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郭玉洁/文

　　打开进口影片之门

　　大多数中国人知道哈里森·福特这个名字是从1994年开始的，这一年由《亡命天涯》率领的一批进口大片席卷全国，将已经久违了电影院的观众重新拉了回来。从那天起直到现 在，进口影片一直把持着中国电影市场半数以上的票房，在某些年份甚至高达80%。而在所谓的“大片”背后，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原进口影片发行公司——中国惟一拥有进口影片发行权的公司——至今仍然是惟一的看门人。

　　这种持续了八年之久的格局终于开始松动。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告知《财经》，2002年3月，一份旨在组建一家新的进口影片股份制发行公司的方案，已经由电影局上报到广播电视总局，待总局批准后将进入实施。这不仅意味着长期被中影集团视为禁脔，也令国内影视界垂涎已久的进口大片从今年起将找到新的入口，而且也将打破中国电影发行放映体制改革的僵局。

　　掌门的钥匙分成了两把，进口大片的数量也将从每年10部增至20部——这是中国在入世协定中作出的承诺。因而谁将成为新公司的股东，新公司与中影公司又将如何分食这20部大片，一场牵动了国内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全套环节的改革成了2002年业内最为瞩目的话题。

　　花落谁家

　　有关新公司的提法，最早是通过2001年12月18日广电总局与文化部联合出台的《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体制的实施细则》公之于世的。根据文件的要求，在保留中影集团原进口影片发行公司之外，将“再组建一个进口影片股份制发行公司。新组建的进口影片股份制发行公司，由电影系统内国有资本控股，可以吸收非国有资本参股”。

　　自1994年以来，中影集团(其前身为中国电影发行公司，1999年中影公司与其他多家影业公司共同组建为中影集团公司)开始以国际通行的票房分账形式进口最新的外国影片，此后“大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横扫千军，国内制片方几乎毫无抵抗力，而发行放映方则只能依靠“大片”度日，不得不付给中影高额的票房份额。在电影业日趋萧条的20世纪年代，中影集团却凭借垄断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按照业内公认的说法，进口大片的发行是目前中国市场上利润最厚的环节，也是最后的禁区。

　　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尽管新公司尚在腹稿阶段，业内却已经暗流涌动。“现在，无论是制片商、发行商还是放映商，有门的没门的都希望能分一杯羹。”一位业内人士这样描述各方争斗的情形，“这也给决策者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记者几度联系负责此次方案制订的电影局宣传发行处，有关人士均以“未有定案”为由避而不谈。不过经多方了解，在今年3月上报的新公司组建方案中，新发行公司的控股方将仍然是中影集团，而各地电影制片厂由于亏损严重，对进口影片的发行权呼声较高，所以也将获得部分股权；至于吸收非国有资本参与的任务，很可能将落到2001年9月刚刚成立的世纪英雄电影投资有限公司头上。

　　“我们拥有广电总局批准的目前国内最全的业务许可。”世纪英雄董事长李博伦向记者列出了其包罗万象的业务范围：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的制作、发行；电影开发、制作和销售；自产影视产品出口；影视范围内中外合资、合作；影视器材进出口；演艺人员经纪等等。李的弦外之音是进口大片已是其题中之义。

　　注册资本3000万元的世纪英雄由中影集团和中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联合组建，两者各拥有10%和90%的股份。中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是近两年在电信、IT、影视等多个领域连续出击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一家真正的民营公司——中国天平经济文化有限公司，两者分别拥有51%和49%的股份。在中信与中影的大旗下，世纪英雄号称要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影视制片商”，但实际上其民营股份仅为44.1%。如果李博伦的梦想成真，如果业内的猜测成为现实，新公司极力邀入的民营成分将是相当稀薄的，因为世纪英雄还需要与国内大制片厂分享由中影剩下的不会超过49%的股份。

　　这样的股权结构显然使对改革寄望甚高的业内人士降低了热情。“与其说是为了引入竞争，不如说是对原有的电影制作发行环节进行利益再分配。”一位专家如是评价。更多的业内人则寄希望于新发行公司的成立能够有力地推动国产影片的生产、发行和放映。因为正是在同一文件(《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体制的实施细则》)中，发行公司获得进口影片的配额与发行国产影片的业绩联系在了一起，“两家进口影片发行公司第一年分别发行各自通过分配与竞价相结合获得的进口影片(原则上各50%)，以后每年发行进口影片的节目数量取决于上一年度发行放映国产影片尤其是推荐国产影片的发行业绩。”

