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多数国家都认识到由市场确定的汇率更好，现在已经转而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体制。遗憾的是这均是在事后不得已而为之。”菲律宾央行行长布埃纳文图拉说

　　特约研究员:许思涛 记者:王晓冰 李树锋 官青 朱晓超

　　在金融危机所波及的东亚诸国中，菲律宾受到的冲击相对比较小。一种解释说，原因 在于菲国政局不稳，经济发展因之不疾不徐，也就少了“泡沫”。另一种解释则认为，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的金融动荡和随后的整顿与开放，为菲国多少打了预防针。

　　无论如何，针对菲律宾比索的动荡危机的整顿和改革同样步履艰辛地进行着。布埃纳文图拉(Rafael B. Buenaventura)自1999年就任菲央行行长之始，就担任着菲国银行重组的主帅。在去年阿罗约政府执政后，布氏仍任此职。

　　布埃纳文图拉属于商业银行出身。他曾在花旗银行供职24年，担任其在亚洲和欧洲一些国家业务主管，还出任过菲律宾商业银行PCIBank行长达10年，获得过《亚洲货币》授予的“1991年亚洲最佳银行家”荣誉。

　　就是这位布埃纳文图拉和他的副手阿曼多(Amando M. Tetangco, Jr.)，在亚行年会前后接受了《财经》的采访。

　　《财经》：在你看来，使菲律宾和亚洲其他国家陷入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整个地区应当接受什么教训？

　　布埃纳文图拉：那次危机的最大意义在于使我们的领导人和人民普遍认识到经济以市场为导向的重要性。具体到汇率，我觉得影响最为深刻。亚洲多数国家都认识到由市场确定的汇率更好，现在已经转而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体制。遗憾的是这样做均是在事后不得已而为之，没有更早地主动行事。比如1997年危机爆发时如有谁能快速做出反应，进行调整，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危机也许不至于那么深重。

　　《财经》：你说到主动反应，那么怎么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呢？

　　布埃纳文图拉：其实，亚洲国家现在也已经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固然重要，但有时也无法快速反应，因为它会与你争议一些其他问题。我想这正是《清迈协议》得以达成的原因。10个东盟国家和北亚三国基于这样的认识，签定了双边协议，提供一种快速反应的安全措施。该协议是由日本发起并占主导地位，但是中国现在也在行动，达成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在不同国家出现短期金融问题时提供流动性资金。其目的是要避免类似1997年的危机再度发生。

　　《财经》：菲律宾一直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现在又实行了浮动汇率，这与自主货币政策如何取得平衡？

　　布埃纳文图拉：要在三者之间灵活转移，小心地寻求平衡，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套用。当美国调低利率时，其他国家不得不相应调低利率，这就是全球经济自由化的现实。我们再也无法与世隔绝，而要对资本的自由流动做出反应。

　　如果你想避免资本涌入，特别是防止热钱涌入，就不要使利率对其有吸引力，就应该降低利率,否则就会有太多你不想要的热钱进来。另一方面，你也不想使资本外逃，这就又涉及良好治理的问题。

　　《财经》：另外，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货币稳定之间，菲律宾央行又如何选择？

　　布埃纳文图拉：货币政策应该是独立且积极的。哪怕仅仅是为了隔绝政治压力，也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有时政治压力使人们的情绪占上风，不一定是好事。重要的是要在独立性和政治之间取得平衡，这二者必须形成制衡关系。

　　《财经》：菲律宾20世纪80年代就经历过金融动荡，众多管理不善的银行被关闭。后来经过重组，到1994年开始对外开放银行业。那一次重组和开放，和你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银行的重组开放比起来，有哪些异同呢？两者是什么关系？

　　阿曼多：80年代除了关掉一批，还整顿了国有的菲律宾国家银行和菲律宾发展银行，重点放在增加资本金上。当时外资银行不多，只有花旗银行等四家。1994年正式开放，外国银行可以开全资的分行，成为一级法人，央行向十家外资银行发放了许可证。此外，还可以设立分支机构和合资，没有数量限制，但设立分支机构亦须取得许可证。1997年以后，菲律宾则是向更多的外资银行开放银行体系，实现了自由化。

　　《财经》：菲律宾2000年通过了《银行业法》(General Banking Law)，允许外国实体100%拥有菲律宾银行，这是否可看成非常重要的开放步骤？不过央行还规定，凡要求进入本国金融体系的外资银行必须收购现有的银行，这会不会对外资进入形成壁垒？

　　布埃纳文图拉：外资银行的引入使我们受益匪浅。它们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管理与技术、注入了新的资本、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加强了银行业的竞争。至于外资银行必须收购现有银行才能在菲律宾开设商业银行的规定，其主要意图并非是要保护当地银行，而是要控制银行数量。因为银行的业务规模要由经济决定，我们认为现有的商业银行数量已经足够了。但对于非商业银行，例如储蓄银行，则无此限制。

