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金焱特约记者◎田磊

　　2月1日，中国石油集团正式公布2001年实现利润530亿元。530亿是让中国石油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富才骄傲的数字，另一个数字同样让他骄傲——马富才说，全集团两年来累计裁员36万多人，其中股份公司裁员5.5万人，存续企业裁员近31万人。

　　36万人与530亿元的关系是:公司每裁掉一个人，费用为7.8万元，而公司平均的消耗是每人每年3万元，因此减员增效达38亿元。

　　裁员并不像马富才说得这样轻松简单——一个月之后，中国目前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的部分工人——在得到平均每人7.8万元“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费用后，开始了持续近一个月的上访。

　　马富才曾经自嘲说:“在世界500强中，中国石油集团也得了个第一——就是人员第一。”裁员问题也是国有企业改革最直接的痛处。

　　大庆是一个特殊城市，石油产业一柱擎天。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陈岩(化名)说，大庆与其他城市的不同在于，一般城市中一个企业的好坏对城市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但在大庆则不同——大庆是资源型经济，石油、石化、地方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为90.3∶5.2∶4.5。与西部油田相比，大庆油田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西部油田现在正是上产阶段，工作量呈上升趋势;而大庆油田处于逐步减产期，今后的趋势是每年减产150万吨。

　　大庆是一个因石油而存在的城市，也许有一天它的毁灭也是因石油。而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大庆石油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府问题，它关系的不仅仅是大庆一个城市。

　　大庆工人上访并非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偶然。

　　油和城

　　在大庆寻找“市中心”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寻找油田的象征物“磕头机”(抽油机)，却是简单的事情。

　　大庆不是一个外向型城市。一位在大庆市委工作的先生向记者描述他初到大庆时的情景:“你总有一种到了郊区的感觉，认为前面不远就进市里了，可是直到你出了大庆，还是觉得是在郊区。”从理论上讲，大庆属于矿区型城市——哪里有油，哪里就有生产，就在哪里发展住宅，商业和服务业随之形成。所以随处可见的磕头机才是大庆真正的中心。

　　有人形容大庆的区与区之间“如同天上的星星与星星之间，中间隔着寥廓的天空和辽阔的荒原”。人也是这样。记者在大庆停留三天，见到的最大人群是一支30人的秧歌队，而大多数情况下，街道上看不到行人和自行车。负责大庆现代化研究课题的一位政府官员说，大庆人口规模不够，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处于过剩状态。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的陈岩的同学觉得大庆不像中国，像加拿大。

　　大庆不像中国的地方很多，比如说，它缺少一些中国城市进入市场经济后表现出的急功近利:象征大庆精神的铁人广场去年才建好;城市的建筑物大都四五层高，没有现代大都市的高楼夹峙。远望小区是一个特例，这片骤然凸起的楼群成了大庆的制高点。

　　大庆因油而生，因油而兴，因油而荣。与计划经济联系紧密的油田带给大庆规律性的城市安排，使大庆像磕头机一样有规律地摇摆。龙南是让胡路区的商业中心，同其他商业中心区一样，这里商家高高挂起二三层楼高的巨幅牌匾，方方正正的牌匾之间没有高低错落，让人联想起大庆四四方方的楼房和横在半空的大粗管子——大庆是一个缺乏技术性的城市。3月29日中午，记者在此经过，排列在路边的歌厅广告牌一律是四五米高的人像，整个商业区没有促销活动，只有一家饭店播放着抒情歌曲。而到了晚上6点左右，这里已经一片萧条。

　　大庆的规律性总让人恍然置身于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其实在大庆，也不断有人试图打破这种规律性。经六街的出现算是一个反例。哈尔滨的赵悦形容经六街，“好像到了香港的红灯区——旅馆的灯箱、霓虹灯、巨幅的夜总会招牌交相辉映”。经六街现已转向衰败，但大庆人至今仍未忘怀这个新生事物。另一个是传言投资数亿元的巨大建筑龙宫，当年它曾是大庆最大的水上娱乐场所，后因涉嫌赌博而被黑龙江省执法机关查封。此后虽屡次转变功能，但回天乏术，成为一堆水泥垃圾。