　　争夺发行权

　　2002年1月，著名导演陈凯歌在回答中国电影市场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时一语中的：“主要是没有比较成熟的电影市场。电影运作要符合经济规律，使投资(当然不是所有的)在市场中能得到回报。”

　　但与之相应的是一系列令人尴尬的数据。官方公布的2001年中国电影票房为8亿元左右，生产故事片88部。即使在票房鼎盛的1995年曾经达到24亿元人民币，其中大半也是由进口影片支撑的；而美国2001年的票房收入是83亿美元。业内人士一般认为，中国电影工业的颓势始于1992年，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工业以放开准入和重构竞争格局为主的体制改革也刚刚起步。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制片还是发行、放映领域，竞争的图景远未展开，整个行业的市场却日渐萎缩。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推进电影发行放映体制的改革在2002年初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强调，改革发行放映体系的主旨在于“减少发行层次，合理分配制片发行放映利益”，也就是说电影院线要组建为一个平面的联合体，直接面对制片方，从此告别立体的层次繁多的发行环节——这意味着对各级发行公司的进一步削权。

　　对发行公司体系的质疑由来已久。1953年5月，原文化部电影局发布《文化部电影局关于电影企业推行经济核算制的权限、责任、业务范围及财务关系的指示》，决定对电影行业实行计划生产、统购包销、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经营方式，按制片、发行、供应、洗印等进行专业分工。此文发布后，国产影片发行权便划归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所有，从此，中国国产影片产销脱节长达40年。在这40年里，中影公司收购所有国产电影，再根据各地上报的订片量制作出拷贝，分发到各省级发行公司；省级发行公司再下发到各地、市、县级发行公司，最后提供给影院放映。

　　1984年，中国政府宣布电影制片厂属于企业，不再享受国家行政拨款，但票房收入仍然控制在发行公司和电影院手中。于是制片厂为自身考虑，对发行权的呼唤愈发强烈。各利益方一直胶着到1993年，广电部才下发《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一被电影业习惯称为“三号文件”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企业必须改变40年来计划经济下电影的“统购统销”，调整由此形成的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经济分配上的不合理状况，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见面(进口影片仍统一由中影公司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司发行)。

　　改革之初，制片厂如人们所期望的一样，尝到了一些甜头。199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与香港合拍的影片《狮王争霸》，在直接同上海新成立的全国第一家电影股份制公司——上海永乐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的交易中，破天荒地从上海电影市场上获得了近百万元的票房收入，电影局宣传发行处处长毛羽说，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

　　但随之而来的是，制片厂发现，尽管中影公司国产影片的全国垄断经营被打破了，但各省级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独家经营、垄断发行以及中间环节过多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过去制片厂面对中影一个垄断经营者，而现在要面对32家地方垄断经营者。制片厂与发行公司的谈判仍然是“一对一”，仍然处在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制片、发行、放映三方对票房实行“三三分账”，各级发行环节仍然可以拿走将近三分之一的分成。

　　各个环节必须从票房中分食，发行放映方又占据垄断地位，于是影院和发行公司瞒报票房的现象屡见不鲜，制片厂甚至拿不到真实票房的三分之一。从谢晋执导的《鸦片战争》，到陈佩斯投资并主演的《好汉三条半》，以及《爱情麻辣烫》等影片，都有过因一些地方的发行方隐瞒票房收入产生的纷争。

　　区域垄断带来的问题并不止于此。制作过《洗澡》、《爱情麻辣烫》等影片的艺玛公司总裁罗异曾经对记者回忆起拎着拷贝去各省市交涉发行的痛苦经历。中国没有统一的全国院线，制作单位只能自己把拷贝推销到每个省市的发行公司，因此付出的财力物力甚至比改革前更为沉重。

　　1993年改革后另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是，失去了国产影片全国发行权的中影公司从第二年开始，每年从国外引进10部以好莱坞影片为主体的，“代表世界电影艺术与技术最高成就”的“大片”，在票房上把国产影片冲得风雨飘摇。而中影公司垄断了在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大片发行权后，又以此为筹码在随后两条院线的竞争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条院线难产