　　目前在菲律宾，除了土地银行(Land Bank)和开发银行(Development Bank)两家是国有银行，其余均是私有银行。五家大型菲律宾银行占菲律宾银行总资产的50%，14家外资银行和五家由外资与当地合并成立的银行约占菲律宾银行总资产的15%。上述三者综合占银行体系总资产的80%～90%。

　　《财经》：菲律宾金融业现在虽然全面开放，但还有没有限制性规定呢？

　　布埃纳文图拉：菲律宾的金融业自由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虽已全面开放，但仍有一些限制的规定。例如，我们根据法律设定了总额限制，规定外资银行的资源不超过银行系统总资源，即银行系统总资产的30%。目前外资只占菲律宾银行业总资产的15%左右。此外，外资全资银行最多只能开设九家分行，但如果是收购当地银行，则设立多少分行都不受限制。我们分阶段、分步骤开放的目的是使我们本国的金融系统有能力与全球性机构竞争。同时，我们鼓励并购，以形成规模，增强实力。

　　《财经》：菲律宾现在多数都是私人银行，政府在帮助他们建立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有哪些作为？

　　阿曼多：现在我们除了在谨慎监管方面与国际标准接轨，还强调在金融机构内部建立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菲律宾和其他国家都有一些银行陷入困境甚至倒闭的案例，从中人们总会发现一些管理不良的因素。因此，我们对银行董事的责任和义务作了规定。

　　有时，银行董事只是名义上的董事，并不参与银行政策方向的制定。我们要求银行董事发挥积极作用，规定每位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上的缺席次数不得超过会议总数的30%。我们还要求银行董事必须在参加关于法人治理的研讨会之后，其任命才能由央行金融部向我们报批。对高级副行长以上的银行高层人员，也有同样的要求，他们都要参加法人治理研讨会。

　　《财经》：菲律宾正在准备建立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但是许多专家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你们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

　　阿曼多：危机前菲律宾的不良贷款比率为4%至5%。而今年2月菲律宾的不良贷款已高达18.4%，且呈上升趋势。虽然目前仍属可控范围，但与其他建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了不良贷款的国家相比，这一数字相对较高。

　　因此我们鼓励银行尽可能多地提取不良贷款准备金，目前央行规定的贷款损失准备金比例为45%。同时，我们正在推动《特殊目的资产处置法》(SPAV)等法律的通过，鼓励商业银行将不良贷款转售给私营资产管理公司。法律出台后将规定免征资产转移税、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 taxes)和印花税。政府借此消除摩擦成本，提供一个鼓励不良贷款转移的有利环境。

　　《财经》：刚才谈的是解决不良贷款问题的直接方法。在宏观政策方面的举措是否也会有帮助呢？

　　阿曼多：保持低利率的宏观金融政策虽然不是直接针对不良贷款，但也将对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发挥促进作用。由于目前菲律宾的通胀趋势减弱，不存在通胀威胁，因此目前我们能够降低利率，帮助现有借款人继续还款，促进经济复苏。

　　《财经》：你提到不良贷款的改善，有没有时间表？

　　阿曼多：我们预期国会在今年6月或7月通过《特殊目的资产处置法》，再用三个月左右制定实施该法的规章与规定，之后银行即可进行相关交易。实际上，由于在此过程中已有银行开始与潜在投资者谈判，因此只要专用资产工具法和相关规定一出台，银行就可立即成交。今年年底和明年，可能就会见效。而且我估计改善的幅度还将较大。

　　《财经》：菲律宾在过去几年的表现给人的感觉不像泰国、韩国等其它东南亚国家那样抢眼，这是否与实行审慎的财政政策有关？

　　阿曼多：2001年菲律宾的GNP增长率达3.7%，GDP增长率达3.4%，均超过预期。在亚洲地区仅次于中国、印度(略高于4%)和韩国，名列第四。而且经济增长基本是靠国内市场和国内消费支撑，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去年我们的赤字目标为1450亿比索，实际赤字1470亿比索，与目标基本吻合。新一届政府如此致力于加强财政纪律，是因为往届政府在控制赤字方面，实际结果总是与既定目标相差甚远，导致投资者对菲律宾信心不足。本届政府为了恢复投资者信心，实施一系列改革，改善税收并控制政府开支，制定了赤字逐年递减、2006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中期财政计划。去年的1450亿比索占GNP的3.8%。今年目标为1300亿比索，占GNP的3.1%。这将使市场恢复对菲律宾的信心。

　　采访札记

　　再私有化进程受阻

　　贫穷的菲律宾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自己不疾不徐的步伐，摆在所有东亚国家面前的矛盾是开放与审慎。也许还有第三条道路：健康地快速发展。

　　5月11日上午，亚行上海年会会间休息之时，菲律宾银行家协会会长Placido Mapa在跟《财经》记者的谈话中将菲律宾在金融危机中受冲击较小的原因应归结为运气--菲律宾的经济从来没有太热过。Placido Mapa此行是代表菲律宾首都银行而来。首都银行是菲律宾最大的商业银行，在上海有一间分行。

