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关税，数量限制等是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壁垒，而现在，严格的技术标准，复杂的质量认证，以及名目繁多的在包装、标志和卫生及环保等方面的要求构成了新的技术壁垒，这种壁垒更加隐蔽，更难对付，有人称之为"绿色壁垒"。这些"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正日益显露出来。

　　在天津东港海关，查验二科的科长任国权专门为记者调出了今年一季度被退回的农副产品的清单。可以对比去年一季度的退运货物：农产品退运共80票，总价值134万美元，涉及到集装箱96个标准集装箱；今年是92票、总价值138万美元，涉及的集装箱是129个标准集装箱。

　　记者看到，就在我们采访的当天，还有金银花和板栗等产品被退回。那么这些产品被退回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看退运说明，这批出口到韩国的1375袋豆类产品，退运原因是因为豆子表面有灰尘，同时豆子的直径少了两毫米。而一批鸭梨被美国退回的理由是因为鸭梨的表面检查出某种细菌；另一批中药被退回的理由是货物的颜色太浅，而且形状大小不等。

　　据了解，退运的主要产品集中在蔬菜、水果、中药材以及一些天然蜂蜜等。退回的原因，一是国内的有的产品生产条件和卫生条件不合格。第二是进口国以提高它的技术要求标准达到一些技术壁垒。第三是国内目前从质量检验检疫标准与进口国和国际上的认证有差别。

　　在近期退回天津海关的农副产品中，最典型的是中国出口到欧盟国家的蜂蜜，对方退回的理由是:欧盟检出中国的蜂蜜达不到"10万吨中不能有1克氯霉素"的要求。记者注意到，这份136桶蜂蜜的退运协议上表明，中方的企业完全承担了费用和责任。那么，这些遭遇退运的企业，对此是怎么看的呢？我们电话采访了一个蜂蜜出口经销商。

　　蜂蜜出口经销商说，这批30多吨蜂蜜已经卖掉了，估计损失为一个货柜来回运费3千美元左右。据悉，当时从不来梅往回拉的不止这些，中远有一条船上都是往回拉的蜂蜜有一千吨、两千吨的数量。

　　这位经销商强调，有技术壁垒的成份在里面。那么象这些信息作为出口企业事先没有掌握到吗？没有，他说。行业协会没有给你们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吗？他说，他们也不知道。

　　据了解,由于出口欧盟受阻,目前中国蜂蜜的出口报价已经由900多美元拉低到600多美元.另据青岛海关提供信息:青岛海关2002年1到3月被退运的冻鸡产品为505.4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2倍，主要原因是进口国实行了新的检疫标准;大连海关提供信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2月底，出口农产品遭退运159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4%.而这两个海关农产品的出口总量并没有大的增长.看来,技术标准对于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正在形成一定的壁垒。

　　技术标准正逐渐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新的壁垒。比如茶叶,欧盟宣布禁止使用的农药从旧标准的29种增加到了新标准的62种,部分农药标准比原标准提高了100倍以上；再比如蜂蜜,欧盟提出蜂蜜中的氯霉素不能超过0.1个PPB,也就是说10万吨里不能有1克氯霉素含量。面对这些不利因素，中国农业应该怎样应对呢？本栏目特约评论员张汉林有一些观点。

　　专家称对付“绿色壁垒”预警机制很重要

　　技术标准正逐渐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新的壁垒。比如茶叶,欧盟宣布禁止使用的农药从旧标准的29种增加到了新标准的62种,部分农药标准比原标准提高了100倍以上；再比如蜂蜜,欧盟提出蜂蜜中的氯霉素不能超过0.1个PPB,也就是说10万吨里不能有1克氯霉素含量。面对这些不利因素，中国农业应该怎样应对呢？本栏目特约评论员张汉林有一些观点。

　　记者：用质量标准不合格来退用我们的出口农产品是不是符合世贸的规则？

　　张汉林：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它是允许世贸组织成员采取符合国际标准或者是说一些区域性的国际组织标准，或者说国际标准化组织公布的一些标准，对某些产品的质量进行检验检疫，这个应该说是它的一个权利，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同时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也规定你不能滥用，还有一个就是说原则上要求你在实施的时候，必须要非歧视性，意思就是说必须对所有世贸组织成员的产品都这样，而不能专门针对中国的产品这样做。

　　记者：那这一次应该说并不是专门对中国产品一种歧视性的政策？

　　张汉林：对，但是实际上产生直接影响比较大的是中国。

　　记者：那么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的出口农业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突破这些技术性贸易壁垒？

　　张汉林：我觉得预警作用很重要，所以我始终强调预警机制，这个预警机制不单纯是对工业产品，实际上对农产品同样很重要，所以这种预警作用对提醒我们国内的企业生产者调整自己的产品开发策略、市场战略都很重要。

　　记者：但是工业方面的预警机制，您主张通过工业协会来进行，那农业该怎么办呢？

　　张汉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认为农村经济组织形式要做一些积极地调整，这个时候政府服务变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这方面的包括一些中介组织。这些中介组织我说的并不一定指的所谓的协会，但是我们可以积极地组成一些所谓的农产品的出口商协会，我觉得这些行业性的中介组织实际上是应该积极组建的。

　　记者：我觉得前些年，我们很多地方都在推广一种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化的生产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模式是不是也要做些调整？

　　张汉林：你说得太对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公司加农户的确在面对国内市场竞争的时候，应该说它能够比较快地做出反应，但是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对公司它本身的这种定位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它必须要很快熟悉国际国内市场的变化，然后迅速地反馈给农民，然后调整农民的种植结构，调整农民产品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标准等等。我觉得这个东西变得很重要。

　　记者：现在有些地方比如像(山东)寿光这些地方，现在已经开始用统一的标准来生产所谓的无公害蔬菜，这对于突破对方的技术壁垒能有多大帮助呢？

　　张汉林：应该说山东寿光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很多地方借鉴，因为它完全按照国外的标准生产，包括它打到日本打到韩国去的一些产品。我就按照你日本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甚至按照你的包装要求，这个是我们的产品在日本市场上具有很重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日本国内的农产品竞争不过我们，所以这一点的确值得我们借鉴。

　　农产品退运比例的增加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正如张汉林教授所说，中国农业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难题，必须进行包括生产组织形式在内的农村深层次改革。以挑战促改革，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经济半小时》记者王朝阳、马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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