　　在发行体制沉疴不治的情况下，2000年以后，电影局官员在各种场合表示，要推广院线制，建立第二条院线，打破区域内的垄断现象。此次《实施细则》更是以条例的形式直言“要尽快组建两条或两条以上的院线”，《细则》甚至列出了时间表：在2002年10月之前，北京、上海等六个省市必须建立两条院线，否则将不予供应大片。

　　事实上，第一次改革开始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自发产生了建设第二条院线的努力。对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相当熟稔的毛羽回忆说，1995年之后，地市电影公司和影院作为企业法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希望直接面对制片厂以便影片更直接地与观众见面。1995年，由福州等几个城市电影公司组成的海峡公司、由上海电影制片厂组建的第二条院线即东方院线以及四川、山西等地的第二条发行渠道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发起了向省级发行公司垄断地位的挑战。

　　但是，制片厂看到的曙光很快就黯淡下去，1994年获得进口影片发行专营权的中影公司凭借着手中的大片实际上掌控了全国的票房，也进而掌握了下游发行渠道的生死大权。这意味着谁拿到了中影大片的地区发行权，谁就能成为竞争中的绝对胜利者，竞争刚刚冒出火星便被淹没在中影公司的垄断之下，陕西省院线改革的夭折便是一个缩影。

　　1997年底，陕西省电影公司上报文化厅一份《关于全省35毫米影片经营的改革意见》，提出影片发行市场全方位放开，凡有条件的地市电影公司都可以申办全省影片发行许可证，面向全省发行，不受行政区域限制；同时，电影放映市场也全方位放开，放映单位可以自由选择具备省厅颁发的影片发行许可证的发行方，不受区域限制。1998年新年伊始，改革在陕西全面铺开。

　　由于缺少自己的院线，陕西省发行公司在与西安市发行公司的竞争中很快落入下风，拥有八家直属影院的西安市发行公司，发行收入几乎占全省2/3。西安市电影公司获得了独立购买影片和在全省发行影片的权力后，购片积极性高涨，1998年初，西安市在与省公司竞价中影公司的一批影片时，以高出过去几十万的价格获得了这批影片的全省发行权。这是一个承担很大市场风险的价格。不过，因为这批影片里有《泰坦尼克号》，西安公司得以涉险过关，一年之后，各项收入皆创历史最好成绩。而省公司却因没能得到影片而失去了长期以来调控市场的能力。

　　在此情况下，陕西省文化厅认为“改革出现一些新问题，特别是不少地方出现竞争无序、走私泛滥的混乱现象，使国产优秀影片不能正常放映”。于是，分开的市场重又以行政命令整合在一起，电影发行机制重回老路。2000年初，广电总局电影局依据《电影管理条例》给西安电影公司和西安电影制片厂通过资产重组形成的发行公司下发了全国《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但是地方的保护使得这家新公司至今都不能在当地工商注册，最终胎死腹中。

　　按照院线制的特征，各省两条院线的竞争集中在对影片发行权的独家争夺上，但是一条院线的生存至少一年应该有100部以上的影片，而自1994年以来中影公司的每年10部进口影片和制片单位的国产片加起来都不能提供足够的片源满足两个发行机构的需求。于是谁争夺到了影片尤其是好影片的发行权，谁就赢得了能够生存下去的机会。一些卖片单位尽管从当时的竞价得到了利益，但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马上尝到了这种自杀性出价的经营方式带来的苦果：买方投入太大没有实力收回成本继续购片，卖方因买方的惨淡经营也最终不能获得高价。

　　在电影局的协调下，1998年正式开始运作的四川第二发行渠道四川峨嵋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不再通过竞价方式而按照其市场份额，获得了进口影片的供应。至此，一个地区两个发行渠道的建立开始走向正轨。之后不久，广西、湖南、广东、湖北相继出现了两个发行渠道。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因两条发行渠道之争而引起“肥水流向外人田”，地方出现的种种改革激情也被压抑下去，一种发行公司之间的联营模式在几个省开始尝试。1998年继中影公司向山东几个地市电影公司直接供片之后，在山东地方电影管理部门的干预下山东齐鲁影业公司成立了；江苏长江影业公司、湖北、陕西等地的省地市电影发行公司的“俱乐部”也在相似的情形下诞生。但为了稳定地盘而结成的联营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重组，由于所有制关系没有改变，各联营公司内部人员臃肿、吃大锅饭的局面依旧，联营甚至还带来了牵扯不清的三角债问题，联营中的省级公司被拖得不堪重负。