　　5月11日晚上7时，在上海香格里拉饭店，《财经》专访了菲律宾央行副行长阿曼多。阿曼多此次是代表行长布埃纳文图拉而来。此前，布埃纳文图拉已于4月下旬接受了《财经》专访。

　　菲律宾银行业对外开放始于1994年，但在整个90年代，由于政局不稳等诸多原因，菲律宾从未像泰国那样对外国投资者产生过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并未出现过大量热钱涌入的经济过热现象。

　　1997年7月菲律宾比索开始贬值，菲中央银行在积极争取稳定汇率的同时，着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限制房地产贷款规模，调整银行买卖外汇限额，加强对金融机构分支和附属机构的管理，限令各银行在三年内将2%的净资本拿出来建立呆账防范基金等。

　　1998年年初，菲律宾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新的贷款协议，为在其后两年内确保国际收支平衡，每年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有关国际金融机构分别获得16亿美元和10亿美元的备用贷款。作为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菲律宾修改银行法，加快银行系统的改革，并采取适度从紧的金融政策，以便稳定汇率和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0%以下。

　　于是，菲律宾央行要求各银行增加最低资本，为此，中央银行鼓励各银行兼并整改。

　　为提高金融业的透明度，中央银行强化了银行行长递交报告制度，规定他们由每季度改为每月汇报一次。报告的内容也更详细，包括外汇买卖、坏账、主要客户、内部贷款和盈亏等情况。同时规定内部人士，尤其是银行行长、董事和内部高层管理人员批贷要控制在适当比例之内，严格避免“人情贷款”。商业银行行长必须有担任某金融机构高级官员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其任命必须得到中央银行的批准。

　　截至1998年底，菲律宾银行呆账占其贷款总额的11.4%。虽然低于泰国的48.8%和马来西亚的16.6%，但是亦令菲律宾政府感到金融改革势在必行，并曾计划通过融资、发行债券的方式筹措资金，由国家资产管理公司收购总额1786亿比索(到1998年11月止)的呆账。菲律宾银行的呆账是指过期30天后仍然不能偿还本金或是利息的贷款。

　　然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致使政府无力解决银行的呆账问题。菲律宾国会于1999年初开始讨论修改银行法，准备允许外国投资者购买资不抵债银行的l00%的股份。并最终于2000年通过了《银行业法》(General Banking Law)，允许外国实体100%拥有菲律宾银行，实现了银行业与国际惯例的进一步接轨。

　　阿罗约总统上台后，靠私营部门投资而非政府的赤字支出拉动经济增长。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例如放弃了基础设施建设急需的资本支出，却成功削减了财政赤字，降低了通胀预期，使央行得以降息，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并刺激投资与消费，成为东盟国家之中惟一能够降息的国家。

　　然而，菲律宾目前仍未摆脱经济低迷的阴影。对银行贷款依赖度高的制造业企业则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及受“9·11事件”的打击，出口下滑，缺乏增资扩大生产能力的积极性，导致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减少。银行惜贷，不良贷款亦呈上升趋势。

　　一方面，菲律宾央行鼓励银行尽可能多地提取不良贷款准备金。另一方面，政府正在出台新的法律，鼓励商业银行将不良贷款向私营部门主导的资产管理公司转移。菲律宾的资产管理公司均为私有。

　　对解决不良贷款问题的前景，阿曼多表示了乐观：“估计今年年底和明年，我们可能会看到不良贷款得到改善，改善的幅度还将较大。”

　　在收购不良贷款的谈判中，讨价还价亦是关键所在。到底是以账面价值交易，还是以低于账面价值的价格交易目前尚无定论。而其间菲律宾国家银行(Philippines National Bank,即PNB)私有化进程的逆转，亦凸显了国有银行私有化过程中价格问题的敏感性。

　　鉴于目前只能以低于账面价值的价格出售，为避免政府资产缩水、财政状况恶化，阿罗约政府宣布将对该银行实施“再次国有化”，三至五年内待其资产负债恢复良好状态后再将其出售，实现私有化。

　　由于菲律宾国家银行的私有化是政府同世界银行签订的银行部门重组贷款计划的重要条件，因此目前阿罗约政府不得不放弃该项贷款最后两年的资金(4亿美元)，改为谈判额度较小、范围较广的公共部门重组贷款。

　　当被问及政府此举是否将阿基诺启动的菲律宾国家银行私有化进程逆转过来时，阿曼多回答说这只是暂时的情况，要见分晓尚需时日。“菲律宾国有银行正在私有化，虽然不一定十分成功，但我认为这是必须采取的步骤。国有银行私有化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最终目标。”

　　菲律宾正在运用小国的智慧，努力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但在政局多年不稳的历史背景下，一有风吹草动，资本就会外流。如果从根本治理资本外流，菲律宾在政治改革上必须更上一层楼。把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40%以内是个良好的开端，但能否持久还有待观察。

　　不管对错，投资者已把菲律宾多年实施的无法制财政政策视为腐败工程的代名词，只有政府下决心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痛处，私人资本才会真正驻留在这个一度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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