　　将大庆与时代拉近的东西只在近两年才多起来。大庆高新技术开发区是一个集中的展示场所。新玛特休闲广场很有代表性——在大庆，新玛特是时尚和现代购物的惟一记号。2001年10月成立时，这座四层楼的黄色建筑让大庆人耳目一新，感受到了购物、休闲、餐饮集于一体的现代智能服务。

　　大庆高新技术开发区引人关注，它是惟一依托石油石化产业基础建起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而在大庆，石油起着绝对的控制作用。教育、通信、供水、交通、购物等很多行业都是石油管理局下属的企业，而并非由市政府管理。

　　大庆有两个竞争激烈的电信公司，一个是管理局的油田通信公司，另一个是中国电信公司。大庆街头的公用电话亭通常就是两家公司一边一个。而在大庆打电话有个术语:“抢拨”——由5字头的油田电话拨6字头的市政电话时，需要反复拨打多次，才能打通“抢到线”，反过来也一样。据说曾有一段时间，这两家电话很难互相打通，于是很多人家干脆设了两部电话。

　　对于大庆来说，让胡路区和萨尔图区是石油管理局和市政府各自的天下。用大庆老百姓的话说，在萨尔图区的居民脑袋比较活络，因为他们更多需要自己谋生;而让胡路区的则是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有油田养活。

　　强大与脆弱

　　虽然不再靠油田养活了，大庆龙新小区的童玉(化名)的一天依然从早上6:00开始，7:30准时上班——这个从油田会战延续至今的时间，使大庆成为全国上班最早的城市。而中午11点休息，晚5点下班的时间表也周而复始地主宰着很多大庆人。

　　童玉“买断”工龄后又被原单位返聘，但需要7:30上班的天数不断减少，原来按计划分配下来的活愈来愈少。工作变化带来生活上的改变:原来上班前抹脸的“友谊雪花膏”被她扔在一边，“现在啥心情都没了”;而最不愿进商店的她现在却要频频光顾，单位发的东西愈来愈少了。

　　变化始自1998年前后。原来每年的2000元奖金和年节日的500元生活补助都没了——原来单位分的东西小到水果蔬菜大到地板块、毛毯，“吃不完用不尽”，童玉为此买了两个冰箱。现在冰箱成了碗架柜，两个阳台也空空如也。

　　199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字显示了大庆人的小康生活:职工平均工资列全国223个地级以上城市中的第10位，是黑龙江省的第一位;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列第19位，在黑龙江省排第一位。大庆的福利保障曾令人羡慕，因而被称为“中国东北的挪威”。童玉一家住80多平方米的房子，搬进去时惟一的装潢是自己铺了大理石地面，其余的单位建房时都弄好了。80年代中后期这样的一套房子每月只需象征性地交3.45元，而童玉在龙新小区的房价按市场价算要20多万元，童玉一家三口1999年入住时自己只交了4万多元钱，其余的由单位出。

　　童玉的生活是这个200万人口的城市的一个缩影。大庆有近30万的油田职工，还有80万人为职工家属，无论从住房到采暖，从医疗到教育，他们曾享受过大多数中国人享受不到的生活。大庆人因油田而生的强大在90年代几乎达到极致:

　　童玉记得那时她到哈尔滨道外南马路给单位上货，她是惟一从来不欠钱的。在哈尔滨的亲属单位效益不好，童玉供他们吃了三年的猪肉。在哈尔滨的高档商场里，有时哈尔滨人没有大庆人多。在大庆市区主干道铺筑了水泥路面，哈尔滨则全是柏油马路，因为铺不起。在大庆，一个二级单位的小头头去海南出差，也是一路“大奔”的气势。后来省里限制轿车数量，很多人就都买尼桑、丰田一类的轿货车，轿货车成为大庆的另一景观。童玉的亲属在龙新小区所属的物业公司工作，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每年账面资金流动也得几十个亿”。