　　为了摆脱联营后的困境，另一种发行改革模式在辽宁、北京、上海等地进行尝试。1997年辽宁省电影业所进行的改革，被电影局有关人士称为“目前为止发行放映体制改革步子最大、最彻底的一次改革”。经过重组后成立的辽宁北方电影股份公司，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将全省范围的电影市场归为一个大市场，变原来的省市县多个发行层次为一个层次，变省市县公司之间行政区划关系为资本运营关系。

　　然而，无处不在的中影公司很快以债转股的方式进入到辽宁北方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实行参股，竞争的苗头很快被更彻底的统一遏制了。

　　谁来投资院线

　　无论如何，在省内组建第二条院线仍然是有关部门改革思路的基调，《实施细则》中规定，2002年10月1日之前，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要率先组建两条院线，否则将停止向其供应进口分账影片。

　　据悉，目前全国范围内的院线改造正在进行中。毛羽介绍说，制片方、发行公司、影院都试图成为院线主体。但是来自企业的声音却显示，在现有的体制之内建立院线仍然困难重重，北京新东安影城总裁姜伟解释说，“在国外谈起院线，人们想到的就是同一所有者，其次是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但国内由于各影院的所有权不同，统一的管理和经营在技术上很难操作。”

　　尽管如此，新的资本仍然给市场注入了活力。以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公司为例，新影联目前签约的51家影院，有的属于区文化局，有的属于电影家协会，有的属于工会，不一而足。总经理刘祥惠说，因为资产没有连接，也没有人事任命的权力，在管理中常常无法贯彻公司的思路。于是，新影联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对新东安影城等部分影院进行投资，成为影院的股东，另一部分如大华等12家影院投资新影联，成为新影联的股东。通过这两种方式实现资产连接，新影联实现了北京市的统一发行放映，并连续六年盈利。

　　刘祥惠数次提到的新东安影院，建于2000年底，由香港安乐电影院线公司、中影集团、北京新影联等共同投资修建。有四个小厅可供选择，声光效果出众，仅靠硬件设施就争夺了很多观众。建成一年之后，据说一个座位一年可创收1.5万人民币，影城总共500个座位就是750万元。

　　但雄心勃勃的投资者们并不满足于建设一家影院，曾制作过《卧虎藏龙》、《大腕》的索尼(中国)总裁陈建德表示了对投资院线的兴趣，他把新东安的成功理解为硬件设施的胜利，“硬件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院线首先应该体现的是影片放映的不同，如果全国所有院线放映的电影都一样，那就不能形成竞争。”片源的极度缺乏却使陈的雄心难有用武之地：去年国产故事片88部，加上10部大片和另外一些中影集团的进口影片，总数不过100部左右，刚够一条院线的放映量。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方在迫切的愿望之外脚步谨慎，“没有制片和进口影片发行的自主权恐怕是不行的。”陈建德说。

　　外资准入政策的放开也并没有人们设想的那样顺畅。根据入世协议，外资占股不得超过49%；而2000年10月颁布的《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中则明确规定，中外合作电影院，合营中方应拥有经营主导权，中外合资、合作电影院不得冠以境外影视(媒体)、院线名称。面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外资大多望而却步。

　　与此相对的是悄悄进入的港资。比较著名的有香港安乐院线投资的北京新东安、香港嘉禾电影集团投资的上海嘉禾影城，香港环艺公司投资的环艺影城。关于这三家影城中外资的份额有着不同的传说，但是凭借雄厚的资本、严格的管理、良好的服务和放映措施以及对政策环境的熟悉，这三家影城都已成为当地电影院中的翘楚。

　　相对于外资而言，院线行业对民营资本已经完全放开，但是资金壁垒却使得真正有资格参与的玩家极为有限，一个多厅影院投资往往在1000万元以上。因此并不正宗的“世纪英雄”成了民营资本在院线领域的代表，世纪英雄董事长李博伦说，“世纪英雄”计划在各大城市收购和建造100家左右的影院，从而建立全国性的院线。若真能参股进口影片发行公司，依托“世纪英雄”的制作能力和发行特权，很可能成为继中影之后的第二个垄断者。然而对于现阶段中国的电影市场来说，需要的并不是托拉斯，而是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

　　本刊记者王晓冰、靳丽萍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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