金融系统只能建立在良性循环的经济系统中。-

　　本刊记者钮文新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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