　　以这样优厚的待遇为背景，大庆造就了不同的人群:一个是“家属”们——大庆是移民城市，从全国招工，很多“媳妇”只是在家照顾丈夫生活起居，这些不工作挣钱的“家属”人数相当庞大。另一个是陪读人群，在陪读成为全国普遍的现象之前，大庆就有一批家长“陪读”。童玉的外甥女今年上高二，女孩的妈妈每天晚上都去陪读，看着孩子学习，照顾她的生活。童玉听说，就在妹妹住的那个公寓里，陪读的人就有300人左右。

　　有人形容大庆人:“不患贫，患不均。”但长期规律性的生活和工作造成的稳定很快被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打破，大庆人被分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大庆人最早体验“下岗”的是市政系统的人(大庆人称市政府为“市政”)，而管理局系统的人有“下岗”意识则整整晚了10年，以中国为坐标，大多数大庆人的“下岗”意识晚10到15年。

　　童玉在大集体的建材公司上班，2000年年底，大庆油田的全民制单位买断结束。大庆出现了大量的“买断职工”，有人最多拿到了18万元，一般也能达到10万左右。新的人群的出现使一部分大集体职工心有些慌，变化让他们意识到多年的稳定已经开始动摇，他们甚至等不及再多看看情势发展，就在2001年跑到北京告状，最终如愿拿到了大集体职工不能享有的买断权利。

　　大庆市的买断人数(官方说法叫有偿解除劳动合同)被估算为8万人左右，他们在大庆掀起了买股票热、买出租车热和租柜台热。不过长时间在计划经济体系下思维使大多数人毫无收获。

　　童玉因为被返聘心理落差还不大，但是她发现要适应现在的生活并不容易:“以前说话都理直气壮的，咱是主人，现在成了打工的，没什么意思了。”地位变了，工作性质也变了，“以前是计划直接下来，你们的活儿是干不完的干，现在让自己找市场，市场太有限了。”童玉于是开始怀念最初在大庆奋斗的日子:“我们就穿着用劳动布做的大匝趟棉袄棉裤，一线工人经常一身泥一身油的。那时候住在干打垒的房子里，想买个背心都买不到……”

　　浮躁的3月

　　3月1日，大庆的买断职工们开始了新的规律生活，他们又出现在石油管理局门前，早晨8:00左右到，中午11:00左右离开;下午2:00左右到，4:00左右离开。天气不好不来，星期六、星期日在家休息。这种规律性的活动不是上班，而是上访。

　　上访活动几乎持续了一个月，上访的动力来自强烈的归属感——油田是他们的世界，不只是他们的家。3月25日，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苏树林等陪同国务院调查组到油建公司与23名有偿解除劳动合同职工座谈时，一个姓魏的工人说:“买断后突然就不是石油人了，心理落差极大。”

　　在龙新小区，有专门为离退休职工准备的游艺室。记者3月29日在这栋漂亮的二层小楼里看到，无论是健身器械还是台球、乒乓球等娱乐设施，都相当不错。这样的游艺室是各小区的配套设施，一些职工过去从家到单位的“二点一线”因此改为从家到游艺室。大庆市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有些买断职工也想去游艺室玩，却遭到拒绝，有的游艺室还贴出“买断职工不得入内”的字样。一位工会主席说:我们一般都在管理局工作了10年、20年，现在离开了工作岗位，并且与退休还不一样，感觉让人瞧不起，整天无所事事，成了无业游民。

　　陈岩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裁员不裁员，而是社会有没有能力吸纳。现在油田要将这部分人变成社会人，而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油田。

　　在大庆周围的几个城市都面临着大量的下岗职工，却没有同样规模的上访职工。在哈尔滨的三大动力，“一家三口人只有200元的有，几个月半年吃不上肉的有，但是你可以支摊卖手套，三元两元的手套钱挣得出来”。在齐齐哈尔，兵工厂转型后下岗工人也很多，但是毕竟城市功能比较齐全，“在齐齐哈尔干不了可以到大庆”;而在大庆，从下岗职工的接收地，变成流出地并不容易。

　　追溯买断之前人员的流入流出，2000年油公司——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和石油管理局的分家是一个起点。凭着石油“起家”的大庆石油管理局没有了油田，只有物探、钻井等非采油行业作为存续企业留下来，效益没有以前好。据统计，2001年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的利税是几百亿，而石油管理局的利税只有几十亿。有人形容在此以前吃的穿的都是一样的兄弟，现在一个在吃鲍鱼，另一个可能得去要饭了。

　　不过，引起职工上访的导火索据说是养老保险。更具体说法是:由于去年没有“买断”的在职职工收入特别好，保险费因此相应地上调。一些买断职工于是开始担心自己承受不了。不过事后证明，诸如物业采暖费、房改问题等也都成了上访内容。巨大的失落感使上访职工对以后的生活非常忧虑，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担心子女今后的生活。一位姓黄的职工这样表达他们的忧虑:“油田改革了，子女以后就业不会再有许多机会。现在，我听他们说择业时要填写父母工作单位等栏，这不是为难他们吗？”

　　一位姓杨的老主任则这样表达裁员面临的困惑:“当时说管理局这艘大船负担太重，现在要沉了，我们这部分人响应局里号召，从大船上跳下来了，结果，还没找着岸呢，就发现大船已经开走了。”

　　3月30日，经过有关方面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在强化了法制意识后，铁人广场里已经没有了上访职工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广场上空高高飞起的风筝。但潜在的问题似乎并没有真正解决。也许，经历了这样一次振荡之后，大庆人无论是寻找“岸”还是为船行推波助澜，可能都将是一个新的开始。-

　　中国石油的主动与被动

　　下到大庆矿区，陈岩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的油呢？”这是矿区负责人询问没有完成采油任务的员工——对于处在逐步减产期的大庆油田，今后的趋势是每年减产150万吨，“我们必须往出一点点地抠油”。

　　石油产业是实业型的产业组织，“不是广告公司一类的，可以有一点弹性”。马富才算了一笔账，一天对中国石油来说就意味着28万吨的产量。石油大学经济系系主任董秀成指出，中国的石油上游的开采成本愈来愈高，已经进入了中后期，“现在用尽了各种手段，最终可能还是抽不出油来”。

　　抠油是一系列精打细算的行为中的一个，裁员是另一个。陈大恩说，中国的石油加石化有200万人之多，而国外同样生产规模的公司可能只有一两万人。他说他每次到拉美一些国家说起我们的石油工人数量时，总会闹出一些笑话——这个数字太庞大，外国人觉得不可思议。

　　在一系列重组改制后，陈大恩算了一下，中国石油集团从人数上看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公司，而公司的经济状况、资产总值却不是最大的。中国石油所面临的压力在逐渐加大:过去中国把石油作为战略物资，从国家的角度实行管制，亏损对企业也没有压力，因为这是国家政策的结果。但是现在这样做不行了。

　　尽管我国有上游石油工业的保护，但是保护期只有三到五年。在中国的石油企业与国际接轨时期，我们还处于NBA的模仿动作阶段时，诸如埃克森、美孚这样超一流的国际石油公司已经开始合为一体，中国的石油公司与这样的石油巨头的未来之争，将成为国与国之间的超级博弈。

　　董秀成说，不同于其他行业，改革是发生在企业很困难的情况下，被迫性很强，石油行业的特殊性在于，企业效益依然很好，可能还会继续好下去，但危机已经发生了。大庆市石油行业的一系列调整虽然从地方上讲有主动的意思，但是从国家的角度讲，已经是迫不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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